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军［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 宿迁 223600］

作 者：杨洪军，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在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俄苏文学在中国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不仅是作品的译介，包括各种理论的引入，以及对其所进行的研究都空前地得到了全面的提升，而且还以话剧、电影等感性的认知方式把俄苏文学的声影融入了中国文学的血液之中。

作为一个高度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路翎接受俄苏文学的影响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他在《我与外国文学》一文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文章开头即写道：“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由于时代的激动，我开始阅读苏联文学作品。高尔基的《在人间》《草原故事》《下层》，是使我感动的文学读物，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帮助我形成了美学的观点和感情的样式。”①当然，除了高尔基以外，其他许多重要的俄苏作家都对路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刻而又复杂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路翎那斑驳多姿的文学世界。这其中对于独特人物形象系列的塑造成就了路翎在40年代小说创作格局中的独树一帜。学界关于路翎的研究通常集中在知识分子形象及病态女性形象上，而很少注意到其小说中的另一类独特而重要的文学形象——英雄形象的建构，这正是本文所要着意分析和探究的。

路翎塑造的英雄形象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那种具有“崇高”色彩的人物，他们大多属于“生命体验”的冲动型英雄，常常在维护自我的尊严或实现强烈的个人欲望中表现出病态心理和非理性特征，相对于俄苏文学中所塑造的杜布罗夫斯基、毕巧林、安德来公爵、葛利高里等为代表的英雄形象，路翎笔下的人物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人格分裂现象，在同样的“尊严和荣誉”的驱使下，他们做出的选择却不尽相同。应当说，这是路翎所创造的最为成功、也最能代表他内心情感体验的人物世界。

路翎塑造的英雄既有知识分子也有下层小人物，他对笔下大部分英雄的关注主要是从个人的“生命体验”角度出发的，更多地关注人的本真的一种生命冲动与存在，如有的论者就指出，路翎对英雄形象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贴近了‘英雄的本质——自我主体的建立和张扬’”②，这种“主体的建立和张扬”体现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话语特征，而这显然渗透了作者个人的情绪意识。

比较路翎和俄苏文学创作中的英雄形象，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的道德说教色彩，无论是蒋纯祖、罗大斗还是郭子龙或者毕巧林、拉斯柯尔尼科夫、葛利高里等，对于他们，我们很难做出“善或恶”的判断，有研究者在分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这个人物时指出：“他们是迷乱的、狂热的，他们的激情有时可能引发极其高尚无私的行为，有时又可能导致极其狂暴伤人的行为。他们总在善恶之间奔突。”③其实这段话用来解释路翎和俄苏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同样是非常合适的。对于这些英雄形象，我们将之归结于“反抗命运”这个基点，生命在激情中燃烧，抛却了虚假的道德外衣，一切都流于自然和本真。

路翎塑造的知识分子型英雄形象中，蒋纯祖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人物集中地体现了路翎对人的形而上的思考，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表达了人之生存的困惑与焦虑，这种焦虑往往借助人物对爱情与婚姻的表白体现出来。蒋纯祖的情欲冲动往往出于一种生命的本能，对情欲的追逐实质上体现了他的一种生命体验，爱的对象的多元化隐现了他对常规意义上的命运之反抗，即害怕生命的被征服。于是小说中的他做出了如下思考：“他确信他不能结婚，不能在现实的生活爱任何人。他确信在现实的生活里只有诅咒、厌恶、和动物的本能。”俄苏文学中的一些英雄人物也有类似的思索，《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来公爵在劝解朋友彼埃尔时说道：“假使你结了婚，还要你的前途有希望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对于你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关闭了。”《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对女人的狂热追求同样也只是出自生命的本能，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并非通常道德意义上的爱情追求，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为了自己才爱别人，为了满足自己心灵中的一种怪癖的需求。”诚如有的研究者分析的那样：“他是要在爱的苦苦追求中消磨时光，在爱的废寝忘食中排遣苦闷，一旦得到了女人的心，也就弃之如敝屣。”④《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对于爱情的思考也同样超越了普遍道德意义上的爱情观，所有这些心灵漂泊者在他们的人生搏斗中，常常是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痛苦追悔”，对于爱情的独特思索反映出了他们不甘为常规所束缚，竭力追求一种生命的本真自由状态，即使在面对死亡时，蒋纯祖也依然反抗命运的既定性：“和死亡开始了残酷的游戏。这个游戏的确是非常残酷的，并且充满了奇异的哀痛和欢乐”，这对一个时刻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对人生、对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苦思冥想的自由思想者来说显然是无比重要的。

