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均［深圳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 广东 深圳 518060］

作 者：李小均，博士，深圳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V.S.Naipaul，1932— ）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一个乡间小镇的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十八岁的奈保尔得到特立尼达政府奖学金的资助，抵达牛津，攻读英国文学。七年后，奈保尔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通灵的按摩师》（The Mystic Masseur①），一炮走红，从此开启了他梦幻般的文学行旅。

奈保尔的长篇处女作《通灵的按摩师》描写了特立尼达人加纳什波澜壮阔的一生。加纳什个人的命运与整个特立尼达的命运互相交织。小说将异域风情、个人传奇和历史风暴融为一炉，再现了20世纪中叶特立尼达那段被遮蔽的“罪孽深重的岁月”。小说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主人公加纳什人生的最后一变。在这一变的姿态背后，有奈保尔的身影。

一

奈保尔将小说《通灵的按摩师》的地理背景限定在他的出生之地特立尼达，这对于一个初登文坛的作家来说完全可以理解，毕竟特立尼达是他写作之前生活时间最久的、也是最为熟悉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润和一定空间距离的隔离反思，可以说已经深入他的血脉，并且随时呼之欲出。这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对于英语的读者，通过奈保尔栩栩如生的叙述，仿佛亲临了大英帝国在加勒比海的这块殖民主义飞地。那些异国风情十足的语言，那些性情乖张、脾气古怪、风俗独特的住民，那里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生态，全都跃然纸上。难怪有人在《纽约书评》上写道：“环视今日小说群家，奈保尔深沉的流亡之音无人能及。”②

小说的叙事结构非常精巧。奈保尔大致扮演着叙述者的角色。他把仅有的两次与小说主人公的见面分别置于开篇和结尾，中间穿插回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尽管他在扉页告诫读者小说纯属虚构，不得对号入座，但这样的叙事安排还是给读者以亲切真实之感。小说中的叙事时间跨度在十五年左右，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中。这正是世界风云激荡的时候，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起的冷战和殖民解放风潮。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在世界地图上只有那么一小点的特立尼达也在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奈保尔敏锐地借助于他笔下主人公的命运轨迹来折射整个时代。他笔下的主人公以回忆录的形式将这个时代定义为“罪孽深重的岁月”③。

小说《通灵的按摩师》主人公本名加纳什·拉姆苏麦。加纳什出身于特立尼达岛王子镇附近的一个印度移民农家，父亲老拉姆苏麦曾经是遐迩闻名的按摩师，不幸的是，一个患了阑尾炎的女孩死于其手，为此他花钱消灾，从此自废武功，金盆洗手。由于地处油区，老拉姆苏麦守着五亩荒地，期望自家地里能钻出个“金宝盆”，可惜无力贿赂钻井人员，最终不得不满足于地界边的一口油井，分得一点采油许可费残羹，供养儿子上学。十五岁时，加纳什考入西班牙港的皇家学院。四年的大学生活并不愉快。读大学期间，加纳什因不同意父亲为他定下的一门亲事，跟父亲闹翻，毕业后留在城里，应聘到东郊一个偏僻的残疾人学校。学校的宗旨只是“管好学生，不在于弘道”。但就在这样的学校，加纳什也受到同事的歧视和排挤，被讥为乡下甘蔗园来的小子，不懂教学艺术，却在城里滥竽充数。加纳什一怒之下，挂冠而去。正巧老拉姆苏麦去世，加纳什回乡奔丧。家乡给了他“地之灵”。尽管他在西班牙港生活了五载，可他终究感到格格不入。都市太庞杂、喧嚣和隔膜；而在乡村，他是受过教育的大知识分子，在乡人“先生”“老爷”的称呼声中他备感尊崇和荣光。

老拉姆苏麦入土为安之后，加纳什发现自己留在乡村却无所事事。他不知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生命意义何在！在乡人眼中，他是思想者，可他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肤浅。苦闷之余，他只好骑着二手单车在乡间山路上乱转。正是在这游荡的日子，他遇见了一个影响他多年的精神导师、朋友。这是一个名叫斯图尔特的英国僧人，自称来自印度的克什米尔，他看破红尘，却在加纳什身上觅到了前世今生。他告诫加纳什不必沉迷于思想，生活的答案、人生的意义最终会自我呈现，重要的是找到自我的“精神节拍”，然后诉诸语言，启迪、解救众生。斯图尔特之言无异于醍醐灌顶，加纳什从此立誓读写一生。

