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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历史发展各阶段与政治的关系研究①

2012-08-15陈庆伟

当代体育科技 2012年6期
关键词:运动会亚洲政治

陈庆伟

(安阳工学院体育教学部 河南安阳 455000)

亚运会历史发展各阶段与政治的关系研究①

陈庆伟

(安阳工学院体育教学部 河南安阳 455000)

亚运会作为仅次于奥运会的大型体育赛事,其60年的发展历程亦如奥运会“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894年成立至今,政治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过程中无处不在”一样,始终受到来自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地区间错综复杂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对亚运会的发起、初始、发展和深入等阶段与政治的关系进行逐届研究发现,政治对体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因政治经济原因,第1届推迟,第6、第8两届撤销承办权;亚洲第一大国中国因“两个中国”问题抵制亚运会23年等;体育对政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各举办国通过亚运会展现了国力、民风,重塑了国际形象,提升了国际地位,加大了国际影响。中国通过亚运“会籍”问题的解决,更加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地位;南、北朝鲜在亚运会上齐聚一堂,表现了体育在促进国家统一方面的作用等。

亚运会 历史发展 政治 关系

从1951年3月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第1届全亚洲的综合性运动会,到2010年11月在中国广州举办第16届亚运会,在亚运会60年的发展进程中,见证着亚洲体育运动发展的坎坷历程— —每一届亚运会从申办、确定主办国到最后的举办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来自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地区间错综复杂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1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与体育同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一文化属性的渊源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会发生各种联系。[1]前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指出,“历史告诉我们,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894年成立至今,政治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过程中无处不在。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2]。

两者的相互作用,国外有学者认为政治对体育的制约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干预,将体育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恢复和断绝国际交往的手段;提高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精神的手段。二是间接干预,将体育作为社会化的手段;社会安全阀的手段;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社会运动的手段。”[3]周西宽等国内学者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体育对政治的作用包括“改善和促进国家间的关系,增进友谊;提高国家地位,显示国家制度优越性;提高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国家需要人才,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与上层建筑的诸意识形态交互影响。”[4]

2 亚运会阶段划分

从1951年印度新德里亚运会至2010年即将举办的中国广州亚运会,60年间共举办了16届,这16届亚运会以其发展规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1年第1届至1970年第6届。这几届亚运会由于处在亚洲政治经济环境动荡困难时期,以致参与国数量有限,基础设施薄弱,比赛项目稀少,竞技水平不高,因此可以看作是亚运会的初级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74年第7届至1986年第10届。这几届亚运会最大的特点包括:西亚(1974年德黑兰)第一次举办亚运会;东亚(如中国、蒙古和朝鲜等)和西亚(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等)多国开始参加亚运会;亚运会的竞赛水平、比赛项目、参与国数量和人数等显著提升,规模不断扩大,这个阶段是亚运会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1990年第11届至今:这几届亚运会除了在竞技水平、组织能力和场馆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外,还有几个重要特征: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加入到亚运会阵营;比赛项目愈加丰富,尤其是许多国家的传统体育项目,如跆拳道、柔道、武术、藤球、壁球、卡巴迪等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月;形成稳定的奖牌榜格局,从中日韩三家鼎力到中国一枝独秀。此阶段可以看作亚运会的深入阶段。

3 亚运会历史发展各阶段与政治的关系分析

3.1 亚运会发起背景的政治分析

1912年,中国、日本、菲律宾3国代表经协商后成立了“远东体育协会”,并于次年举行第1届远东运动会。1934年,日本坚持把满洲国拉入远东运动会,遭到中国的抗议并宣布退出远东运动会,远东体育协会宣告解体,远东运动会亦随之停办。

1934年,在印度体育领导人桑迪博士(G.D.Sondhi)的筹措下,第1届西亚运动会在新德里举行。原定于4年后在巴基斯坦举行的第2届西亚运动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停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各国渴望维护和平环境,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友谊和文化交流,要求参加国际性体育比赛的愿望十分迫切。[5]1948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印度田联主席桑迪邀请中国、南朝鲜、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巴基斯坦等十三个亚洲国家体育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亚洲体育联合会”,并确定于1949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第一届亚运会。后由于印度国内的原因,运动会未能如期举行。同年再次邀请了一些亚洲国家体育组织的代表去新德里开会,会议决定成立亚洲运动会联合会。亚运会联合会基本上是仿效国际奥委会建立起来的。国际奥委会承认亚运会为正式的亚洲地区运动会,但亚运会在组织上与国际奥委会并无从属关系。

