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_俞世芬 常套叶

作 者：俞世芬，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常套叶，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福贵的一生被渲染成不断承受苦难的生命历程。通过对苦难的书写，作家完成了对人类生命意识的再思考。1962年出生于法国洛林区的菲力普·克洛岱尔，在其小说《林先生的小孙女》中，则将战争的幸存者林先生置于陌生的异国他乡，讲述了林先生坚持抚养其“小孙女”的故事，作者由此完成了对生命的重新认知。中法两位作家，通过不同的两个人物形象，传达出他们关于人类生命意识不尽相同的思考，耐人寻味。

福贵与林先生：悲剧人物的生命差别

福贵的一生坎坷波折，每一次失落好像又都留下一丝希望的余光：从阔少变成佃户，输光家产后租到五亩好田，有了洗心革面、将鸡变成牛的盼头；女儿生成了聋哑，家庭陷入窘境时，妻子带着儿子归来，给他带来幸福的憧憬；眼看凤霞一生将毁，却又遇到二喜这个善良忠厚的好人；凤霞生子难产而死，二喜待福贵却如同亲爹；二喜横遭工伤离开了人世，却给福贵留下了小外孙相依为命；即便到最后失去所有亲人，他还能从一头老牛身上找到情感的寄托……正是这些卑微渺茫的希望支撑着福贵，让他在希望与失落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尽管福贵以其永不倒下的生命姿态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悲哀与苍凉的感觉却并未因此而消失。

在接踵而至的无妄之灾中，在重重困境的逼迫之下，《活着》始终令人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与悲哀。福贵在生命的苦难面前表现出的始终是一种被动的承受，而这种被动的承受只能说是一种自在状态，它没有在苦难的压迫下折射出人性光辉，因此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坚忍。

克洛岱尔的《林先生的小孙女》中，林先生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与福贵不同，他的世界是在刹那间坍塌与毁灭的。法国人的炮火，在一瞬间夺走了林先生在田间耕作的儿子和儿媳的生命，小孙女桑蒂最爱玩的布娃娃也被炸烂在稻田里。失去家园的林先生只能怀抱着小孙女，被战争的胜利者用海船运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在这个国家，言语不通、行为古怪、招人厌弃的林先生被送进了“疗养院”，但是他最终成功从那里逃离。支撑林先生的信念是，他必须找到那个新认识的朋友巴克先生，尽管他们根本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小说的最后，林先生找到了巴克先生，他激动地横穿马路时被一辆驶过的汽车撞倒，怀中的小孙女也被撞飞，摔在了地上！读者的心跟着抽紧了。然而小说的结局出人意料：林先生和巴克先生并肩坐在长椅上，林先生怀中的小孙女依然一会儿快乐地眨着眼，一会儿安静地睡着了。

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林先生怀中抱着的其实并不是他的小孙女桑蒂，而是桑蒂生前最爱玩的会眨眼的布娃娃。那个被炸烂在稻田里的布娃娃，才是小孙女桑蒂。由于无法承受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无法忍受孤身一人苟活世间的残酷现实，林先生是在瞬间变疯的！疯了的林先生把布娃娃当做小孙女抱在怀中，喂她吃饭，哄她睡觉，生怕她有任何闪失。也正因此，他才被送进了疯人院。在此，林先生这一悲剧性人物表现出与福贵完全不同的性质。如果说福贵是在亲人的一一离去中，被动地承受着命运倾覆在他身上的所有苦难，那么，林先生则是在人生即将覆灭的当口，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活下去的理由——小孙女桑蒂没有死，弱小的婴儿需要他照顾，自己必须无条件地为她活着。

作为悲剧性人物的林先生和福贵，让我们在感受生命遭遇的种种痛苦时，体味到人生的一种刻骨的悲哀。人被无情地抛入世界之后，便不得不背负起任何能够或根本不能承受的轻与重，终日跋涉，最终迎来的却仍是一片茫然与虚无。每当福贵发出“这下可要好好活”的慨叹时，我们既为他的坚强而欣慰，又为他终将落空的希望而备感辛酸。尤其到最后，当所有亲人都离他而去，他所有的生命支柱都颓然坍塌时，我们仿佛听到了希望彻底破碎后那种寒冷、凄厉的声音。《活着》的结尾是：黄昏中的老人赶着老牛，两个垂暮的生命渐渐远去，老人粗哑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水一样飘扬。黄昏的意象传达出巨大的苍凉感，就在老人和老牛渐行渐远的背影中，一种孤独、无奈、感伤的情绪悄然弥漫难以消散。

当无数的美好消逝在硝烟中，当年迈的林先生带着虚幻的小孙女桑蒂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最触目惊心而又无可救药的是一颗饱受创伤的心灵，而迎接他的则是人心的冷酷和现实的迷惘。当遭受别人的嘲笑与鄙视，每每因语言不通而显得格外笨拙时，林先生所能做的就是紧紧抱着自己的小孙女，不让她被别人抢走。或者为她唱歌，唱那首充满希望的古老歌谣：“清晨终究会来，光明一定重回大地，新的一天终会来到，总有一天你也将成为母亲。”

