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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片解·之四

2012-08-15山西张石山

名作欣赏 2012年7期
关键词:论语孔子

/ 山西_张石山

作 者: 张石山,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兄弟如手足》、中短篇小说集《镢柄韩宝山》、《单身汉的乐趣》、诗集《永远的三月》、自传体长篇《商海炼狱》等。

被诟病百年的孝道

《论语·为政》中,不少章节专讲孝道。

什么是孝?何为孝道?古往今来的概念定义解释界说很多。最普通的老百姓的理解,孝,就是敬养父母,再扩充一点,还应该敬奉追念祖先。如此而已。孝,基于人的血缘传承,发乎人的道德本能。古代圣哲提倡孝道,把人的天性本能提高到了伦理的和文化的高度。在整个社会,倡导什么,养成怎样的社会风气,无疑是为政的重大内容。

在《为政》中,有几人分别向孔子问孝,孔子一一给予回答。这些问答,可以想见多半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论语》的编辑将其集束摆放在这儿的。从第五章到第八章,有孟懿子、孟武伯父子问孝,有子游、子夏两个学生问孝。尽管几人都是问孝,但针对不同对象,孔子的回答也各不相同。可以说,孔子这些不同的回答,从多层次、多侧面,引领人们能够更理性地理解孝道。

对此,我有一点个人的阅读体会。如果我们将阅读次序变化一下,这将是关于孝道的一个由浅及深的理解过程。

先看第七章,孔子的学生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犬马能养,古来解说纷纭。一说,犬马也能养活人;一说,犬马也能养活它们的父母。那么,人仅仅做到养活父母,等同于犬马而已。这两种解说,都不如惯常的解释通达。按惯常解说,人连犬马都能饲养,养活父母而不能心存敬顺,那和饲养动物有什么区别呢?

这儿,孔子措辞严厉,提出孝不能缺少敬顺的道理。

第八章,另一名学生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里,孔子提出了“色难”的概念。侍奉父母,保持愉悦而发乎由衷的容色,确实是件难事。有事情,弟子效劳,有酒食,先请长辈吃喝,应该算是有敬顺之意了,但还称不得恪行孝道。孝,应该做到发乎内心,成为衷心愉悦之事。

这儿,孔子对孝的界定,又推进了一步。

回到第六章,是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对孔子的这句话,解释也是向来不一。

一种解释说:孝子各方面敬顺,只是最担心父母生病。这样解释,在文理和语法上,都不通,相当勉强。

一种解释说:父母只担心孩子生病——孝子如果已经在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无须令父母担心,这当然就是孝了。这样解释,在语法上不错,但破折号后面的意思,属于一种强解。

当然,我们还可以有别样的解释:“唯其疾之忧”,是人发自本心的情感。想想父母在我们疾病时揪心担忧的样子,想想我们做了父母,自己在孩子疾病时的拳拳之心,自己该如何回报父母呢?

离开当初的具体语境,古圣贤的经典话语有时确实难以尽解,但人心是相通的,我们能够体察到孔子原话的意味,这就够了。孟懿子、孟武伯,父子二人曾先后是鲁国大夫,身为地位尊荣的高官,孟武伯对父母,不存在养活与否的问题,作为世家子弟,敬顺父母的教养也是有的。那么,孔子在这里,事实上对孟武伯提出的是更高的要求。你应该在各方面特别是在为政方面要做得很好,做到你的父母什么都不担心,只挂念你的身体。做到这个,是你应该奉行的孝道吧!

最后,我们再看本篇第五章。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这段话的关键词是“无违”。这两个字,孔子给学生樊迟作了详解。对于孟懿子,他应该做到“孝不违礼”。父母活着,依规定的礼节侍奉;父母死了,依规定的礼节埋葬、祭祀。

孟懿子贵为大夫,他不懂得孝吗?所以,夫子对其所问不必啰嗦,针对他的身份地位,回答只有两个字“无违”,极为简洁。作为问孝的孟懿子,应该也是已然明白。所以,他也没有进一步询问。

有趣的是,夫子不厌其烦,却给赶车的学生樊迟细说了一番。这首先是孔子诲人不倦,在对弟子进行随时随地的教导。当然,其中还有要把自己和孟懿子的问答公诸于世的意思。以孟懿子的地位,在孝道方面应该给社会、给民众做出什么榜样?他会不会违礼、僭礼、越礼?这儿,孔子面对居上位者,把孝道提到了礼制的高度。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奉行孝道而不违礼,无违,关乎礼法,关乎社会风气,正是为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十一章: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孔子引用《尚书》上的话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使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这也就是参与政治,何必定要做官才算参政呢?孔子的回答,可以看做是对前面谈及的为政之道和孝道的呼应。遵行孝悌之道,进而努力去影响社会风气,孔子将之提高到“庶民参政”一般的高度来认识。

