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_张石山

作 者： 张石山，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兄弟如手足》、中短篇小说集《镢柄韩宝山》《单身汉的乐趣》、诗集《永远的三月》、自传体长篇《商海炼狱》等。

慎终追远，民德如何归厚

《论语·学而》第九章，是曾子的又一条语录。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这条语录不长。尽管历代注释有些歧义，单就字面理解，并不特别繁复。一般的白话注释如下：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

历代译注产生歧义，主要在“慎终追远”四个字。

比如在《论语别裁》中，作者南怀瑾先生就不同意古来译注。南先生认为：终，是终了结果的意思；远，有远因远由的意思。做人行事，欲慎其终，莫如先追其远。他还引用了佛学的概念进一步界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用通俗点的话来说，想要求得最终好的结果，应该从最初的动因着手。这样，大家行事做人，注意慎终追远，整个社会风气也就归于厚道之德行了。

南先生一时之大家，并不因循前人，而能别开生面。但这样的译注，同时带来了一个问题：语焉不详的古语，或者无有定解的古语，后人随意给予解释，极有可能突破译介的传统规范。比方这儿的“慎终追远”四字，可能变成随意装入物事的口袋。

而且，按照南先生的解释，文理逻辑不易摆顺。做人行事，慎其终而追其远，注重个人之修为、处世之谨重，如何可以联系到“民德”社会风气方面？这样解释，恐怕难免失之牵强了。

那么，慎终追远，究竟应该怎样解释？

对此，我觉着还是遵从惯常的解释较为合理。慎终追远，说的就是“慎对父母丧事、追怀远祖功德”。我认为：惯常的解释，有合理的支撑。有着什么样的合理支撑？答案就在《论语》中。

《论语》的各章文字，虽然各自独立成章，但上下承接的章节，往往多有内在的联系。《论语·学而》第十一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编辑者在这儿放置孔子谈论孝道的语录，不啻是在呼应曾子的“慎终追远”。

慎对父母死亡、追怀远代先祖，关乎孝道。慎终追远，说的就是孝道。孝道，是孔子仁学的核心构成之一；孝道，确实又关乎民德，关乎整个社会风气。这样解释，相对比较顺理成章。

当然，曾子的这条语录惜乎太简。有言简意赅的优点，却也容易让人产生疑问。按惯常解释，“慎终追远”四字是“慎对父母之死、追念先祖”的意思；那么，读者首先就会发问：这样做了，如何就能导向民德归厚？其间有什么必然性？

社会道德、社会风气，当然应该注重。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思维模式：经由宣传部门的倡导，每个人都争做好人，尊奉仁义道德，那么，整个社会不就变成一个君子国了吗？

但在事实上，事情远没有那样简单。社会道德状况，总是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对此，我们至少可以发问：社会道德风气的主导因素在哪儿？民德归厚的根子在何处？

且看《论语·学而》中紧接下来的第十章。子禽问于子贡，先是一个肯定句式：“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我们的老师到了某一邦国，必定先要知道该国该地的行政状况。无论在任何邦国，统治者的为政状况、其言行道德，往往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夫子每到一国，必闻其政，关注的正是这个重心。

对于这一重心，孔夫子曾经多次言及，对居上位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论语·为政》第二十章，孔子告诫季康子应该如何临民：“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如果说，整个社会风气之良化，在于民德归厚，那么，期望民德归厚，居上位的当政者必须以身作则。当政者庄重，民众就会敬顺；当政者孝顺、慈爱，民众就会忠诚；举拔好人、教育能力不足者，民众就会勤勉。

假如居上位者在弑父弑兄，八佾舞于廷，乃至横征暴敛，仅仅指靠普通民众的慎终追远，怎么能匡救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孝道，是仁的重要内容。在整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言及。但孔子提倡孝道，从来也没有忘记强调：孝道，不是为政者仅仅针对民众提出的要求，它首先应该是为政者必须恪守的起码道德。

所以，曾子提出“慎终追远”，固然没错，却惜乎过简。他没有指出这一行为的主体。慎终追远，首先应该是对为政者的要求。当为政者、居上位者做到了，才可能行为世范，影响推行于整个社会，民德才可能归厚。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礼之用，何为贵？

《论语·学而》第十二章，是有子的第二条语录。在整部论语中，率先谈到了礼。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的话，杨伯峻先生的翻译全文如下：“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恰当。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便为恰当而求恰当，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杨先生的白话翻译，做到了通俗。但笔者虽尽力反复理解，在文义上却难以通达。愈读，反而愈不明白。

我们先来谈第一句：“礼之用，和为贵。”杨伯峻先生翻译说：“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关于“和”字，杨先生在注释中举出了《礼记·中庸》《论语疏证》以及《说文》来解释，定为“中节、适合、恰当”的意思。对于单独的“和”字，古典的解释当然不能说错。但在这儿，杨先生借用这样的解释，立即会让人提出疑问。