不过，首先还是要生存。虽然城中的房东太太说他吉人天相、印堂发亮、必有大成，但他身无一技之长，不免还是要为生计担心。这时小店主拉姆龙根适时援手，将小女儿许配给他，并出了一笔不菲的嫁妆。同时劝他子承父业，因为他是当地最有名的按摩师的唯一骨血，当是可造之材。加纳什婚后携妻子举家迁居富恩特格罗佛，从此干起了按摩师的营生。可是在那年头，按摩这一碗饭非常难吃，用叙述者的话说，“一个子儿可找十个按摩师”。按摩师跟牙医在特立尼达可谓遍地都是。加纳什地处穷乡僻壤，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引来主顾，而本地的人命特“好”，连个病都不生，失望之余令他对自己是否是个按摩师的可造之材大为怀疑。更让他失望的是妻子丽娜无法传宗接代。这双重的打击，换了别人，可能从此就心灰意冷，潦倒一生。但是，对加纳什而言，祸兮，福之所依。从此妻子对他百般迁就，而他也有了大把闲暇静心读书。

读书虽然惬意，可是写作终究是难事。尽管加纳什一再允诺动笔书写，但是写什么、用什么语言、读者对象在哪里，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之下，他还是颇费了些时日踌躇。最终还是在友人伯哈瑞的帮助之下，解决这些问题之后，他才写出了第一本著作《印度教101问答》。但书成之后最初的欣喜渐渐被书的滞销带来的烦恼所取代。接下来“二战”爆发，美国兵空降特立尼达，随之带来了一些就业机会。许多伪劣按摩师和江湖牙医趁机转换门庭，而加纳什却不为所动，惨淡经营按摩事业，余暇则躲进书斋研究印度教义和实用心理学。正是见其心智不移，加纳什的姑妈认定他就是过世的丈夫通灵术的合适传人，于是将丈夫遗留的通灵秘籍倾囊而授，嘱其用心修行，以期早获法力，救世济民。经过一番修炼，加纳什终于大功告成，改穿印度服饰，身着白袍，缠着头巾，裹着腰带，俨然印度土邦王公，从此以“通灵的按摩师”招牌名世。

通灵按摩师的妙手的确有回春之功效。不多久，整个特立尼达都知道了加纳什及其法力。加纳什也常暗自吃惊，通灵的法力居然如此浩瀚无边，各种疑难杂症仿佛手到病除。当然，除了通灵的法力外，他还有学识和智慧。他的存在为名声早就败坏的按摩业正了名，同时将江湖骗子逐出本行。尽管也有人争先恐后地宣称自己是通灵的按摩师，但整个特立尼达都知道只有加纳什才名副其实。他的博学、睿智与开明，赢得了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的青睐。他的宽容、慈善与谈吐增加了他话语的分量，博得了人们的信任。最令加纳什高兴的是他原本滞销的著作借其通灵之名成为了特立尼达有史以来第一部畅销书。淳朴之人买来当做镇宅之宝，贫穷的人买它以略表谢意，而更多的人是对书的内容有了兴趣。

俗话说树大招风。加纳什最大的对手来自于同胞纳拉扬，后者通过其掌控的《印度人报》发动猛烈攻势，攻击他“背叛印度教，是个种族主义者，危险的无神论者”。加纳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创立了加纳什的出版社和报纸，以此为舆论阵地，针锋相对。其时已经是1944年，“二战”眼看就要结束，特立尼达的各个政治派系都在为两年后的立法会普选造势。加纳什本无心政治，但对手纳拉扬却大玩政治手腕，先是组建印度人联合会，接下来成立扶贫基金会，这严重威胁到自己所属印度社群的利益，犹豫再三之后他决定参选。正当他准备利用纳拉扬扶贫基金丑闻大做文章之时，不料纳拉扬由于自己内部的派系斗争而不得不黯然引退，加纳什不费吹灰之力就当选为立法委员会委员。在立法委员会中，他作为著名的反对派，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却在殖民当局的报告中被指认为“不负责任的煽动者”。就在他政治生涯最为春风得意，被视为“自由战士”，领导民众展开非暴力运动，走上街头罢工罢课之时，他却遭人利用，名誉扫地，从此宣布与民运决裂，转而为殖民政府效力，并代表英国政府出席了在美国成功湖举办的联合国大会，为殖民统治在特立尼达的合法统治进行辩护，深得殖民政府的嘉奖，被誉为特立尼达“最重要的政治家”，在第二次大选机会全无的情况下，被直接提名为立委，并进入执行委员会权力机关。1953年，加纳什获得英帝国勋章，从此易名为“G.R.穆尔”，最终完成了一生的蜕变。