一百年来,批孔家竭力批孔,传统孝道也遭到株连,被疯狂攻击诟病。前几十年,批孔家中以鲁迅最为激烈。他举出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和“老莱娱亲”大加挞伐。古人提倡孝道,举例或有极端倾向,上述两例,自有可诟病处。但因之从根本上否定孝道,摧毁人的发乎内心的美好情感,进而泯灭人性,这个就太过分了。

后几十年,批孔风气越来越猖獗。数不清的政治运动,摧毁着人的道德本能。运动之来,打倒某人,某人的妻子必须划清界限赶快离婚,某人的子女只有起而揭发其父,才算靠拢组织,才算忠于领袖,才能免于株连而自保。戕害践踏人伦,肆无忌惮,暴行兽性,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当猖獗批孔终于成为过去,我们欣慰地看到,是千家万户的老百姓,人自为战,艰苦卓绝地捍卫坚守了我们的传统道德底线。

孔子提倡的孝道,合乎天道人伦;孝道光复,顺应天心民意。

这是批孔家的失败,这是暴行兽性的失败;这是孔子的胜利,这是民意人心的胜利。

远离宗教的祭祀

《论语·为政》结末的第二十四章:“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这里,出现了“鬼”字。关于鬼,杨伯峻先生在译文之外加了注释:古代人死都叫“鬼”,一般指已死的祖先而言。

《论语·八佾》第十二章,则出现了“神”字: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这一章,杨伯峻先生的译文如下:孔子祭祀祖先的时候,便好像祖先真在那里;祭神的时候,便好像神真在那里。孔子又说:“我若是不能亲自参加祭祀,是不请别人代理的。”

我认为:杨先生的译文,不够准确严谨,让读者相当费解。

我们先看第一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句话本身没有主语。它仿佛是孔子所处时代的成语俗语,通行语、流行语。杨伯峻先生的注释,不仅添加了主语,认定其为孔子,而且进一步认定孔子是在祭祀祖先。这样认定,不知杨先生有何依据。在习惯上,在人们的心理上,神与鬼,一般是有些区别的。祭神,只是祭拜天地山川草木之神;祭鬼,才是祭祀先祖和死去的人。所以,如果原话说的是两重意思,既有祭祖也有祭神,原话就应该是:祭鬼如鬼在,祭神如神在。

原话只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没有主语。所以,我认为这句话说的并不是孔子的个体行为状态,而是一种普遍行为状态。祭祀是庄严的,如同祭祀的对象在场一样。祭神,如同神真在那儿一样。

我们再来看第二句。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杨先生的译文是这样的:“我若是不能亲自参加祭祀,是不请别人代理的。”这一句的翻译,问题更大些。在感觉上,非常不通。勉强,牵强。原文“如不祭”,字面翻译只能是如同不祭、犹如不祭,即便是意译,如何能有“不请别人代理”的意思呢?

孔子这句话,历来也有不同解释。“吾不与祭,如不祭”是一般惯常的句读。“与”字,在这儿是参与、参预的意思。朱熹的注释就是按此句读的。孔子有事,不能参加祭祀,或就请别人代祭;但别人代祭,总不如自己在场那样虔诚。杨伯峻先生的所谓意译,或者就是从此而来。

别样的解释,则是采用了别样句读:“吾不与,祭如不祭。”这儿的“与”字,当赞同来解。那么,采用别样句读,其译文就是:“我不同意的祭礼,祭了同没祭一样。”

但按照这样句读而来的解释,在义理上也有所不通。“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孔子不同意的祭礼,孔子是不会违心参加的。如果只是孔子没有违心参与祭祀,那么,也不好否认别人所参与的祭祀就是等于不祭。

两种解释,都不能通达。问题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整个第十二章,意思是贯通的。说的都是“祭如在”的问题。祭祀祖先神灵,祭祀者的心理是否虔诚?是否在状态?是否感觉鬼神就如同在场享受祭祀一般?如果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心理缺乏虔诚,那样的状态就不能叫做“祭如在”。缺乏虔诚、不在状态,即便形式上参加了祭祀,实际上属于“吾不与祭”,那么祭祀了也等于没有祭祀。