《论语·颜渊》第一章：“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礼，是那样重要，它本身便是规范，不违中和。所谓礼节，礼原本就是中节的。礼本身便是规矩，就是使人遇事做到恰当的。换言之，合于礼，就是和。“礼的作用，以遇事做到恰当为可贵”，按照杨先生的解释，我们依循礼来行事，还不算“和”，还不能“遇事做到恰当”。为了遇事做到恰当，依礼行事还不够，还可能达不到“和”，还必须有一个另外的规范、另外的更高观念来加以调节制约吗？

把“和”字作上述解释，接着造成了下面译注的巨大困难。

原文“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杨伯峻解释说“为恰当而求恰当，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相当费解。既然“礼之用，和为贵”，遇事做到恰当为可贵；后面又说，为恰当而求恰当，是不可行的。这不是自相矛盾是什么？礼与和，难道是这样扞格冲突吗？

“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那么前面的求恰当，是依循什么规矩制度来求取到的呢？是想当然随意胡来的吗？不以礼节之，何来恰当呢？既然已经以礼求取到了恰当，为什么还要以礼来进行节制？

我认为：这样的自相矛盾，这样的扞格冲突，不是有子的原话有问题，而是杨伯峻的翻译造成的。杨先生的翻译，把“和”字做“中节、适当、恰当”来解，在这儿是不合适的。

好在，“和”字尚有其他多重解释。《说文》讲：龢，调也。乐调谓之龢。盉，调味也。味调谓之盉。事之调适者谓之和，其义一也。

我认为：所谓礼乐，礼而节、乐而和。本章的“礼之用，和为贵”，“和”字在此讲的应该是音乐的调和作用。礼的实用、使用、运用，辅之以音乐调和，才是最好的。

行礼执礼的时候，有音乐调和，于是“先王之道，斯为美”。

这样解说，我们前面谈到的种种不解，自相矛盾之处，才可能豁然开朗。

礼的作用，如果有乐来调和，是为可贵。先王之道，以这个为美。但所谓礼乐，有着表里关系。乐为其表，礼为其里。因为知道音乐调和是美的，不按礼的规矩来节制，“小大由之”，那也是不可行的。

《论语·八佾》第一章，孔子严厉抨击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第二章，仲孙、叔孙、季孙三家，僭用天子礼，唱着天子祭祀的诗篇《雍》来撤除祭品，遭到了夫子的强烈非议。

季氏，三家，正是“知和而和”。他们在行礼执礼当中，知道音乐歌舞“斯为美”，但他们首先违背了礼制，绝不可以。僭礼、越礼，辅之以音乐伴奏、载歌载舞，这是违反礼制的重大事件。

“礼之用，和为贵”，本身道理丝毫不错。庄严的乐舞，悦耳的音乐以及美妙的歌舞，用来调和礼仪，这叫“知和而和”；而一旦脱离违背了礼的规范制约，这是破坏礼制，当然不可行。

礼之用，何为贵？当然是和为贵。但“和”字，在此应该作音乐调和来解。片解乎？正解乎？愿就教于方家。

可与言诗夸子贡

除了有子和曾子之外，在整部《论语》中率先出场的孔门高第，第一人是子夏，第二人是子贡。

子贡，即端木赐，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在《论语·先进》第三章中，列入所谓“四科十哲”之间。与宰我两人归在“言语”科。

据说，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能够在贤者中居于前列，成为榜上有名的十哲之一，子贡的学业成就可想而知。当然，子贡被列在言语科，并不是说他只擅言语，而是强调其言语方面的突出特长。孔门的贤弟子，个个德才兼备、通晓六艺，应该说都是通才。

子贡这样的一位孔门高第，在《论语》第一篇中出现就不是偶然了。

《论语·学而》第十章：“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问子贡说：“老人家到了哪个邦国，必定会听到那里的政事状况；那是求来的呢？抑或是别人主动告知的呢？”子贡道：“他老人家是靠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来取得的。老人家获得的方法，和别人获得的方法，不相同吧？”

这是整部《论语》中对孔子的第一次侧面描述。这次描述，是由子贡来完成的。子贡用五个字，简捷准确地归纳出了孔夫子的人格风范和精神风貌。

《论语·学而》第十五章，则记录了子贡与尊师孔子研讨学问并达到举一反三效果的一段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是一段精彩的对话。聪明好学的子贡，受到夫子的慷慨奖掖。这段对话，可以说集中体现出了孔子教学的诸多特色。这是一场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自由切磋，轻松活泼；思维跳跃，脉络清晰。甚至，会话者当时的语气、情绪，跃然纸上。

首先，作为一名优秀学生，当领会到了“贫穷而不巴结奉承，有钱却不骄傲自大”的做人道理，子贡请示夫子说“何如”，这样做怎么样啊？子贡当时讲话的语气中，几分显见的得意溢于言表。孔子对子贡的学有所得给予肯定，但又给学生指明了进一步提高的方向。“你说的还可以吧。但是还不如‘虽贫穷却乐于道，纵有钱却谦虚好礼’那个样子的呐。”

