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琚静斋［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1］

作 者：琚静斋，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及现当代文学。

在《史记》七十“列传”中，《伯夷列传》被公认为最独特，最难读的一篇。

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大体以叙记人物事状为主，篇末以“太史公曰”四字为开端，对人物作极其简短的褒贬评断。唯独《伯夷列传》例外，全文不过千字，大部分是议论，叙写孤竹君二子伯夷与叔齐事迹的篇幅不过二百七十多字，概括起来是以下三事：伯夷与叔齐让位、叩马阻谏武王伐纣、义不食周粟直至饿死。

伯夷与叔齐二人的事迹，在很多史家的眼里，实在不够档次。司马迁却对此大书特书，并将其传记置于列传之首，难免引起后世史学家的不解。唐代刘知几就明确指出：“子长著《史记》也，驰骛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也？”①甚至有学者质疑伯夷与叔齐事迹不可信，如清代学者梁玉绳曾列举十条证据来证明“《伯夷传》所载俱非也”②。的确，在司马迁之前，有关伯夷与叔齐的文献记载很少，仅零星散见于《论语》、《孟子》、《庄子》、《管子》等先秦诸子散文。司马迁作为一代太史公，他为何要选伯夷与叔齐这样资料阙如的人物作为列传第一篇的传主，并且偏离“实录直书”的写史原则而大发感慨？这是值得深究的。

司马迁自称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③，也就是说司马迁写《史记》并不仅仅直录历史，而是要借写史来阐发他自己的思想主张。这跟先秦时期诸子各家借著作来阐述各家之言有契合之处。刘勰曾这样评价诸子书：“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④所谓“入道见志”，是指阐述理论、表达主张。“入道见志”一般被视为衡量子书的标准。司马迁的《史记》显然也符合这种标准。由此看来，《史记》不是一般的史书，而是具有子书风范的史书。《伯夷列传》即是最典型一例。在《伯夷列传》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名为伯夷与叔齐写传，实则曲隐地阐发自己的“一家之言”，譬如仁义思想、公正思想和“不朽”思想，且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现实的诸多感慨及其深沉的身世之感。

一、仁义思想：标举仁义，反对“以暴易暴”

伯夷和叔齐守孝道，尊礼法，坚持节义，堪称典范。伯夷恪守父命，要让位给弟弟叔齐。叔齐不愿破坏嫡长子立位的礼法制度，故坚辞不受。兄弟俩推来让去，最终为逃避君位而双双弃国出走。途中遭遇武王姬发兴兵讨伐商纣王。伯夷和叔齐认为姬发伐君不仁不义，便冒死拦马劝阻，未果。他们求仁求义之心终究改变不了殷商灭亡的命运，殷商终被武王所灭。伯夷和叔齐却以做周臣子为耻，以不惜生的决裂方式，“义不食周粟”，退隐首阳山，最后饿死。

对伯夷和叔齐宁死也要坚持操守和节义的高贵品行，司马迁是由衷赞颂的。这其间隐含着司马迁对现实的感慨与针砭。想一想，天下有多少人不在觊觎权力高位？多少人不在挖空心思，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谋权夺利？尚且不说往世的政治斗争，单就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王朝而言，自汉高祖刘邦开国直至武帝刘彻时代，围绕着权力而进行的各种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歇过，譬如汉初，高祖刘邦与以韩信为代表的异族诸侯王之间的争斗；刘邦死后，刘氏宗室与吕后势力之间的殊死较量；景帝时期，刘氏宗室间爆发的“七国之乱”；武帝刘彻晚年兴起的“巫蛊之祸”，等等。相比之下，伯夷兄弟对唾手可得的君位竟弃之如敝屣，这是多么难能可贵！难怪司马迁喟叹：“末世争利，唯征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⑤

伯夷和叔齐“让国饿死”的亮节高义曾得到孔子的赞赏：“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司马迁对此并不大赞同，认为伯夷和叔齐并非没有怨言，他在《伯夷列传》一文中，特意以伯夷和叔齐临死前作的一首诗歌为佐证：“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伯夷和叔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神农、虞、夏之世，君主以德治内，天下一片清明。可叹的是他们生不逢时。商纣作为一国之君，以暴治国，民众苦不堪言，微子、箕子、比干等忠臣惨遭不幸，据《论语·微子篇》所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不过，在固守仁义礼法的伯夷和叔齐看来，商纣固然没有尽到国君的责任；而姬发作为臣子，竟然以暴力血腥手段弑君，断然是大逆不道的。周取代商，不过是一个暴君取代另一个暴君，性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伯夷和叔齐由此对周产生一种绝望情绪，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

司马迁倡导以仁义立天下，反对暴力治国，暴力争权，他深刻认识到改朝换代的实质不过是“以暴易暴”。司马迁借伯夷和叔齐的轶诗，鲜明地表达他的立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天下人不知道“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他们以为，一个不得人心的暴君被打倒，其治下的腐朽黑暗的王朝被推翻，似乎从此天下就太平，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靠着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王朝同样陷入一种暴力圈子，因为暴力是专制统治者制服天下的惯用手段。周代商如此，汉易秦也是如此。司马迁不论对乱世时以暴力争天下，还是对王朝统一时充斥着暴力的专制政治，都带有比较强烈的憎恶情绪。

二、公正思想：吁求公道和正义，质疑“天道”

司马迁是一个讲究公道的耿介之士。他撰写的《史记》之所以能做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⑥，也主要源于他的公正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出于公道直言却给他带来巨祸，即著名的李陵之祸。

