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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诚与孤独

喜欢养小动物的人，多半是因为内心孤独。

这种孤独，从眼睛里能看出来。人在和动物对视的时候，瞳孔会放大，惊奇，变黑，变安静。我注意到，马和牛的眼睛里含着莫大的悲凉。狗的瞳孔很大，几乎充满了整个眼眶，所以显得湿润，像是要哭。人看着它，心里会涌起一阵疼惜。

兔子的眼睛有颜色变化，纯色白兔一般都是红眼睛，像是刚哭过。黑兔子是黑眼睛，灰兔子就是灰眼睛。张曙光先生养的兔子是黑眼睛，眼眶周围都是黑的，黑耳朵，背上有一抹黑，其余全是白的。它的名字叫“团团”。

张曙光跟我说起过团团，细数这位“小帅哥”的种种好玩好笑之处：“我最盼着小草长出来的时候，‘草色遥看近却无’，很美，更重要的是，我已经答应了兔少爷，到时候带他下去玩。这位兔爷毛病可是越来越多，冬天吃香菜、菠菜。那时菠菜三块钱一斤，吃起来很带劲，到了两块钱一斤时，就不怎么吃了。现在便宜了，干脆不吃了。幸好他是素食主义者，如果要是吃起龙虾来，我可就破产了。”

我知道他把团团完全当自己的孩子，团团一生病，他就紧张地一连几夜失眠。他可怜团团不能在大自然中生活，所以尽量喂它好的，带它到草地上玩。团团在屋里淘气撒尿、啃他的书，他也不会生气。看到电视里“铿锵三人行”谈虐待动物，他说：“我同情动物。洗发水拿兔子做实验，往眼睛里滴，反复做，直到溃烂为止。鸡场里的鸡只有巴掌大的空间，就站着产蛋。直到爪子长在了铁笼上。人怎么能这样？这是造孽！人侵占了动物的空间，养了人家，就是为了虐待？为了自己的享乐？对民工当然也是这样，在一些人（大约还是很大一部分人的眼里），只有钱，没有生命、权利和尊严。”

我知道张曙光在团团离世之后，极其悲伤。他在博客里为此写过文章，读来令人心碎。他后来还养过一只叫“卡卡”的小狗，两只分别叫“小红”、“小绿”的小鸡。有了团团后他说：“养了这只兔子后，我的心变软了，看到它的样子，总是充满同情。它一有毛病，我就紧张得要命。我女儿平时什么都不干，但兔子的事她都承担。一旦它们死了，是难以承受的。老子说，吾之患在吾有身，你所有的越多，你的牵挂就越多。我和别人说，我于名利之类能看得开，但却做不到忘情。团团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现在想起的都是它的憨态和可爱……总之，团团改变了我，团团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兔子，也非常善良。从它那里，我学到了很多。我真正喜爱和同情动物是在团团来了之后。”

有网友质问他对动物有那么多善心，为什么不关心人，他愤怒地回复道：“爱动物就是爱生命。连动物都不爱，怎么能爱生命？爱人？”

很多见过张曙光的人，都觉得他文质彬彬，待人温和有礼，却不知他其实性格耿直，爱憎分明，敢怒敢言。

记得有一次和几位关系不错的朋友在一起聊天，说到类似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时，我认为不想当奴隶的人也绝对不应该去当奴隶主，几乎要和坚持民族主义的人争吵起来，张曙光先生立刻旗帜鲜明地说：“我站在你这一边！”他说：“我讨厌民族主义，爱国之上应该有道义和良知在。诗人最重要的是良知，如果没有良知，不配当诗人。”

2006年我去委内瑞拉参加国际诗歌节，见到一个日本诗人和一个伊朗诗人为某总统写了一些吹捧专制的马屁诗，极为反感。我跟张曙光讲了，他说：“你提到的那个家伙让人非常讨厌，一个独裁者。我本能地对这样的人反感。”

他还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某次，一个非英籍汉学家见到他，问他在一首描写大学生活的诗里为什么写到哈姆雷特而不写中国诗人。张曙光反问他：“你想说的是哪些诗人？”汉学家说：“比如何其芳啦，卞之琳啊。”张曙光回答道：“我写的是真实，我们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兴趣点只在外国文学上。”他厌恶某些汉学家把中国人当白痴的颐指气使的做派，也厌恶那些讨好汉学家的诗人和作家。他气愤地说：“他妈的，哈姆雷特是英国人写的，好像成了他狗日的某国人的了。我只写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绝不会去讨好所谓的汉学家。”

