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丽［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作 者：高艳丽，文学硕士，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史蒂文森的《金银岛》自1883年出版以来，一直以其跌宕起伏的探险寻宝情节吸引着各类读者的关注，被陆续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且至少有五个电影版本搬上银幕。学界对该作品的关注多从后殖民角度入手，分析金银岛及岛上财宝代表的被东方主义扭曲了的他者形象，且多把《金银岛》当做儿童文学来读，忽略了它作为海盗文学的价值。而随着2003年《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陆续公映，史蒂文森的这部小说值得重新解读。基于此，本文试图在英帝国海外殖民拓展的历史背景下分析海盗群体对帝国发展的促动性，还原海盗在殖民史上的真正地位与作用。

一、历史语境中的海盗群像

1494年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两个半球，由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统治，而加勒比海地区则属于两国势力范围的灰色地带。17世纪6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前后几十年间，该地区海盗活动的猖獗程度达到顶峰，历史学家称这段时期为海盗的黄金时代，而正是英国人“把海盗行业发展到最完善的地步”。光荣革命结束后，英国经济取得长足进展，海上贸易增长迅猛，促使其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与海上霸权，为此英国不得不依靠走私和海盗活动。其实海盗活动由来已久，曾被称为“继卖淫和行医之后，人类第三个最古老的职业”，可以说是自从人类开始出海航行的那一刻起就伴随着海盗的不断侵袭，在荷马史诗中即已出现对海盗活动的精彩描述。

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思维中，早期的海盗是那些活跃于大西洋东部和地中海区域的来自亚非国家的私劫船员（corsair），他们强登上西方的商船谋财害命，因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西方人对之谈虎色变，视海盗行为做离经叛道。在这些海盗的威逼利诱下，有些英国商船上的水手会加入他们的行列，走向基督教和国家的双重叛徒，从而历来是官方打击的对象。在《金银岛》中虽然没有出现东方的私劫船员及变节的西方水手，但仍然可以看到基督教徒身份对他们的重要意义。当寻宝的队伍登岸后，吉姆就曾遇到了被海盗们抛弃于荒岛上的冈恩，而后者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和一个基督的信徒说上句话了。”冈恩在后来的夺宝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有学者称之为“金银岛上的祭司王约翰”，是他提前转移了宝藏并指引代表正义一方的吉姆等人成功挫败了同船海盗们的图谋。独处荒岛的三载对冈恩来讲是难熬的，而这段时间恰好给他提供了反思过错的良机，并得以将功补过，甩掉叛教叛国的恶名。即使他在成功分得部分财宝并迅速挥霍一空后，虽生活难以维系但作者仍然安排他不忘参加宗教活动，从而可以重新归化为一位帝国的居民。

为了使自己的海上力量迅速强盛起来，英国政府公然征集所谓的武装民船（privateer）针对敌国和东方商船进行海上劫掠活动，海盗们得以堂而皇之地为帝国服务。其实，这种武装民船就是原先的普通商船，它们在和平时期得到政府的默许进行以非法盈利为目的海盗活动，如若发生战争则成为“招之能来的辅助战斗力量”。当然17世纪的英国忙于发动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诸多战争，和平年代成为一种虚谈，海盗活动在皇室的授意下顺理成章地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猖獗程度无以复加。“金银岛”上有一处被称为“基德船长下锚处”的港湾，这位基德船长于1689年英法争夺西印度群岛的战争爆发时应征做了武装民船的船长，曾得到北美殖民地纽约总督贝雷蒙特爵士等人的特许而打击海盗，因屡立战功还得到英国皇室的嘉奖。可是后来受到手下的蛊惑转而为盗，直到1701年被绞死在泰晤士河边，自始至终他都自认为是清白的。历史在基德是海军英雄还是海盗的问题上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它涉及到了海盗的合法性问题，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谜题。