二

在小说中，奈保尔用简洁的笔法勾勒了主人公加纳什曲折多变的一生：从失意的教师到穷困的按摩师，从法力无边的通灵术士到为民请命的立委，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到保守的殖民帝国政客。是什么在牵引着他命运的曲线？在其回忆录《罪孽深重的岁月》里，加纳什给出了两个字：天意。

加纳什第一次感觉到天意的使然是在他决定放弃教鞭的那一刻。因为正是那一刻他父亲弃世。事件的巧合使他冥冥之中相信，父亲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终结父子之间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将他从都市的喧嚣中拉回到乡村的地之灵，从而使他能够有机会专注于心智的锤炼。继而，在他最为穷困潦倒，家中仅有的几亩荒地里的石油采光，经济来源完全断绝之时，拉姆龙根的美丽女儿带着不菲的嫁妆翩然而至，这无异于雪中送炭，应验了天意的垂怜，让加纳什再次确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既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加纳什在新居富恩特格罗佛最初的那段时光正是对其筋骨、体肤、心志的考验。面对这份命运的考验，加纳什做了完美的回答，上天的判词很可能就是“贫贱不能移”。此时，加纳什的姑母似乎成了天意的使者，前来向他宣布已经通过了命运的考验，足以有资格成为通灵的衣钵传人。

在小说中，叙述者简短地回顾了主人公曲折的生命历程之后，援引了加纳什自传中的看法，对他的“天意观”深表认同：

要是加纳什早生十年，考虑到特立尼达印度人当时的教育观，他不可能被父亲送到皇家学院，他可能成为按摩师，但一定是个平庸的按摩师。要是他晚生十年，此时特立尼达印度人的教育观已经完全转变，他父亲可能会把他送到美国、加拿大或英国深造谋生，那他可能是个失意的律师或危险的医生。要是美国1941年空降特立尼达岛时，他听了妻子劝告，到美国人那里谋一份差事，或者像很多按摩师那样转行开出租，那么，他的通灵之路将永远关闭，整个人生将彻底葬送。那些改行的按摩师和牙医，尽管在美国人驻扎的时候有过短暂的风光，现在却生计维艰。再没有人会去找他们看牙、治病。他们只好继续开出租车度日，可惜现在竞争太激烈，一里地只能挣三个便士。

七月的一个晚上，我轻车熟路地上了槐树，出乎意料，窗上的洞眼又被纸团堵上了。我将纸团拿下来，打开，上面写了四个字：翘翘，要要。

此前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为成就他的通灵身份铺路，正如加纳什自述的那样，“显然，我成为通灵的按摩师，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不但保证了他成为通灵的按摩师之后名利双收，还保证了他在今后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顺风顺水。按兵不动而对手政治生命已断；偃旗息鼓就成全了特立尼达历史上最成功、最廉洁的政治竞选，在加纳什的眼中，这就是天意。同样，在他人生的最后的一次转型中，也是“上天让我睁开了双眼”，看见了特立尼达的民运已经被共党分子操纵，“他发誓，从此将与特立尼达和其他自由世界里的共产主义不共戴天”。在民族主义自由斗士和殖民帝国政客两种截然对立的身份背后，还是有“上帝的旨意”。

三

这样看来，莫非“天意”真能主宰一切？但是，加纳什明明也知道，“我们绝非我们所欲之人；我们只能是我们必为之人”。“顺天意”是“所欲”，“尽人力”是“必为”。加纳什的一生其实是在“顺天意，尽人力”。但是光有“顺天意，尽人力”还不够。人毕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历史的潮汐总会打湿你的衣衫，哪怕你躲在天涯海角。

一度曾经是加纳什精神导师的斯图尔特就教导自己的弟子要“顺天意”做“逍遥游”。这位英国奇切斯特勋爵参加过“一战”，最后看破了红尘，舍弃了基督的救世精神，皈依佛门。但在20世纪中叶这段“罪孽深重的岁月”，“二战”的战火连佛门也不会放过，那黄色的袈裟敌不过战争的撕扯，最后也被绿色的军服取代，原本可以成为一代高僧的斯图尔特最终难免客死异乡，饮恨疆场。历史的风暴之下没有逍遥的精灵。