《活着》：一种存在的悲哀

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中，余华说：“《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但不容忽视的是，小说中不断出现的生命个体的非正常死亡，同时也渲染出不受人的主观世界所操控的命运的残酷与不可战胜性。也许作家最初只是试图表达福贵“高尚”的人生态度，即面对苦难的乐观态度。然而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汩汩流出的，却是一种深刻的悲哀：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自身的处境，命运的车轮不会因你的意志而改变，它总是残酷无情地从你身上践踏而过，然后丢下遍体鳞伤的你扬长而去。

就像一首岁月之歌，在主人公第一人称的自由叙述中，一个个亲人以让人难以接受的方式被死神夺去生命。生命的被掠夺正如它的被给予一样没有任何理由，生命的无常和岁月的残酷在福贵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演绎。然而，福贵却以屹立不倒的姿态为我们深沉地诠释了“活着”的内涵与真谛：它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或是呼天抢地的咒骂，不是怨天尤人的自暴自弃或是在灾难的漩涡里自甘堕落，它是忍受，忍受生命中的种种无常，忍受生存的沉重与悲哀，忍受命运的打击与摧残，它是去供奉那座不公的命运构筑起的心泪的祭坛。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接受苦难的生命过程中福贵也变得麻木。从表面上看，不幸的遭遇与重复的苦难已造就了他豁达、乐观、忍耐的品质，使暮年的他无所牵挂无忧无虑。然而“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的观念已牢牢植根于福贵头脑中，他终身信奉的生命观便是：每个人生来便有自己的命定，人只能守着自己的命运，无论生死。所以在“活着”中，他已没有任何精神的依附或追求，活着只是为了活着本身，他已不会去探究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

因此在作品的结尾，福贵所谓的乐观与豁达也被彻底地消解了，因为在苦难面前他甚至难以展现作为高贵的人的尊严。在他的世界里，充满了跟动物的虚拟对话和交流：“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他甚至把那头相依为命的病残老牛也叫做“福贵”！在苦难的压榨之下，他没有了追求，剩下的只是老僧入定般的寂然。正如谢有顺所说：“我不仅没有读到高尚，反而读到了一种存在的悲哀，因为放弃存在的价值和光辉，比存在的消失本身还要可怕得多。”

《林先生的小孙女》：生存下来的不一定能活着

关于创作，克洛岱尔曾说：“我所写的一切都来自心中，我总是努力地最大程度地接近自己的感情。”在《林先生的小孙女》中，没有被故意夸大的巧合，没有太多的苦难和死亡，一切似乎都在不经意间悄悄地发生，悄悄地结束。同样也没有过分地渲染人物对苦难的承受能力，也许那反而会破坏主人公本身具有的坚强与毅力，以及他面对苦难的不屈精神。也因此，在克洛岱尔笔下，林先生因为无法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而变疯了。为了活下去林先生必须寻找理由，是祖孙之情和朋友之爱最终拯救了他。

尽管《林先生的小孙女》同样也是悲剧，但人物被赋予了使命、责任和友谊，因此“活着”变得富有希望，饶有生趣。作品没有了宿命的气息，散发着逆流而上的乐观精神。与《布罗岱克报告》《灰色灵魂》一脉相承，《林先生的小孙女》凸显的也是小人物的生命感受。居住于收容所中，虽然和其他难民们有着共同的身份、说着相同的语言，林先生的言行举止却备受嘲笑与戏弄。然而他并不在意，因为他有自己的使命，他要照管好自己的小孙女，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在遇见巴克之后，林先生的触觉敏锐起来，心灵丰富起来，他开始和这个世界建立新的联系。两人虽然没有共通的语言，却通过指手画脚聊得格外开心。人们的冷漠和城市的阴霾一扫而空，代之以春日的暖阳照亮了彼此的心灵。

当林先生被强行送到疯人院后，仅有小孙女的陪伴已无法使他安静度日，日渐茂盛的生命感觉已如发芽抽条的枝蔓抑制不住地向墙外伸展开去。林先生平静的内心里似乎涌起一股生命的浪潮，他要找到一个真实的生存理由：他想念巴克，巴克也需要他。于是，巴克成为他重返现实世界的一个通道，巴克的友情就是他生存下去的理由。尽管小说没有深入探索林先生的内心世界，然而，通过他机智地逃离疯人院的举止，作家分明告诉我们：林先生是多么愿意放弃虚构的幻想，哪怕流离失所、浪迹街头。此时的布娃娃桑蒂并不比巴克更重要，如果说桑蒂是他活下去的借口，那么巴克才是他活下去的精神动力。为了巴克，他甚至已经作好了走出假想的准备。因此，当再见巴克时，林先生欣喜若狂！在激动之下被撞倒的仅仅是身体而已，他已经重新找回活下去的意义。

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它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林先生正是由于他的生命审视而重新获得了作为人的价值。

通过对苦难与死亡的揭示，克洛岱尔想要告诉人们的是，“生存”下来的不一定“活着”，“生活”远比“生存”所要求的要多。而当《活着》把生存之道描述成一种承受苦难的惯性运动时，作家传达的也是对生命的一种认知，那就是把人身上的痛楚神经连根抽去，只为了能顽强地“活下去”。无需多言，余华肯定的是生命本身，克洛岱尔肯定的不是生命，而是附着在生命之上的其他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