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是人类社会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命题，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议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繁重艰巨的国内任务，我国运用自身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战略体系，有助于塑造新型的国际文化秩序。

国际秩序的文化安全视角

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它既是客观状态，也是主观感受。作为主观感受的文化安全，反映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现实的忧患和对于文化安全状态的判断。在逻辑关系上，文化安全与文化内涵具有本质的一致。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国民所持有的信念、价值和生活方式，构成特定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文化具有个性，各个社会存在各不相同的文化。文化的特质和个性是国家的“根”，其延续保证国家文化满足国民的情感寄托和精神需要。不论面临何种文化安全的议题，每个国家都要关注其文化特质是否独立、健康，即国家的文化主权是否受到侵害，文化利益是否得到维护和拓展，文化交流是否能够平等地进行。在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中、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中，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

从属于国家战略的文化安全战略，是国家安全的文化形态。评估文化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所处的環境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任务。当今，尤为重要的是国际文化环境及其国际文化秩序能否保障国际行为主体的文化安全。国际文化秩序是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文化公司等国际行为主体基于文化国力、按照一定的利益原则，经过交流、合作、互动所形成的力量格局和交往机制。国际文化格局不仅构成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方面，也为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提供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判断国家的文化安全状态，首先要评估国际文化格局、国家文化实力对比，以及相关国家的文化政策取向等。近年来，全球文化市场的规模以两倍于全球GDP增长的速度扩张，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军事技术竞争所显现的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了国际文化力量的博弈，强化了文化战略格局的演变。经济危机往往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机遇期。

文化是国际冲突的原因，也是促成国际合作的动力。国家、民族、民众之间的文化互动所造就的国际文化秩序，同样带有冲突与合作的特征。国际文化秩序带有国际战略环境的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全球化和信息化促使文化交流、文化博弈形成跨国性和整体性。国际文化秩序的特殊运动规律，决定其不是各国的文化实力、文化战略、文化运行规律的简单相加或任意延伸。国家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不是孤立实现的，而是在交往、博弈甚至是对抗中实现的。国际文化格局与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的相互联系，表现为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文化流动显示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传播趋势和发展过程。其数量和内容往往掌握在强势文化一方，并且强化国际文化秩序中的不平等。然而，国际竞争采用文化的形式，就是国家通过文化战略增强其文化国力，进而寻求恰当的战略位置和扮演适当的主体角色。

国际文化格局的演变趋势

国际文化格局显示国际社会主要文化力量的对比状态。其形态与特征取决于构成单位文化权力的分配和互动意图。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带来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型，也引起国际文化格局的转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在用文化的力量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拓展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积极向国际社会展示本国形象。文化战略、文化资源、文化贸易是国际文化格局的塑造动力和表现形式。

就权力分配而言，国际文化格局的突出特征是不平等和不均衡。文化战略是美国的重要战略，文化霸权是美国主导世界的重要资本。美国居于全球文化的权力核心，发挥主导作用。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美国文化产业的贡献值占31.65%，日本占12.43%，德国占6.24%，中国占6.11%，其他国家占43.57%。在全球文化贸易领域，尤其是电影、电视节目和音像制品方面，美国占有绝对优势，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可以与之抗衡。美国出口的文化产品甚至形成国际文化领域的某种垄断局面。通过输出文化产品，美国推行自己的文化发展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然而，文化产业的高度集中性，决定文化贸易的地区化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在地区文化格局中，同样存在一系列核心国家。区域合作组织内部有关贸易自由的优惠政策，推动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是地区文化产业最主要的研发中心、生产中心、贸易中心，因而处于地区文化格局的核心，在国际文化格局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文化权力趋于分散的又一表现是，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印度、巴西、埃及和中国成为新兴力量。虽然这些国家不足以替代美国的文化贸易优势地位，但它们的文化战略和文化产业发展，将带来国际文化格局的地缘政治转变。从2002年至2008年，全球创意产业外销额（包括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4%。其中，在外销市场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

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美国凭借优势地位推行的文化战略，加深文化全球化在不同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强势扩张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独立发展的矛盾，导致以美国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流行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矛盾。的确，正在出现的全球文化具有大量的美国式内容。不过，文化多元化也是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不能因为美国的文化优势而否定不同文化走向趋同，也不能因为美国的文化优势而忽视中国、印度等新兴文化贸易力量冲击现有的和塑造新型的国际文化格局的作用。

中国崛起的文化安全战略

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过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也从经济上进入世界事务的核心决策圈。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要复兴经济，还要振兴文化，才能够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获得世界的真正尊重。国家的崛起需要文化支撑，增添文化发展的动力和资源。国际文化格局制约各国文化的发展，各国文化发展影响国际文化环境的演变。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框架的制定，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方式。和平崛起赋予中国文化安全的新内容和新理念。中国国力的增长引起国际战略环境的变革，中国文化战略的推行将带来国际文化环境的转型。建设新型的国际文化格局，是中国崛起的战略诉求。塑造新型的国际文化秩序，是中国文化安全的维护路径。

富国、文明古国并不必然成为文化强国。中国文化的发展现状影响中国文化的安全环境。中国文化安全的危机在于，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过程中，中国文化还缺乏某种程度的文化“自主性”。在与世界文化的接触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个性，又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这个矛盾制约着中华民族提升凝聚力，影响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我国明显缩小同外部世界的差距，但质量有待提高。1993年至2008年，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科技论文发表量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所占份额却从26%下降到21%；中国科技论文发表量增长最快，所占份额从4.4%跃升为10.2%，成为这方面的第二大国。而以一篇文章被多少研究刊物引用为据来评估科技论文的质量，美国排在第一位，中国排在世界第108位。

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不是文化创新强国。在当今时代的国际大背景下进行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把文化安全环境当做基本出发点。全球化深刻地影响国家间的政治互动和经济关系，直至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理念，加速不同文化的对话或碰撞，明显地改造着世界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秩序。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强势文化以其先进的传播手段有力地冲击中国的文化安全：一是“文化全球化”挑战中国的文化主权，这是南北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二是美国对华文化政策威胁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中美关系在文化领域的现实写照。

中美文化关系是影响中国文化的安全环境和战略走向的最重要因素。美国右翼势力对新中国实施和平演变，始终没有放弃通过文化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妄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成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被美国视为根本的“潜在对手”。于是，从政治文化上影响中国，自然成为美国右翼的重大对外战略。由此出现扰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走向、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环境的最大变量。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文化软资源，一些势力不时动用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不断攻击中国的民主状况和人权状况，诋毁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如何實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建立中国文化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必须纳入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其路径是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外交的推行，塑造平等的国际文化环境和公正的国际文化秩序。为了创设健康的文化合作机制，中国积极主张文化的多样化，共同增进各国的文化利益，形成吸收、借鉴、融合的国际文化关系。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文化市场被纳入世界文化市场的版图，参与到国际文化产业竞争和塑造国际文化格局的进程之中。面对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我们必须制定和推行切实可行的文化战略。欧美市场是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主流市场，是文化竞争的主战场。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凭借丰富的经验、雄厚的实力和国内的成熟市场，垄断国际文化市场。又因为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文化产品欲占据欧美市场的一席之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只能采取合作、合资、委托发行等间接方式，以东亚为文化战略重心，主动构筑中国地缘文化安全环境。东南亚华人文化圈和日韩等国汉字文化圈说明，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东亚是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首要目标区域，也是中国开展文化外交的重点地区。在美国加紧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之际，中国更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和平友好的文化外交，化解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化解美国全球战略带来的“中国威胁论”因素，创造有利于中国的、以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内源性秩序。

（付瑞红，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本文据其演讲稿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