诚哉斯言！我知道有一些人削尖了脑袋要讨汉学家欢心，但张曙光先生的一番话，才真正是自尊自爱的诗人本色。

2004年6月在河南汝阳的一次诗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张曙光。他人很清瘦，衣着干净，寡言少语，和人说话时微微笑着，一派谦谦君子风度。他先到了郑州，有朋友约他一起吃晚饭，在场的人给他敬烈酒，他一杯杯老老实实喝下去，令我很是吃惊。都说东北人海量，看得我直眨眼，也觉得他为人实诚，不懂得推诿虚让。

诗会发言时，诗人们大多慷慨陈词，我见他拿着一份准备好的稿子，认认真真地念。大家讨论时，他安安静静坐在一旁，从不插嘴。那次诗会，我们去了一趟石人山。石人山是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所在，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座山，我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经常去那里。我们爬山的时候下起了小雨，诗人们一路说着聊着，只有他默不作声跟在大家后面，一个人停下来看路边的花，看山里人家跑在树林中的狗，完全像个好奇的孩子。小狗知道他在看自己，也抬起头望着他。有一刹那，我似乎觉得他们在默默地说话。我从张曙光追随林中小狗寂寞的目光中，看出来他对生灵的那一份温情，以及内心的孤单。

记得诗会结束那一晚，大家在一起喝酒唱歌，他对我说：“民歌，真好听。”这句话看起来很平常，但是，他说的时候表情是郑重的，声音是严肃的，仿佛在说出一句真理，是一种极尊贵的表达仪式。这话一出口，周围的喧闹声便一下子退远了。

悲观不是虚无

最早喜欢张曙光的诗，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是从民刊上读到了他的《回家》，特别服气。诗中描写的场景，似乎就在眼前，那个从牛屁股跌坐到草地上，看到傍晚芬芳的庄稼和星光的孩子，似乎就是再现了我的童年。尤其是他那种平实的语调，不张扬，多沉静，像一口冒着活泉的沉沉古井。从此以后，每当在刊物上看到有他的诗歌，我都会特别关注，像遇到老朋友一样高兴。

他住在哈尔滨，这个地名让人想起皑皑的白雪。对于少雪地方的人来说，雪很诗意，而他却说越来越不喜欢雪了。他曾对我说：“我小时候就盼着下雪，好玩。大了些，觉得有味道。现在有些怕了，一下雪，出门就不方便了，还容易摔跤。人的年纪越大，就越实际，变得被生活牵着走了。真正的智者，是应该抗拒这一点的。”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在诗里经常写到雪，《我期待着一场雪》《十月的一场雪》《这场雪》等等，他的一本诗集名字就叫“午后的降雪”。他还有至少两首以上直接以“雪”为题目的诗。我很喜欢他的一首怀念母亲的《雪》，写得极为克制，却令人悲伤。那首诗写到了童年他看到雪时的惊奇和寒冷，他说那时他不会联想起事物、声音和消逝在雪花中的一张张面孔，也没有读过《大屠杀》和乔伊斯的《死者》，但是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知道了“死亡和雪有着共同的寓意”——“那一年我三岁。母亲抱着我，院子里有一棵树/后来我们不住在那里——/母亲在1982年死去。”

在另一首《雪》中，他显示了一个诗人把现实情景与心绪感情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崭新现实的高超能力：

外面在下雪。是的，雪下在外面。在下雪，外面。下雪在外面。雪下在外面。也许没有雪……

读这首诗的时候，你会觉得雪花正纷纷飘落，落在每个词语间，落在你的书桌旁，落在你的手上和脖子里，一场大雪纷纷扬扬覆盖了你身处的世界。我想，他捉住了诗的秘密，像一个魔术师，仅仅凭着词语就能变幻和复原那可信的存在。

