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强 武跃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千万名十几、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从城镇奔赴边疆和农村，下乡、插队，在农场劳动，经历着基层的磨炼。几十年过去，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阶层的精英。在政治舞台上，这一代也有人已经登台亮相。研析现任地方省级正职官员的履历，就会发现很多人的经历中有着这个共同的标签：“知青”。

这些省级正职官员目前公布的履历显示，有46人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插队当知青，或是有过工农兵大学生的经历——这成为他们的一个显著特征。

“知青”——履历中的时代色彩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也就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知青是指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青年，这些青年大多数只接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度过了难忘的“青葱岁月”——“知青”二字，成为这一代人人生档案的关键词。

在这些省级正职官员的履历中，对于这段经历的表述各有不同，多为“农民”、“下乡”、“插队”、“知青”等明确表述。重庆市政协主席邢元敏的简历中，不仅写明是知青，还是修建襄渝铁路的民兵。吉林省长王儒林的简历则把插队经历表述为“下乡知识青年”。

而有些表述将当年插队生活的日常状态点明，如河南省政协主席叶冬松的简历，将其称为“插队劳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项宗西的简历，把在农场青年队劳动的经历称为“下乡锻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的简历，更将其表述为“接受再教育”。这些词汇无一不带着深刻的时代印记。

下乡插队最小者只有15岁

在31个省、市、自治区现任四大班子100名省级正职官员中，曾有过下乡插队的知青经历，以及有工农兵大学生经历者，多达46人。在这46人的上述经历中，可研析出当年插队最早、年龄最小等“之最”。

这些省级正职官员下乡插队大多集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插队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北、新疆、青海、贵州等边远地区。

最早的是在1965年8月，18岁的项宗西到宁夏永宁县农场青年队下乡锻炼。下乡插队最晚的，已经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半年——河南省政协主席叶冬松、山东省政协主席刘伟当年分别到安徽长丰县、砀山县插队劳动时，已是1977年的三四月间。

下乡插队时，这些后来的高官们大多还不到20岁，年纪轻的不过十五六岁：最小的是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甘肃省长刘伟平，当年都只有15岁。“大”一点的有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青海省长骆惠宁——他们插队当农民时，都是16岁。

20多岁才上大学的“工、农、兵”

与知青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工农兵大学生”经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工农兵大学生也称“工农兵学员”，特指在文革期间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群体，由于当时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生来源为工、农、兵，因此得名。

研析目前地方省级正职官员的履历，有工农兵学员经历者，多达30人，有的此前是农民或知青，有的则是工人或军人，体现着“工、农、兵”的特色。重庆市长黄奇帆16岁至22岁在上海焦化厂焦炉车间当工人，1974年被推荐到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自动化仪表专业学习了3年。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16岁时参军，当兵6年，22岁时又到北京化工厂当工人，23岁时上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23岁时到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机械制造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学习，此前，他曾当兵4年多，还当过一年多的农民。

在学校停课、高考中断的当时，能上大学，实属不易。目前省（市）正职官员中，成为工农兵学员时年龄最大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和福建省政协主席梁绮萍。1972年，张德江进入延边大学朝鲜语系朝鲜语专业学习时，已26岁。1973年，26岁的梁绮萍进入福州大学化工系学习。

这些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经历一般为两年半到三年，也有短短一年的：浙江省长夏宝龙1975年至1976年在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进修了1年。强卫1976年在山东大学进修9个月。

5个省（市）的省级正职官员全都是知青

从目前公开的省级正职官员履历来看，仅有上海、河北、内蒙古、海南、贵州这5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正职官员没有知青经历。其他26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知青官员”。

其中，有5个省（市）的三或四名省级正职官员全部都曾是知青或工农兵大学生：重庆的张德江、陈存根、黄奇帆、邢元敏，辽宁的王珉、陈政高、岳福洪，湖北的李鸿忠、王国生、杨松，陕西的赵乐际、赵正永、马中平，甘肃的王三运、刘伟平、冯健身——这些“知青官员”都是当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的一把手。

换届后涌现更多个性化“一把手”

在本轮党代会中，各地党政“一把手”的施政报告亦更加务实。对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负面问题和现象，他们并未回避，而是正面回应民众关切，表现出解决问题的坚定立场和决心。这其中出现的一些“个性化言语”颇受关注。

“一把手”个性化言语频现 回应民众关切

譬如，广东省的党代会报告全文一万六千余字，“讲成绩”的内容不足千字。对于民众高度关注的腐败问题，汪洋提出“对腐败分子不论何人职务多高都要严惩”，表明了肃贪倡廉的坚定决心。

在14日进行的广东省委常委举行与网民在线交流会上，汪洋对于网上的一些批评言论表明态度，认为“听到批评的声音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

在上海市的党代会报告中，市委书记俞正声强调“不掩盖矛盾、不回避问题、不得过且过”，将着力推进执政方式的现代化。他并提出，上海将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在新一届上海市委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俞正声强调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未来五年“一定不辜负上海人民的期望”。

天津市的党代会聚焦民生话题，市委书记张高丽在报告中强调，要“少说多干，低调实干，抓难点、攻难关、破难题，不说大话空话假话，不搞形象工程，不做劳民伤财的事，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微博”首入党代会报告

在各地党代会召开过程中，新媒体的作用更加凸显。各地通过“网络直播”、“微博互动”等形式，让民众第一时间掌握会议动态，揭开党代会的“神秘面纱”。各地领导层亦不断强调“网络问政”的重要性。

譬如，广东省今年对党代会开幕式进行了网上实时直播，并在随后的几天中对党代会动态进行了密集的跟踪解读。

5月14日，新一届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举行与网民在线交流会。省委书记汪洋说，这几年连续和网民在线互动，有效地推动了广东网络参政议政建设，广东的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来征询民意、推动工作、实现科学决策，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

在上海市的黨代会开幕式上，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进行了直播。在五天的会期里，“上海发布”中有关党代会的内容有30条左右，包括了会议快讯，党代表建议等，都是百姓关注的话题。

此外，颇受关注的是，微博还首次被写入了上海市党代会报告。报告中说，“健全新闻发布网络和工作制度，建好以‘上海发布为核心的政务微博群，做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

5月22日，在新一届上海市委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上海发布”也进行了“微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