3.2 亚运会第一(初级)阶段与政治的关系分析

第一个阶段:从1951年第1届至1970年第6届。50到70年代的亚洲,经济落后,政治动荡。由于两个阵营的对垒,两个超级大国的擂手,使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间长期尖锐对立,一些国家的政权和政治态度频频变更。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半岛、东南亚、南亚和西亚,曾多年出现战火或政治冲突。这是造成前六届亚运会发展不成熟,斗争很激烈,道路很曲折的根本原因。[6]

在国际政治势力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亚洲,在举办第1届亚运会时,即因举办国国内政治经济的不利局面将会期向后顺延了一年;这正预示着亚运会从一开始即与政治脱不开干系。

所谓“体育外交”,是“对一国体育部门或体育界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和交流的一种提法”,是主权国家通过与世界各国开展体育交流、体育比赛和体育(文化)输出等活动,以促进各国公众间的理解与信任,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国家利益、改善国家间关系、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一种新兴外交方式。[7]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利用体育为外交服务。体育既可以达到改善国际关系的目的,也可以达到反对某种政治势力的目的。通常的情况是,如果两国之间存有敌对情绪,新成立的国家通常得不到另一国的承认。如果一个国家不允许其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或者其运动员没有得到参加比赛的许可,那么,该国通常没有得到外交上的承认。[8]

建国初期的新中国,由于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势力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采取孤立、扼制、封锁的政策,加上当时一些亚洲国家对新中国了解甚少,因此,在1954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第2届亚运会及1958年日本东京举行的第3届亚运会上,主办国都未邀请新中国的代表。由于台湾窃取了中国的席位,当时台湾派团参赛。

这一时期亚运会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实例”是雅加达第4届亚运会时。印尼基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和它自身的穆斯林立场,该国没有邀请台湾和以色列的运动员参加本届比赛。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和其它体育组织如国际举重联合会、国际田径联合会等认为这种做法违背奥林匹克宪章,是政治对体育的干涉,并且构成了对台湾和以色列运动员的歧视。1963年2月7日,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召开的执委会上进一步作出决定,宣布不定期地禁止印尼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则以国际奥委会同意台湾运动员单独组团参加奥运会是在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为由“强烈谴责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无限期地停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专断行动”。从此,由印尼“独立之父”苏加诺总统倡议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举办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并且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如期在印度尼西亚举行。[9]

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举办是一个很了不起、很有魄力的举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因为,在欧美传统势力垄断国际体育组织达100多年之久的期间内,还从未有一个国家,一个体育组织敢于向他们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成功举办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意义已大大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它标志着亚洲的崛起。[10]

柬埔寨因在1966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举办与第5届亚洲运动会(于12月9日在曼谷开幕)有对抗意味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受到各国际运动总会制裁,本届被排除在邀请之列。

就“提高民族自信心,提高民族精神”而言,这一时段亚运舞台上值得一提的事件是于1958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3届亚运会。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经济起飞的日本迫切需要尽快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打开外交局面,因此,1958年适时地成功举办亚运会,对日本恢复在亚洲的地位助益极大。并且,1958年东京亚运会的成功主办,使“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改变了全球对于日本,以及日本自己对于自己的看法和定位”。[11]日本战败国的形象得以改变,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得到极大振奋,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从政治上走出了战败阴影。

1970年第6届亚运会因韩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撤办,使得第6届亚运会第一次面临断炊命运。经过亚洲运动会协会多次召开临时会议会商,决定商请第5届亚运会主办相当成功的曼谷出面救急。这是泰国第一次救亚运于将辍,也是亚运史上第一次因政治原因的撤办事件。[5]