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孙，率领不满五千的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同匈奴大军苦战多日，最终兵败，李陵被迫投降。在武帝震怒，朝野上下一致谴责李陵的情境下，司马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斗胆为李陵辩护了几句，认为李陵虽然兵败投降，但他的真正意图是等待时机报答朝廷，结果触怒武帝，“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⑦。腐刑即“宫刑”。对于一个士大夫而言，遭宫刑不仅肉体受残，更是人格受侮的奇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撕心裂肺地称“：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受宫刑后，终日精神恍惚，所谓“肠一日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亲身历受世道的不公不义，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刑余之人”，他的世界观彻底发生改变，他不再是温良的士大夫，而是一个愤怒的义士。他憎恶以帝王为代表的封建统治上层刻薄寡恩，同情被暴政肆意鱼肉而痛苦不堪的下层民众。

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极力鼓吹“天人感应”，宣扬天道，蛊惑天下人。然而，天道说是蛊惑不了司马迁的。那些与所谓的“天道”相背的事实是他质疑乃至否定“天道”最有力的证据。伯夷和叔齐恪守仁义，却落得饿死的悲惨结局。孔子的弟子颜回品行高洁，却因贫寒而早早离世。反之，那些作恶的人，比如暴徒盗跖滥杀无辜，吃人的心肝，竟然很长寿。这就是所谓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坏人得福而好人遭祸，其例不计其数。李陵称得上是个国士，司马迁在《报任安书》称其“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可是李陵的遭遇怎么样呢？竟因一时败降而惨遭灭族！司马迁正直善良，仅仅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竟遭受“下蚕室”这样的奇耻大辱。天道何在！天理何存！为此，司马迁借写伯夷列传，质问：“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其怨愤溢于言表，正如钱锺书所言：“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⑧

司马迁强烈呼吁公道和正义，痛恨社会善恶不分，赏罚不公。他个人无力改变现实，他唯一能做的，是利用他手中的笔来为这个龌龊的社会做评判，借助他饱含爱憎分明的文字，从道义上给善恶一种公正的赏罚。

三、“不朽”思想：泰然处世，追求人生的“不朽”

一个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怎样死才有价值？对于人的生死问题，司马迁曾做了深入思考，在《报任安书》中表达其独到见解：“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司马迁看来，人免不了一死，死，要死得其所；活，要活得有价值。这涉及到如何处世和人生追求问题。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借孔子的一些话来表明他泰然的处世态度。譬如与人交往，必须是志同道合的，如果不是同道，便坚持自己的志趣，以孔子的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譬如追求物质财富，要保持一种平常心，能求则求，若不能求，则按自己的喜好去行事，如孔子所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司马迁很重视个人修养。他认为，不管社会如何混浊，个人应该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自守德行，坚持君子风范，做浊世中的清士，毕竟“举世混浊，清士乃见”。

司马迁泰然处世，非常推重“岩穴隐居之士”——德行高而又“与世无争”的君子。他们在污浊的社会大染缸里能洁身自好，追求一世清名。这是他们追求的人生价值所在。不过，君子的好名声未必能留传后世，往往要依靠别人加以宣扬才可以。如伯夷、叔齐，后世之所以知道他们品德高尚，主要是靠着孔子的赞扬。又如颜渊，其好学上进，也是因为追随孔子而彰显其德行。还有很多处于闾巷中的有德行的人呢？如果不依附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那他们的好名声就被埋没了。司马迁认为这不公平。他要给那些有德行而默默无闻的君子立传扬名，将他们不朽的人生价值彰显给后世。

司马迁追求人生不朽。他的这种不朽思想实际秉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价值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即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作为史官，司马迁追求的是“立言”的不朽。他渴望能在有生之年建立自己的事业——写一部能传之后世的不朽著作。他曾这样表达自己的志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⑨司马迁言下之意，要像孔子那样整理传统文化并将它们传承下去。他自己也具备这种能力和资质。他出身于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中下层官吏家庭。其父司马谈是学识渊博的太史令。在父亲的影响与教导下，司马迁青少年时代发奋苦读，博览群书，遍游名山大川，积累了丰厚的知识学养。这为他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坚实的基础。父亲辞世后，司马迁承父业，继任太史令，又有机会接触大量官方典藏档案。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史书撰写，却不幸因李陵事件被处死刑。按当时的汉律，死刑犯要想免死，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拿五十万钱赎命，二是接受耻辱的宫刑。司马迁家贫，无钱赎命，亲朋同僚无一人援手。司马迁决然选择宫刑，乃是由于人生理想的强有力支撑，让他坚定地活下去。他在《报任安书》中沉痛坦陈：“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司马迁以坚韧成就他人生的不朽。他的不朽不仅在于他给我们留下了《史记》这部“史家绝唱”“无韵离骚”；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留下很多带有普世意义的可贵思想，比如对仁义的倡导，对暴力的憎恶，对“天道”的质疑，对公道的呼吁，对人生“不朽”的执求等等。而这些思想就包含在简短的《伯夷列传》中。

① 刘知几，蒲起龙.史通通释（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38.

② 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83.

③ 班固.司马迁传[M]//汉书：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2735.

④ 刘勰，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88.

⑤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M]//史记：卷一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05：2502.

⑥ 班固.司马迁传[M]//汉书：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2738.

⑦ 司马光.汉纪十三[M]//资治通鉴：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717.

⑧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96.

⑨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M]//史记：卷一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05：2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