在海盗的行列中，还有一群被称为皇家或绅士海盗（buccaneer）的，主要指17、18世纪活跃于西印度群岛劫掠西班牙商船的海盗。他们与上述武装民船的唯一区别就在于特许证的授予者不同，这里换成了英国皇室；当然也有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将所有从事私掠活动的武装民船都称为皇家海盗，这在《金银岛》中可以得到验证，对博恩斯、黑狗、皮尤和西尔弗等人都如此称呼。据粗略统计，在英法七年战争期间英国经授权的皇家海盗船只共1678艘，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则达到了巅峰时的2676艘。随着英国皇家海军的逐步壮大，这些官方的海盗势力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遁入维多利亚人的记忆。《金银岛》的第一章即为“老皇家海盗”，这位大高个、刀疤脸、手皲裂的水手在孩子的眼光中是位非常伟大的英雄，吉姆曾经不厌其烦地听他讲述海上历险的经历；此外，作者借乡绅之口表达了宝藏主人弗林特船长的溢美之词，说是西班牙人非常害怕此人，而乡绅则“有时因为他是个英格兰人而备感自豪”。与之相对应的是，代表没落封建小农势力的吉姆的父亲则对海盗的入住非常抵触，害怕因此毁坏了自己旅店的名声与生意。出现这样的相左意见，基本反映了史蒂文森自身及其同胞对海盗群体纠结的心态，从而为他后期转向反殖民主义写作买下伏笔。

二、海盗对吉姆的教育意义

在维多利亚人的心目中，最伟大的海上英雄当属1815年打败拿破仑的威尔逊将军，他足可以成为所有父母教育孩子的最好榜样，当然父母的选择中还会包括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其实小说中的父亲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他把自己的旅店命名为“本葆将军”，显然这位17世纪末期英国著名的海军中将就是威尔逊的化身，代表着父亲对海洋的敬畏以及对海军的敬佩，足以激励着儿子吉姆走向成熟。

作为一部不折不扣的成长小说，小主人公通过探宝、夺宝和得宝的复杂历程，俨然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吉姆的成长首先来自于一种强烈的对财富的占有欲，而这种欲望是由皇家海盗博恩斯激发的。他整日神出鬼没，并承诺吉姆如能留意独腿水手的出没，就会每月付他一枚四便士的金币。年纪尚幼的吉姆虽然备受噩梦的困扰，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打探独腿水手行踪）而获得财富，备感自豪。很快，父亲带着自己的小农思维郁郁而终，反证了吉姆选择的正确性。随后，他就找到了另一个盟友——自己的母亲，其实吉姆的探险从母子两人返回旅店的那个晚上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搜索一间停了博恩斯尸首的屋子。探险既已开始，博恩斯“作为一个启蒙者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也可以说海盗身上的探索精神在吉姆身上得以延续，所以才有学者发出后者是绅士还是海盗的疑问。到了后来，吉姆通过参加组船寻宝而发家致富，毅然步入了资产者的发家轨迹。从宏观角度讲，海盗的非法敛财行为已经超脱了鲁滨逊式的自我开疆辟土，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的历史时期。

吉姆的成长还得益于他有意无意闯入成年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几次偷听得海盗西尔弗的谈话。在发财梦的光晕烛照下，他没有表现出独占财富的贪婪，而是非常理性地去找医生和乡绅，甚至表现得比乡绅更加冷静沉着。在寻宝船上，吉姆本想去找个苹果吃，却无意听到了以西尔弗为首的海盗团伙蓄谋哗变，并深深感到“船上所有诚恳之人能否活命就只能靠我自己了”；结果可想而知，船长等人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海盗的图谋。第二次是在吉姆冒险登岸后再次遇到西尔弗等人，看清了他们的残暴本质，可以说是向成人的黑暗面又靠近了一步，自此幼小的心灵里立下了斩除海盗的誓言。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人格的成长历程都要经历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吉姆的父亲虽已去世，但船上以西尔弗为代表的恶势力显然占据着父亲的位置，吉姆只有经过殊死搏斗才能满载财富而归，回到母亲怀抱。搏斗的结果，就是人格的成长，而其过程，不妨当做成年礼吧!

史蒂文森在小说的序言中提到，这是一个“适合男孩子看的故事”，他显然是想写出这样一部激励斗志的成长小说，我们从吉姆身上读出来的也正是那种不畏艰险、持之以恒的精神气质。客观上说，《金银岛》这一类的冒险故事为维多利亚男性追求的帝国霸业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它们灌输给年轻读者的是充满自信的英国绅士形象，有效地将殖民奋斗的意念印入未来殖民官员的脑海。

