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刚［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南宁 530006］

作 者：张永刚，复旦大学博士后，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末清初文学研究。

明清之际的文坛上，钱谦益主盟五十余年，可谓声势煊赫，然而，政治上的变节，却使其生前身后背负了沉重的道德包袱。关于钱谦益降清，历来众说纷纭，争议颇多，归纳起来比较令人信服的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性格怯懦之使然。陈寅恪先生认为“：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①可资印证的是《牧斋遗事》载：“乙酉五月，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柳奋身欲入池中，持之不得入。”因此，可以认为，性格的怯懦是钱谦益降清的原因之一。

其二，心学对道德观念的解体。李庆先生认为，钱谦益受到当时阳明心学的影响，因而，“得以从另一种角度来审视人生，来考虑个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当这种感情遇到了现实利益抉择时，也就有可能变成冲破传统道德观念束缚和改变传统思维方式的精神力量。”②从钱谦益的人生履历来看，久经党争历练的他形成了左右逢源的政治品格，传统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死的严峻考验下，是不堪一击的。可资印证的是史《恸余杂记》“钱牧斋”条载：“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钱谦益也曾有这样的言语“：我辈多生流浪，如演若达多晨朝引镜，失头狂走，头之不知，发于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