——联想到一点题外的话。

就本章文字来看,孔子并不反对祭祀鬼神。而且,认为祭祀应该是虔诚的。但在别的章节,孔子却又表达了别样的思想。《论语·雍也》第二十二章,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的话。《论语·先进》第十二章:“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关注人生,强调入世,拒绝回答敬事鬼神的问题,也拒绝谈论人死后的话题。不臆造什么“天堂”,不妄说什么“来世”,这中间确实有一种清醒而伟大的理性。

祭祀活动,中国式的祭祀神灵祖先,祭祀者多半会有一点类乎宗教的情感。中国人的敬神祭鬼,作为文化或习俗数千载传承,并没有演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孔子的言论,起到了理性引导的作用。

中国没有宗教,没有神学,没有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在蒙昧的远古,孔子的理性像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夜空。是这样清醒的理性,引导后世避开了欧洲历史上那样“黑暗的中世纪”。

当然,孔子倡导人的理性,“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孔子并不一般地反对祭祀鬼神。

在追念先祖、缅怀先烈、敬畏自然的意义上,祭祀鬼神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不是宗教迷狂,这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怀,这是远离宗教的祭祀。

诗礼文明的自信

《论语·八佾》第五章,讲到了“夷狄”这个词语: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这句话,历来也有不同注释。

一种是按照字面直解,不需拗口绕弯子。文化落后的边鄙国家,即便有君主,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哩!

一种是绕弯子。弯弯曲曲,进行曲解。“夷狄有君”,把这儿的夷狄,实指为楚国、吴国;君主,说成是楚庄王、吴王阖庐等。结果就是这样来翻译:楚国、吴国这样的夷狄落后之国,尚且有楚庄王、吴王阖庐这样的贤明君主,不像中原诸国,都没有合格君主啦!

后一解,尽管也勉强说得通,却并非孔子本意。近代以来,凡讲到用到古代名词“夷狄”,仿佛就贬低了当今的兄弟民族,因此有所避忌起来。于是曲意回护,不顾学术之严谨了。好像我们还处在清朝,处在异族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孔夫子时代,称谓周边国家民族,就是通行使用“夷狄”这样的词汇字眼。如果其中或有贬抑的含义,把“夷狄”说成是楚国、吴国,就合适吗?平心而论,“夷狄”只是曾经的名词存在,今人实在不好强求当年的孔夫子,让他高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孔子的这段话,非常直率,抑且断然。那是对当时中原文明、中国文明的强烈自信。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谓礼崩乐坏。季氏“八佾舞于庭”,僭用了八八六十四人舞乐的天子之礼。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名山大川,季氏“旅于泰山”,同样是僭礼。唱着《雍》的诗篇来撤除祭品,是天子的礼仪;仲孙、叔孙、季孙三家祭祖过后,撤除祭品竟然“以《雍》彻”,无疑还是僭礼。这些行为都在本篇遭到孔子的批判抨击。这在客观上证实:当时,诸侯邦国无视周天子、卿士氏族架空诸侯,早已是一派“君不君、臣不臣”的礼崩乐坏的景象。那么,中原诸夏已经君而不君,孔夫子何以还能发出上述那样自信的宣言呢?

质言之,孔子正是看到了诗礼文化的存在,而有了关于华夏文明的强烈自信。

殷商取代了夏朝,周朝取代了殷商。朝代更迭,这是历史曾经的真实,但这只是所谓法统的变更,整个民族的文明,也就是道统,并没有断绝消亡。诗书礼乐还在,道统就在。这更是历史的真实。

《论语·为政》第二十三章:“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商汤伐夏,推翻残暴的夏桀,但殷商因袭的是夏朝的礼仪制度。武王诛纣,周朝取代了殷商,因袭的却又是殷商的礼仪制度。其间礼仪制度有所损益,都是可以知晓的。即便往后会有继承取代周朝而当政者,莫说十世,便是百世,会采用什么礼仪制度,也是可以预先知晓的。

有古来传承下来的诗书礼乐、典章制度,这正是文明的宝贵成果。

而且,孔子已经主动担起传承文明的大任。

五百年而有圣人出。从周公到孔子,五百年。中华民族葆育的文明成果,代有传人。

历史选择了叫做孔丘的这名鲁国人,孔子当仁不让。

孔子设帐授徒,教习古典;老人家带领子弟们周游列国,传播建立道德社会的理想,知不可为而为之,欲挽狂澜于既倒。

晚年的孔子,仍不放弃文明的重托。耗尽余生,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整理保存了中国古代辉煌的典籍。

历史演进到两千年之下,当代中国果然没有了君主。而先秦诸子的典籍尚在,历史文化巨人的思想尚在。传承百代,不绝如缕。

华夏文明不会断绝。虽百世,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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