关于张曙光先生的诗，有很多人喜欢，也会另有专门的评论发在本期的栏目里，这里我就不再赘述。可是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还写过小说。他的小说数量并不多，我不知道发表过没有，但是我却认真拜读过。他写小说的风格和我喜欢的作家卡尔维诺、卡夫卡很类似，都带有含义深刻的寓言性质。1986年，他写过一个小说《楼梯》，讲的是一个人看到一段楼梯矗立在旷野中，于是就沿着这段楼梯上去，遇到了一些怪异的人和事。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继续往上走，因为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到上面看看。而楼梯更是奇怪，一开始是汉白玉铺砌的，慢慢变成了大理石、木头、水泥，最后就变成了非常狭窄的木梯。故事的结尾是他走到了楼梯的尽头，却突然停下了脚步，“因为他看到了寒冷的天空，纯净而湛蓝……他惊异地看到了一架梯子向着天空笔直地竖立着，上面是一轮人脸一样的月亮”。

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就像是人生，也是一个现实生活与人的梦想相对应的结构。有点无望，有点悲凉。张曙光曾经对我说：“写诗有什么用呢？我也怀疑。诗歌拯救不了任何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些安慰，就像止痛药一样。你看，我是个悲观主义者。”然而，他翻译了但丁的《神曲》，他在翻译“炼狱篇”的时候，常常不能自已，为诗篇里那些饱受折磨的诗人、艺术家而悲恸——这也是他内心痛苦的写照。悲观不是虚无，张曙光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是有时会有虚无感，因为彻底的虚无主义没有悲痛。

他还写过一个小说《杀手》。一天，两个互不相识的职业杀手，趁天黑在荒郊掩埋被杀人的尸体时相遇了。他们互相借火抽烟，简单地对话，问杀死的是男是女。他们为雇主杀人拿钱，活儿干得利落。后来，他们经常在掩埋尸体时见面，点火抽烟，话不多，符合杀手的身份和职守，最后他们成了朋友，甚至互相赠送礼物。从这些礼物中可以看出各自的生活爱好：葡萄酒，雪茄，派克金笔，范思哲皮夹克，或者香水，烟斗，四卷对开本《莎士比亚集》，甚至还有一张玛丽莲·梦露亲笔签名的裸照。但是有一天深夜，另一个杀手再也没有出现。事实上他就在杀手“我”挖好的坑里躺着。“我无法停手，直到有一天我也会睡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寂寞，虽然在黑暗中，我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干活，一个，两个，三个……但从那天起我不再抽烟了。我戒了。”

这个故事结构巧妙，语言极其简练，读来让人毛骨悚然。张曙光自己喜欢的一个非常短的小说，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写的《乐园》。一般人读，会把它归类为“科幻小说”，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故事讲述了两个小姐妹，她们曾是第一批大规模生产的婴儿。她们养的猫也是一只机器猫，喝的奶是化学合成的奶，几乎所有吃的东西都是人工合成的。她们心肠冷酷，经常用刀刃锋利的机器“斩首”那些被她们认为是“犯人”的东西。她们养的这世界上最后一只真正的金丝雀死了，却让她们伤心欲绝。而故事里的上帝，则“仁慈而威严地坐在天庭的一把仿黄杨木椅子上，他穿着一件漂亮的人造貂皮大衣，手上的人工钻石戒指熠熠闪亮”。

这不是科幻，这一切都在慢慢变为事实。人的异化不是一声令下才出现的，就在我们每人的身边，在人类“科学进步”的幌子下一点点渗入到我们的每个生活细节和无知无觉的意识中的。

这真是太可怕了。

心中也无剑

张曙光喜欢音乐，曾经向我推荐过小野丽莎的歌。他告诉我说：“我喜欢古典音乐，特别是巴赫。海顿、肖斯塔科维奇的也爱听。老柴不太喜欢，但对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情有独钟。这首曲子最有抚慰心灵的作用。还有意大利歌剧，尤其是普契尼的。中国的爱听古琴，古琴发沉，比起古筝的清越要古朴得多。民乐《二泉映月》和《彩云追月》都是我所喜爱的。还有陕北民歌，除东北外各地的民间小调也爱听。还有京剧和昆曲。京剧最喜欢余叔岩。昆曲《玉簪记》《牡丹亭》都好听。爵士乐也常听，蓝调。最近的《冷山》里面的曲子也好。个人演唱的比如伦纳多·科恩的也好听。他是诗人，又唱谣曲，在全球非常有声誉。”