3.3 亚运会第二(发展)阶段与政治的关系分析

第二个阶段:从1974年第7届至1986年第10届。这一时期正值亚洲一段非常岁月、多事之秋——越南战争,第四、第五次中东战争,中越关系变迁,柬埔寨战争,阿富汗战争,两伊战争……没有哪个大洲像亚洲这般在20余年的时间里如此风云际会,战火纷飞。

1974年,伊朗举办了第7届亚运会,这是亚运会第一次在西亚国家举行,自然引起世人的关注。以往西亚的地位是被动地通过大国间的争斗表现出来,虽然吸引着世界的注意力,但大国的操控性表现尤为突出。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相伴发生的石油战,西亚地区国家与民族的自我性表现异常强烈,这种表现是一种主动性的体现,希望通过自主地表现政治和经济力量来追求更有利的国际地位——本届亚运会伊朗力邀以色列参加。[11]

在德黑兰亚运会期间,新中国重返亚运会舞台。也正是在这一时段里,日本重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亚洲四小龙突飞猛进,东亚地区蓄势待发。[11]因此,第7届亚运会是亚运会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第8届亚运会巴基斯坦因为国内经济萧条,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宣布放弃亚运会承办权。亚运会再度面临中断的危机。已举办2届亚运会的泰国曼谷再度挺身而出,接下第8届亚运会,成为第一个举办3届亚运会的城市。[5]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1966~1978年的这一时期正是越南战争如火如荼的年代,亚洲尖锐而复杂的国际关系冲击和制约着亚洲体育事业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在当时作为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可言的亚运会,能否正常运行都成为问题。而泰国国情中的政治包容性、宗教亲和力使得泰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亚洲国际关系激烈冲突之中的缓冲地带。泰国的曼谷在这一时期一气承办了3届亚运会,如此高的承办密度在亚运会历史上既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11]

政治和体育最直接的联系方式就是民族主义。运动员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他们个人的胜利伴随着国旗、国歌和观众肃立,无疑代表其国家和民族的胜利。[12]

1982年12月4 日,第9届新德里亚运会宣告闭幕。中国队共夺得61枚金牌、51枚银牌、41枚铜牌,总分跃居首位。这一突破性的重大胜利标志着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体育强国,在许多项目上,中国还跃居世界体育强国之一。“东亚病夫”的帽子被彻底甩掉了。[13]

韩国的汉城于1981年9月和11月分别取得第24届奥运会和第10届亚运会承办权。“举办大型比赛能促进当地建设和国际贸易”的作用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得到充分彰显,自韩国有意承办亚运会和奥运会之时起,韩国政府即从1977年开始兴建体育场馆,至1984年先后竣工,历时7年,投入的金额高达30亿美元,创下历届奥运会及亚运会兴建场馆最高纪录。[5]

3.4 亚运会第三(深入)阶段与政治的关系分析

第三个阶段:1990年第11届至今。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太平洋时代,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环太平洋经济区的成型,中国沿海发展战略的出台……东亚地区在国际政治尤其经济事务中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在1983年向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提出申办1990年亚运会的申请获得通过。在第11届北京亚运会上,表现了体育的多种政治诉求——在“将体育作为政治经济宣传的手段”方面,中国通过首次承办洲际大型运动会向世人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面貌,以及将其作为下一步申办奥运会的预演;[11]在“将体育作为恢复和断绝国际及地区间交往的手段”方面,1989年4月,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与中国台北奥委会秘书长李庆华正式签订了台湾以“中国台北”之名参加北京亚运会的协议,海峡两岸焕然冰释,台湾在阔别亚运会20年之后,于1990年再度参加亚运会;在“提高国家地位,显示国家制度优越性”方面,伊朗破天荒地选派了一支女子射击队参加比赛,这是伊朗女性第一次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在“利用国家主权问题抵制举办国或参与国”[14]方面,因伊拉克在距北京亚运会开幕仅剩一个多月时入侵科威特,并造成亚奥理事会主席、科威特的法赫德亲王在抵抗入侵中战死,一些阿拉伯国家表示,除非阻止伊拉克参加亚运会,否则他们会抵制比赛,伊拉克被迅速中止亚奥理事会会籍。

