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一书导言的最开头，美国学者安敏成引述了鲁迅的一篇杂文《扁》。其中有这么几句：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在革命文学的“紧要关头”，鲁迅先生还能抽着烟斗，翘起二郎腿，插科打诨，这可说是他一贯的行文风格，又未必不可说是其心底弃绝主义缠绕的无聊与自嘲。“各各以意为之”，也一定是包含他自己的吧。

更早些时候，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措辞强烈”，提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其中便有，“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二者隔了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吧，“写实”还是那个“写实”，主义却已不是那个主义。

后来如我，一直疑惑“写实主义”是何时变作“现实主义”的；也许，就如同许多著作一样，它们本来就是同义语，用一个括号括起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写”换做“现”，总还是不错的，若换做“献”，还能“实”吗？有道是，改字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鲁迅先生对这些主义漫不经心的描述可以不必当真，但在这之前说的话还是要仔细想一想：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绍介这名词的涵义。我想大概如此：起先，是没有绍介的资格，后来，是没有绍介的能力。于是，就一个劲儿地挂“匾”，总在挂，终于也没有一块儿“匾”能够挂起来：现实主义，成为实验主义；绝对的实验主义。

一晃过去了许多年，现实主义仍是现实；所谓一体化有些简单，但却也无奈。“中国文学论坛”把“现实主义的此岸与彼岸”作为专题来进行研讨，可谓用心良苦。杂志头条刊出，践行文学记忆记录的功能之外，其实看做是一次呈现与检验也未尝不可；如果被新时代的读者看做是一次理解现实主义的开端，也是好的。

就我想，河的此岸与彼岸对于渡船固然重要，可河的源头，必然不可忽视。河所经过，高山，峡谷，平原，沙地，黄土，其所裹挟，需做必要的分层和清理。仅仅作为一个棒子挥来挥去，既不环保，也会吓着小孩子，最后只能是白白消耗太多力气。

文学不仅仅是讲话。或者说，文学根本就不是讲话。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谈什么样环境下的现实主义仍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前提。其次，我想才是作家的、批评家的现实主义问题。挣扎而不被俘获，不和谐而共生：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