他还喜欢美术，尤其喜欢塞尚的画。他认为塞尚的作品厚重，结构严谨，令他心折。他说若要写作，就应当像塞尚那样严肃认真，真诚对待自己，真诚对待艺术。

以前我不知道他喜欢读武侠书，后来才知道他在大学还专门开了一门武侠文学的课，据说很受学生欢迎。关于武侠和写诗，他有高见：“诗写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格境界的问题。写诗需要大智慧，还要有更高的人格境界，缺一不可。我不太相信技术。武功的更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但还不够，真正最高的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达到物我两忘。心里总是想着诗固然是好诗人，但忘掉了诗，忘掉了诗的写法，人和诗融为一体，才是真正的诗人。”

我知道他是孝子，也是烹调好手。他的老父亲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不想进食，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都是张曙光每日亲手做好饭，送到医院去。诗人桑克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他做的饭菜如何好吃，写那篇文章时居然要流口水。对于桑克说他穿衣得体，他幽默地说：“也许是因为自己长得不够帅，只能靠衣服来改善一下，以免有碍观瞻。”

我读过他很多诗歌，还读过他写的专著《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二十世纪美国诗歌》，那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我力。他翻译的《神曲》我常放在案头，我以为这是一本可以流传下来的翻译文本，因为我信任诗人对诗人的翻译。

他喜欢米沃什、塞弗尔特、达维什和扎克唐的诗，还翻译过米沃什和塞弗尔特的诗，有些诗可能还没有公开发表。他是个安静的人，甚至有些腼腆，平时在家呆着，看书写作，或者看碟听音乐，很少参加活动。

事实上，我和张曙光只见过几次面，这次写他的印象记，起因倒在我。因为替《名作欣赏》的“汉诗重镇”栏目约稿，所以叨扰到他。稿约中需要一篇印象记，他回复邮件说：“能不能简单发两首诗？我这两年没写随笔，也不太愿意找人写印象记。请谁写谁都得说点奉承话，未必是人家真实印象。”

自然，这是他一贯的谦逊，我不揣冒昧，向他毛遂自荐，应承了写他的印象记。他的印象记，不好写。因为他属于那种几乎没有“故事”的人，而我的承诺是老老实实地写。在我眼里，张曙光是一个安静的人。安静，而且平静。平静——太难了。我并不是说张曙光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自己也未必喜欢别人这么说。相比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诗人，他时常会感到十分焦虑，这焦虑既有针对自己创作的，也有对生活和时代的。他说自己一直想在写作中寻求一些变化，但却往往不能如愿，这使他常常有些沮丧。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悲观，也不掩饰焦虑，我想这大抵是因为他对自己有要求，也能看出他的真诚和真实。他说自己早年脾气不好，但年纪大了，就改了很多。对于有些人指出他的诗歌太多叙事因素，甚至是口语化的代表，他有自己的看法，“把叙事放在我头上，我并不完全认可”。一些读者对于他翻译诗的某些武断的说辞，也会令他气愤和沮丧。而在我看来，他是那种可以做良师益友的人，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在创作上，他都能真诚地影响和帮助别人。我还记得住一些他说过的话：“诗应该用心来写，也应该投入更多的感觉。现在诗概念和智性的成分太重，真正清新的有意味的作品太少。诗的深度我想应该是情感的深度，而不应该是思想的深度。后者应该是哲学的事……谈到生活，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太沉闷了，缺乏色彩，缺乏令人激动的事情。人都习惯了这样活着，因为安全，保险。但生命的意义何在呢？”“诗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生活，或生命。如果诗不能使生命充实，只是博取名声，其实也是没用的。只有热爱诗的人才用生命来写。当然，也要用心生活，不管好坏。”

写了这么多，或许读者会以为张曙光真的是一个老夫子，其实不然。和他相熟的诗人桑克曾说他身上有孩子气，然也。据我所知，他还是打游戏的高手，混迹英特网武林，连夜打通关，连升三十四级，成功加入一个帮会，成为精英分子。用他的话说，若不是虚拟世界也需要真实的金钱，怕混个副帮主没有任何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