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通

（中共奉化市委党校，浙江 宁波 315500）

一、研究缘起及相关文献

（一）研究背景：农村向现代转型中村庄文化呈“空心化”态势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传统中国农村乡土性特点做过较为经典的概括，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指出：“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较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在熟人社会中，社会结构是以“差序格局”出现的，文化网络的力量非常明显。亲缘、老人、邻里在联结社会关系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村庄的舆论对成员有较强的约束力。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发生着急剧的改变。在市场理性、城市文化和现代性这些宏大历史思潮的冲击下，农村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费孝通眼中的乡土社会。村庄呈现了“空心化”态势，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理性的推动，身强力壮的劳动力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当下的乡村文化生活秩序而言，处于一种 “不在场”的状态；其二，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表——年长者，则因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乡村本土文化秩序处于迅速瓦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