加纳什也不是那超越历史的“逍遥精灵”。成为通灵的按摩师之后，他本想遵循斯图尔特的教导，优游于精神世界，在宗教和心理学中圆满人生。他也不想涉猎政治，但历史的风暴还是不由他自己选择，将他裹挟而起，推上历史的前台。他身后舞台的背景也从梵文和巴利文书写的佛典迅速地更换为苏格拉底、柏拉图、潘恩、密尔等人的政治理论著述。风起云涌的现实政治很快就埋葬了他“通灵的按摩师”的身份。

因此，奈保尔在《通灵的按摩师》中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还让我们看到一个“罪孽深重的时代”。这也是他小说写作的主要意图，正如他借叙述者的口吻说出，“加纳什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历史”。他说“我们的历史”的时候，首先无疑是指特立尼达的历史，其次才是世界的历史。通过书写加纳什的历史，也就是书写刚刚走上现代性之路的特立尼达的历史。而走上现代性道路的特立尼达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世界风云局势的被动性回应。在普泛的意义上，跟其他第三世界从殖民或半殖民走过来的后发国家一样，都落入了“挑战与回应”的发展模式。

对于特立尼达这样的前英国殖民地来说，“二战”无疑是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和发展契机。“二战”的爆发虽然诱因很多，但无可否认，新老牌殖民帝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导致权力的洗牌和势力的重组，当是重大原因。在刀光剑影之下，原本被遮蔽的殖民地的命运得到凸显。各种政治势力也就竞相粉墨登场。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势力的收缩，在欧战烽火势力最热的时候，它无暇顾及在中南美洲的势力，影响逐渐衰退；而新起的美帝国乘机将自己的势力扩展，以盟国的身份暂时接管，实际上是将英国在中南美的殖民范围纳入自己的后院。“二战”过后，新独立的印度也不甘寂寞。鉴于特立尼达印度族裔势力强大的背景，也适时地以扶持印度裔文化的名义输出货币和印度式的社会主义，大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编织辐射亚、非和拉美的印度人大联盟。当然，冷战时期的全球两大对立势力的争斗、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也都暗中在此岛国角力。“二战”正酣之时，加纳什曾经向友人伯哈瑞抱怨，特立尼达偏居一隅，时间似乎停止，希望希特勒的飞机能够飞来炸出个新天地，而伯哈瑞的回答却是“特立尼达在世界地图上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黑点，希特勒未必知道这个地方，更不知道还有你我生活在这里”。可短短几年，特立尼达的政治生态就已经天翻地覆，在“二战”及其后的冷战、殖民解放运动的催化之下，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势力勾心斗角，将特立尼达的身份问题暴露于国际舞台，最终闹到了在成功湖④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

除了政治图谱的风云突变之外，奈保尔的小说还折射出了特立尼达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剧烈变迁。在社会生活方面，人们的职业选择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传统的特立尼达的社会职业主要就是按摩师和江湖牙医两类，但是在美国大兵于1941年到来之后，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军事的影响，还有社会分层。两大传统职业的从业人员锐减，司机、厨师、律师、医生、记者等新职业大量出现。这些新的职业由于需要较高的教育程度，从而带动了特立尼达人教育观念的转变。现代教育观的出现为特立尼达的现代化道路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四

站在“政治正确性”的立场，读者多么希望加纳什不要最后一变。要是加纳什最终凝固于立法委员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为民请命的现代“包公”或“耶稣”形象，我敢断言今日的许多中国读者一定更为喜欢。但是，奈保尔却“恶狠狠”地让加纳什来了个剧烈的转身：从民主斗士到殖民政客！

事实上，在加纳什剧烈转身的身后，更能看见奈保尔的真实思想面目。文本最后叙述者那声热情的呼喊和主人公冷然的回答原本应有的微妙反讽不经意间被奈保尔微妙的立场消解，转换成了无言的敬佩与肯定。这一切都可以看做是奈保尔对要求“政治正确性”的读者呼吁的断然拒绝。