除了知识分子型英雄外，路翎塑造的更多、更丰富的则是底层英雄形象。例如《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是一个处于精神和肉体双重匮乏状态的女性，她希望借助张振山这个外力来摆脱自身的悲苦命运，但事实证明她的依附心理远不是一种成熟的英雄心态，因此她的悲惨结局也就注定不可避免。这种反抗命运的不彻底性在路翎塑造的其他英雄形象身上得到了改变。典型的代表人物如郭子龙、张少清、黄述泰及罗大斗等。路翎在塑造这一类型英雄人物时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他们置身于一种对抗状态，即反抗的对象很明确，例如张少清、郭子龙对抗的是以吴顺广为代表的整个兴隆场；黄述泰对抗的是镇公所；而罗大斗对抗的是以一群光棍汉为代表的黄鱼场。这一点与俄苏文学中英雄形象的塑造有所类同，毕巧林反抗的是整个命运包括自我的另一半；杜布罗夫斯基则在仇恨心理的驱使下，向特罗耶库洛夫举起了复仇大旗，成了一个占山为王的草莽英雄；葛利高里则在战争的漩涡中竭力反抗命运的沉沦。如果说张少清的怒杀吴顺广与黄述泰的殴打妻子还只是体现了一种表层的复仇心理，那么郭子龙和罗大斗则显然要复杂得多，下面我们就以这两个人物来做一个重点分析。

郭子龙和罗大斗在路翎塑造的英雄系列中，显得格外醒目，具有非常复杂和丰富的意义。他们不仅体现了路翎一贯的原始强力风格，而且更多地体现了非理性特征和思想者的姿态，成为领导一切的英雄，于是他们努力向幻觉中的中心地位突进。这种突进的欲望从实质上来看，是一种荣誉感的驱使，因为“探求荣誉的各种因素中，最明显且最活跃的当是病态雄心，即追求外在成功的驱力”⑤。此外，探究荣誉的各种因素中，更具破坏性的则是：“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驱力。”⑥郭子龙和罗大斗追求这种幻觉中的英雄荣誉感的深层目的显然是要“通过自己的成功侮辱他人，或者说击败他人；或者通过达到卓越而获得权力，将痛苦施加给他人。”⑦这的的确确就是郭、罗二人英雄行径的目的所在，这与杜布罗夫斯基的理性、正义的英雄行为显然区别颇大。郭、罗二人在获取这种荣誉感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力量的不足，还常常表现出一种自恨的心理，罗大斗的一段内心独白再明显不过了：

他渴望他所不曾遭遇过的那种绝对的痛苦。他渴望那种痛苦；有力的，野蛮的，残酷的人们，把他挑在尖刀上；他渴望直截了当的刀刺，火烧，鞭挞，谋杀。他渴望这个，因为他的生命已经疲弱了，这种绝对的力量，是他的生命里面最缺乏的；而且，无论在云门场或是在黄鱼场，你都找不到这种绝对的有力，野蛮，而残酷的人们。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恨是最终会达到纯粹或直接的自摧行为或冲动的自摧意图。”“其目的是在心理上、身体上、或精神上摧残自我。”⑧罗大斗在家庭和社会中都处于弱势地位，在遭遇外力侵入时，他甚至都无力留住他心爱的女人。罗大斗最后的爆发可归于心理学上所认为的那样：“暴力发生的环境因素之一是‘侵犯行为的非破坏性途径的可得性’（即缺乏有效的发泄感情的体验）。”⑨尽管郭子龙最终没有像罗大斗那样采取暴力行为，但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思想者的特征，无疑这是路翎对下层英雄人物的塑造的一个提升。在复仇的过程中，郭子龙常常处于一种精神苦刑的折磨之中：

他的恶行并不曾超过这社会的其他的恶行，它们并不怎么杰出，它们也并不能使他的灵魂和躯体显著起来，他无论怎样，无论在哪一方面，要做一个英雄，这是他一生的渴望，但现在，他自己也鲜明地看得见，这英雄被抛弃在荒凉的旷野中了。

郭子龙的这段心理独白非常接近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人生思考：大家都杀人，在世界上，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像瀑布一样地流，像香槟酒一样地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戴上桂冠，以后又被称作人类的恩主。

显然，他们都试图为自己的“恶行”做开脱，怨恨的心理促使这类英雄向整个社会复仇。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引导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是恨，对整个世界的恨。”⑩不难看出，路翎塑造的英雄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并且寄托了作者对整个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内倾性特征突出，其中高扬着作者的主观情绪体验。而在后期，路翎也塑造了一些代表时代大潮的英雄人物，这与其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例如《英雄母亲》中的周引弟、《战争，为了和平》中的赵庆奎，甚至连《人民万岁》中的刘冬姑也走向了英雄表演的前台，但这些人物性格模糊、形象不突出，艺术魅力大不如前，这种创作中的“分裂性”给我们留下的无疑是深深的遗憾。

① 张业松、徐朗：《路翎晚年作品集》，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03页。

② 贺仲明：《20世纪40年代文学形象的嬗变》，《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

③ 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④ 吕绍宗：《当代英雄·译序》，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第10页。

⑤⑥⑦⑧ [美]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陈收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0页，第12页，第142页，第10页。

⑨ 罗伯特·迈耶、保罗·萨门：《变态心理学》，丁煌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2页。

⑩ 臧仲伦：《罪与罚·译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