1994年第12届亚运会承办权交给日本广岛。广岛也是首个非首都城市承办亚运会。广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盟军炮火猛烈攻击,并且投下一颗原子弹,几乎将整个城市炸毁,这段惨痛的战争阴影,使得广岛这个城市特别具有历史纪念意义。本届亚运会也因广岛这个特殊历史意义的城市,把大会主题定为“亚洲和谐(Asian Harmony)”。并且,本届亚运会上,过去属于苏联版图的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首次参赛。

对于东道国来讲,举办大型国际体育比赛不仅能够为东道国带来某些政治上的实惠,而且,也有助于东道国借此宣传自己的形象和开展对外关系,吸引外来投资和经济开发。[11]

在亚运会的深入阶段,泰国同样发挥了亚运会重要支点的作用。1998年曼谷亚运会是泰国历史上第四次举办亚运会,因而也成为举办亚运会次数最多的国家。说到曼谷亚运会,就不能不提席卷整个亚洲的那场金融危机。作为这场风暴的发源地,泰国遭受的打击最为深重,其原本8%的经济增长率不到一年时间竟然跌到7%的负增长,泰国经济一度陷入了深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泰国能否如期举办亚运会,实际上已经成了对泰国人民心民意的一次考验。以披猜为主席的曼谷亚运会组委会克服重重难关,终于让亚运圣火照亮了整个亚洲,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5]

亚运圣火点燃后,曼谷市出现了自金融危机造成经济衰退以来少有的生气,并由此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恢复了投资者对泰国经济的信心,对泰国经济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5]

在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开幕式上,朝鲜女足运动员李贞姬和韩国手球运动员皇甫盛一同高擎朝鲜半岛旗,引领两国的800名代表团成员手拉手步入运动场,2年前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激动人心的一幕在釜山重现。这也是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全体成员齐聚一堂,以体育促进国家与地区间和解的作用再次得到有力发挥。[5]这也正像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首届劳伦斯世界体育大奖颁奖典礼上所讲的:“体育运动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可以产生巨大的鼓舞作用,并且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将全世界的人们团结在一起”。[16]

2006年的第15届多哈亚运会是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一届亚运会,也是第一次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举行的亚运会。卡塔尔首都多哈,这个人口只有70多万的海湾城市,能够举办这样大型综合运动会的确给了世界一个惊喜。多哈亚运会上,各种宗教信仰都得到尊重,各教派的信徒们和谐相处。这次体育盛会是“和谐亚洲”的一个缩影,但这些并不是多哈留给人们的全部。更有意义的是,卡塔尔这个伊斯兰国家的妇女通过亚运会的举办,开始公开融入世界社会。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伊斯兰教的教义非常强调传统的稳定性。因此,一些穆斯林妇女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是她们寻求自我解放的一个重要体现。[17]

4 结语

亚运会同其它大型体育赛事一样,是一种特殊的体育文化现象,其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体育就是体育,体育不等于政治。它既有服从于和服务于政治的一面,也有自身发展的一面。在这一方面,既要反对过分强化体育政治功能的弊端,又要坚决消除淡化体育政治倾向的思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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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Games after the Olympic Games as a major sports event, its 60 years of development history such as the Olympic Games,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894,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entire Olympic movement everywhere," just like always

from Asia the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mpact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straints. The launch of the Asian Games, the initial,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such relations and politics-by-term study found that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to sports are mainly as follows: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sons, the First Asian Game was postponed, and the cities’ rights to hold the sixth and eighth Games were revoked; As Asia’s great power,because of "two China" problem, China had boycotted Asian Games for 23 years; Sports’ influences on politics are mainly in: Through the Asian Games, the host countries have demonstrated strength, rebuild the image,enhanced status, and increased influence, such as Japan, Iran, Korea, China and Qatar; also another country which is worth mentioning is Thailand. It has saved the Asian Games in near death several times. The people of Asia and the whole world saw that Thailand is mindful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has the ability to shoulder the huge tasks. The solution of China’s "membership" problem in Asian Games further established "one China"position; South, North Korea gathered in the Asian Games, which has demonstrated the role of sports in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

Asian Games; history development; political; nation

G811.23/.27

A

2095-2813(2012)02(c)-0089-03

陈庆伟(1968~):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育、体育人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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