在一次谈话录中，奈保尔承认他将自己的部分经历写入了这部长篇处女作，其中最为明显的章节就是加纳什准备写作的漫长煎熬心路历程。在小说中，加纳什屡次承诺，却又屡次暗地反悔。奈保尔明确表示那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加纳什成为作家的愿望折射出他成为作家的愿望。加纳什受到的鼓励和在困境中的坚守让人想到他父亲在家书中的忠告：“我绝对相信你将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是不要放纵自己：要警惕任何不必要的浪费精力的行为……守住你的中心。”他的父亲还说：“不要怕做一位艺术家。D.H.劳伦斯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艺术家；就目前而言，你应该像劳伦斯那样思考。记住他常说的，‘为我的艺术’。”⑤奈保尔和他笔下的加纳什都遵循了“为我的艺术”。可是他们来自“一种农民文化”，“它不是一种文字文化。那儿没有任何阅读传统……和写作的传统”⑥。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加纳什在面对写作的诱惑却又备感“生硬艰难”的原因。

其实，在小说中，除了对书写的虔诚和备感“生硬艰难”产生了共同认同之外，奈保尔和加纳什在对特立尼达的社会生活方面的看法上也有共鸣。“这里的人只知道钱、钱、钱”，加纳什对麻木的特立尼达人的抱怨难免不是奈保尔的心声。在加纳什不知用何语言、对谁书写、书写什么的时候，他的好友伯哈瑞要他牢记“特立尼达住的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有你这么高的学识。提升他们是你我的责任。但我们不能鲁莽行事，拔苗助长，要有耐心”，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儿童，你知道，你要像教儿童一样去启蒙他们”。正是这一番话才使加纳什立下决心，写本“启蒙读物”，要让特立尼达人“高昂头颅、放声歌唱”。在此，启蒙民众的精英主义心态也是奈保尔这样来自殖民地的知识分子的固有本色。

有必要记住加纳什及其友人对特尼立达人还是“儿童”的定位，这很可能解释加纳什人生的最后一变。自由、民主、解放，都是好事，但要看放在谁的手中，如果是有着独立自主精神的成人，那么这些事业可能发扬光大，但如果交到儿童之手，无异于让其玩火。奈保尔在小说中对许多特立尼达人的书写都在暗示他们还不具有独立担当的精神，老的如拉姆龙根、纳拉扬，新锐如留学英伦的英达辛，他们多变的性情注定了精神上还是未成年状态，缺乏神圣之光的指引，难以担当特立尼达独立的命运。

加纳什最后也许不无悲哀地意识到，在多种政治势力角力的特立尼达，也许继续在殖民帝国的庇护下不妨是较好的权宜之计。这不是说要阻挡历史的车轮，而是在时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以防剧烈的政治转向导致的巢穴倾覆。这里面已经暗含了保守自由主义的信念。奈保尔在英有年，自然难免浸染。

促使加纳什最终转向的是那场甘蔗园罢工事件，加纳什的协调不但没有带来预想的效果，反而亲眼见到了失去理性的罢工民众走向了暴力。这是对他倡导的非暴力运动最直接的挑衅和嘲讽。失去了理性的民众最终成为的是“暴民”。在那一刻他一定想起了精神导师斯图尔特的忠告，“千万不要卷入政治……要是你某天到了伦敦——但愿你不要去那地方——从出租车里面探出头来，看见那些人行道上愚昧残忍的群氓那一张张脸，你会非常恶心”。

“儿童”“暴民”“群氓”，他们都有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反复无常，难堪大任。奈保尔有言，“憎恶压迫，惧怕被压迫者”⑦。在温和的压迫者和非理性的被压迫者之间，加纳什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这也是奈保尔的选择。1990年，奈保尔因为文学成就而获英国女王的封赏，从此尊为“维迪亚爵士”；在那一刻，这位“英国文学的养子”不知是否想起了三十七年前的加纳什荣膺帝国勋章的光景，自此，“通灵的按摩师”加纳什也就成了“G.R.穆尔先生”。

① V.S.Naipaul.The Mystic Masseur.New York：Vintage，2002.（以下有关该小说译文均出自本书，不再另注）

② 评语见英文版的封四。

③ “罪孽深重的岁月”来自于小说主人公加纳什同名自传。书名至少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身生活的感悟，“觉今是而昨非”；二是影射“二战”及随后的冷战岁月。

④ 成功湖（Lake Success）：美国纽约州东南部的城镇，1946年至1951年期间曾经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

⑤⑦ 陆建德：《译序》，见《河湾》，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第5页。

⑥ 引自德鲁克·德洪迪对奈保尔的采访《我相信文学的纯洁》。参见http://cl2000.com/history/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