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一书导言的最开头，美国学者安敏成引述了鲁迅的一篇杂文《扁》。其中有这么几句：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在革命文学的“紧要关头”，鲁迅先生还能抽着烟斗，翘起二郎腿，插科打诨，这可说是他一贯的行文风格，又未必不可说是其心底弃绝主义缠绕的无聊与自嘲。“各各以意为之”，也一定是包含他自己的吧。

更早些时候，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措辞强烈”，提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其中便有，“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二者隔了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吧，“写实”还是那个“写实”，主义却已不是那个主义。

后来如我，一直疑惑“写实主义”是何时变作“现实主义”的；也许，就如同许多著作一样，它们本来就是同义语，用一个括号括起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写”换做“现”，总还是不错的，若换做“献”，还能“实”吗？有道是，改字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鲁迅先生对这些主义漫不经心的描述可以不必当真，但在这之前说的话还是要仔细想一想：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绍介这名词的涵义。我想大概如此：起先，是没有绍介的资格，后来，是没有绍介的能力。于是，就一个劲儿地挂“匾”，总在挂，终于也没有一块儿“匾”能够挂起来：现实主义，成为实验主义；绝对的实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