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雪

印度经济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或改革，经济继续实现高增长，或停滞，那么等来的很可能是一场危机。

扩张还是紧缩？

印度现在的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都处在高位，经济增速也在下滑，且这种下滑目前看来已不是周期性的、或仅是短期内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影响的结果。印度储备行最近就已将印度中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调至了7.5%，远低于先前设立的9%以上的增长率。面对经济增速下滑，负责制定印度经济政策的两大机构——印度储备行和财政部却未能就相应的政策达成一致。财政部希望储备行尽早降低利率，以促进投资；而储备行则以通胀压力未减、通胀率依然高企为由拒绝降息，相反还要求财政部削减赤字、合理化支出在先，认为这才是使印度经济避免进一步恶化并最终恢复增长潜力的必要之举。

应该说，储备行的论据要更充分一些：尽管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为应对通胀，储备行连续十三次加息，但扣除通胀因素，印度真实的有效利率并不比危机前的2003-2008年更高。实际上，一直到2011年之前印度的有效利率都呈下降态势，而印度的投资仅在经历了2008年间的一个短期高潮后就出现停滞，进而又在2010-2011财年的下半年开始萎缩。这说明利率甚至不是造成印度经济增长下滑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双赤字已明显成为国内国外投资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际评级机构先后都对高赤字国家发出了降级警告。标准普尔公司就下调了印度主权信用评级前景至负面，甚至暗示印度可能失去投资级评级。而国内方面，由于2013年预算既没有提出有效地削减赤字的办法，也没有任何进一步改革的举措。政府预算一经公布，立刻引致孟买股市的下跌，这在以往少有。由此可见现行财政政策确实已成为众矢之的。现在印度经济骤然减速更印证了投资者之前对印度未来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担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双赤字很可能会成为印度新一轮危机的引爆点：因为市场信心的瓦解，政府赤字的融资成本将越来越高，如果赤字率再不降低，那么它对有限的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会更加明显，而这时外资将因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加速外逃，外汇储备迅速枯竭，国际收支危机不可避免。

然而，削减赤字在经济困难时期尤为难行。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征收的直接税必然减少；另一方面，为刺激经济政府需要加大支出，还需要向受困人群提供更多的补贴和救助。2012年8月才上任的财长奇丹·巴拉姆就已表示本财年印度的赤字率依然无法达到5.1%的预算目标，很可能在5.3%之上。但这并不是说印度政府在恢复市场信心方面就不能有所作为了。毕竟削减赤字本身不应该成为目的。赤字多少是高本来就无定论，在实践中，各国只以不影响市场信心为依据。换句话说，如果投资者能够恢复对印度市场的信心，那么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印度的财政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如此看来，印度政府该做的事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调整财政收支结构

从财政方面看，政府目标应该落实在优化财政收支结构。过去几年中印度的财政赤字持续恶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补贴性支出上涨过快，从2005-2006年占GDP的1.3%上升到2012年的2.4%。2012年仅针对食品、化肥和石油的补贴性支出就较上年增长了27%。补贴增加是为了应对国内通货膨胀、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但现有的补贴政策，使印度富人成为主要受益者。其结果是，高额补贴除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降低经济体效率外，在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方面并未取得应有效果。二是政府获取收入的能力有限。2012年印度税收占GDP的比重仅为10.1%，在金砖五国中为最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也因腐败频发而不得不放缓。还有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很多的税收减让，在经济完全复苏之后迟迟未能撤除。

在2013年预算中，印度政府已表明要提高计划支出，减少非计划支出，而在计划支出中，要更向发展性支出项目倾斜，重点扶持基础建设项目。为了减少补贴，2012年9月政府已将柴油价格提高了14%，同时提高的还有家用燃气价格，这一举动引发了国内一系列的示威和抗议，但也受到了投资者的欢迎，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已开始认真对待赤字问题。从5月政府汽油提价的经历来看，事情的进展不会一帆风顺。当时汽油涨幅达到11%，然而迫于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很快价格不得不向下调整。与汽油相比，柴油在印度使用范围更广，占整个燃油销售收入的43%。火车、卡车大都使用柴油，因此柴油价格的上涨很可能会加速通胀的上升。另外，在印度更多使用柴油的是广大的穷人和农民，已有国大党的政治对手攻击政府这一举措是在盘剥穷人。但曼莫汉·辛格政府已表示这次不会退让。在某种程度上，政府的坚定态度与国内政界、商界已共同意识到财政赤字的严峻性有关。

减少赤字的举措

为了提高政府的税收能力，印度应尽早推进税收体制的改革。一直以来制定直接税法典和引入商品和服务税（GST）都是税制改革的两个最重要内容，它们的实施有助于在减轻企业税负的同时扩大税基，从而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但是改革一拖再拖，直至国家的税收形势更趋恶化。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近期已公开表示将在任期内落实这两项税收改革。另外，税收的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增长，若更长远地说，是增加社会福利、造福于公民。而2011年印度拟出台《反避税总原则》却与此宗旨相违背。该法案拟赋予政府追诉1962年以来外商的避税行为。这一做法明显违反了国际惯例，已引起外国投资者的反感，一旦通过，势必会打击外商的投资热情。议会目前只是延期审议该草案。但如今各方已认识到最终出台《反避税总原则》必须体现出印度开放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而这正是当前罹患“投资饥渴症”的印度最需要向国内国外投资者证明的。

印度的赤字主要是通过债务融资，债务又以内债为主。当前在赤字难以消除的情况下，要减少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就必须消除投资障碍，适度开放金融行业，鼓励所有来自国内外的投资。这也是印度赤字财政能够持续并最终得以缓解的途径之一。印度的私人储蓄中，金融资产仅占一半，对金、银以及土地物质资产的储蓄占了另一半，这其中虽有文化因素的作用，但也与印度过度抑制金融发展有关。近期，印度就拟进一步放开外资银行进入印度的限制，允许更多合格的外资银行进入印度开展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