接下来，子贡受教。自己对人生追求的做人道理有所初步体悟，夫子却有着更高的境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师徒之间，这样探讨学问，不就是一种切磋吗？夫子教导弟子，不也正像良工巨匠琢磨璞玉吗？这是多好的学习教授过程啊！但子贡回头描述这种过程，没有直说，而是思维跳荡，机敏地借用《诗经》中的成语来加以表述。

夫子对学生的跳跃性思维、对其活用经典的良好表现，即刻有一种理解的默契。于是慨然夸奖道：“赐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点，你能够有所发挥、举一反三了呀！”

这段《论语》，可以看做是孔子启发式教学的范例。也是孔子奉行“快乐教学”的明证。师徒之间这样的教学相长，不啻正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真切写照。

——诚然，在学习诗书的过程中，敏捷颖悟、活学活用，只是第一步。孔子倡导的、更为看重的，是学以致用。

请看《论语·子路》第五章：“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从政的任务，却办不通；令他出使四方，又不能独立地谈判酬酢；纵然读书再多，有什么用？

读书而不能致用，读书再多，也不过是一匹驮经的驴子罢了。

而子贡正是学而不厌，做到了学以致用。事实证明，子贡大有为政能力，亦且是外交方面的能手，具有专对之能力。

《史记·孔子世家》叙述：孔子一行厄于陈蔡之际，情况极其危急，正是派出子贡突围使楚，楚昭王被说动，兴师迎孔子，夫子一行方才得免脱困。子贡的外交游说能力，莫可怀疑。子贡位居“十哲”之中，列在“言语”科，应该说当之无愧。

为政以德居其所

《论语》第二篇，篇名“为政”。《论语》各篇的篇名，一般只是选取本篇第一章开端几个字以名之。比如第三篇名为“八佾”，只是这一篇的第一章讲到八佾，并非整篇都说八佾——但为政篇，恰巧是通篇来讲为政的。

《论语·为政》第一章，“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尽管是古文，这样的句子其实明白如话。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简体字版，为方便今人读古典，对整部《论语》又都作了尽可能通俗的白话翻译。他的译文是这样的：

孔子说：“用道德来治理国家，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

“居其所”三字，杨先生翻作“在一定的位置上”。我觉得，翻译得不很好。作为商榷，我觉得应该这样翻——“处在它本来应该在的位置”，才更加准确、扣题。邦国领导者、决策人，“为政以德”，才是其正确所在，才能“譬如北辰”，居其正位而得众星之环绕。

《论语》为政篇，当先隆重推出孔夫子“为政以德”的思想。

为政以德，主张德政德治，建立道德社会，是孔子终身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如何才能为政以德？孔子面对不同情况，针对不同对象，有过若干具体教导。

《论语·为政》第三章：“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法来诱导，用刑罚来整顿，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顿，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能使人心归服。

引导一个国家，立国的大政方针，究竟是依赖政法刑罚还是倡导德治德政礼教？在孔子看来，这是根本原则问题，无可规避。孔夫子率先提出的，儒学后进士子千百年来倡导的，始终是德治德政。严刑峻法的统治，或能得逞一时，虽然老百姓因为恐惧而不得不服从，社会道德风气却败坏无耻。专制统治，刑罚恐慑，以势压人，为孔子所不取。

唯有德政礼教，才能使人心归服。《论语·为政》第十九章：“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错（措置）在邪曲的人之上，民众就会心服；否则，民众绝不会心服。这儿，面对鲁哀公问政，孔夫子身体力行做了一回帝王师。

《论语·为政》第二十章：“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季康子，是鲁哀公时代的正卿，属于有权势、居上位的执政者。他希望人民恭敬、忠诚并且勤勉，向孔子请教应该怎么办？孔夫子给他的回答，分门别类，但原则为一：政治道德、庙堂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主导。统治者只有身为表率，为政以德，民众才会服从。

为政以德的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当代世界，还有没有现实意义？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和诋毁汉字汉语同步，批孔家们激烈批孔，已有百年。他们批判孔夫子的要点之一，说孔子以及儒学是替统治者出谋划策的，甚至就是统治者的帮凶。

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不读《论语》，就追随批孔家的论调人云亦云吗？反复读过《论语》，我的结论正好相反。有《论语》白纸黑字在，以孔子为首的天下己任的士子，坚持道统，他们自称帝王师，恰恰是对帝王提出了最严格的要求。“为政以德”，正是孔子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之一。就算是出谋划策，孔子出具的谋策堂堂正正，有何不可？莫非，让孔子劝导统治者抛弃德政，施行暴政，残酷镇压民众，批孔家们才会承认孔子不是帮凶吗？

我相信，这样的道理，历代暴君听不进去，当代批孔家也听不进去。为政以德，只是孔子的理想。对于暴君和批孔家，孔子和我们都在浪费笔墨、白费口舌。

在孔子的时代，他不可能提出“民主政治”的当代理念。但孔子倡导的士子精神，与当代知识分子尊奉的“社会良心”并无过分扞格。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理念，其精神指向并不过时；孔子所希望建立的道德社会，并不排斥当代民主制度。

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的思想超越了时代。犹如北辰，亘古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