三、海盗们的边缘化之路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西方殖民文学中的他者主要由备受盘剥的殖民地人民来承担，而这样一群人在《金银岛》中是不在场的，或者说是被他们制造的财富掩盖了。当众人进入藏宝的洞穴后，吉姆不禁感叹：“积聚这堆财宝需要多少人付出生命、流过多少血泪、经历多少苦楚，要有多少坚船沉没、多少英雄好汉铤而走险，要冒着多少枪林弹雨，还要经受多少凌辱、欺诈和残暴。”值得称奇的是，令吉姆发此感慨的是积累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的人，亦即以船长弗林特为首的海盗们而非海外殖民地的劳动人民。如此以来，作者就轻而易举地将劳动转嫁到海盗身上，顺理成章地据财富为帝国所有，而海盗则边缘化为他者。

海盗们遭遇到诸多意识形态控制，多是来自代表所谓正义的帝国国家机器。博恩斯去世的当夜，瞎子皮尤率众抢夺藏宝图，遭到法官手下以及税收官的声讨，最终命丧马蹄之下。一旦帝国的利益受到海盗的势力威胁时，他们就会拿出法律的尚方宝剑，将异己者送入坟墓。在吉姆探险寻宝的过程中，小说呈现给读者的正是以医生兼法官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和西尔弗为代表的海盗势力的较量。狡猾的西尔弗坚持到了最后，带着一袋价值三四百基尼的财宝不辞而别，很大程度上是惧于因自己的海盗经历而被绞死的威胁，亦即法律的审判。除却法律，吉姆等人还坐拥上帝的庇佑，多少次在寻宝船上化险为夷，而海盗们则只能幻想上帝的垂青。前面提到的冈恩面对即将回归上帝的怀抱感激不已，而被吉姆等人遗弃荒岛上的其他三位海盗则未能如此幸运，面对远去的航船只能无望地祈福“看在上帝的分上，要仁慈些”。吉姆等人挥舞的正是法律和宗教的两根大棒，从而能在与海盗的对决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海盗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帝国的航船必将驶向更加广阔的彼岸。

不可忽视的是，吉姆等人的身份与海盗的身份时而出现重叠，突出表现在小说最后对三位海盗的处置上。“我们召开了一个理事会，会上决定要把他们遗弃到这个荒岛上”，尽管给海盗们留足了给养，但我们仍然不禁要问：这不还是让他们重复冈恩荒岛独自求生的命运吗？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刚刚脱离苦难、定有感同身受的冈恩竟然对此决断表现出狂欢而非同情。这不能不让人得出结论：所谓的帝国勇士、上帝的子民以及法律的代言人，其实与那些劫船掠财的海盗一样都有着残酷的脾性！在吉姆、法官和乡绅等为代表的绅士身上，我们发现了与表面形象截然对立的海盗品质；换句话说，人本来就是天使与魔鬼的聚合体，而海盗性代表的只不过是吉姆等人的阴暗面罢了！这在他们心中是要绝对抵制的，是要沉降入无意识底层的，从而进入他者的阴影之中。对于英国的绅士而言，如何在帝国文本之中制造一块遮羞布掩盖这段并不光彩的发家史，成为史蒂文森一类文人们的潜意识追求。

英国人对海盗的认知始于地中海地区的阿拉伯异己，但英国开始海外殖民扩张初期的特殊历史境遇却让他们一手造就了其民船及商船亦官亦盗的特殊身份：战时招之即来，而一旦皇家海军羽翼渐丰，英国政府则立即调转矛头，开始对海盗进行清洗。在宗教和法律的庇护下，在爱国主义旗号下，他们对海盗们劫掠来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而对这些劫掠者或者诛杀（如瞎子皮尤）、或者改造（如冈恩）、或者流放（如遗弃岛上的三海盗），或者像西尔弗一样让他们藏匿于帝国一隅，自生自灭。到史蒂文森创作《金银岛》时的19世纪后期，海盗只有活在维多利亚人的记忆中了，成为一页英国人急于翻过去的历史。英国殖民主义的背后，不仅是被贩卖受剥削的黑奴，还有更鲜为人知的海盗们的血泪。

历史不会重演，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我们在不断向蓝色海洋这座无尽的宝库要效益、要财富的同时，更应该善待曾经创造、积累财富的劳苦大众，要用多元的视角探索合理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的新途径、新方法，在更加和谐的人文环境中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融通。

[1]D.博廷.航海的人们·海盗[M].卢龙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2]Stevenson，Robert Louis.Treasure Island[M].Stockholm：The Continental Book Company，1946.

[3]O’Hara，Glen.Britain and the Sea[M].Basingstoke：Palgrave，2010.

[4]熊艳.重读《金银岛》：反“东方主义”的成长[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4）：28-32.

[5]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