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竹盛

一组从2007年开始就悄悄在网络传播的多人不雅照片在今年8月初的一天突然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这组照片的主角是三男两女，在照片上几乎全裸，另有一名女子据称是拍照者。

在一个网络论坛上，有人将这组照片中的其中一名男主角的头像和安徽庐江县委书记的相片放在一起对比，说了一句：“只是形似而已，感觉最多只有六七分相像”。但就是这样一句话，这组照片立刻被冠以庐江“艳照门”的名称风行网络。

接下来就是官方一系列“条件反射式否认”：首先是指图片为PS，但随着大量高清图片被网友贴上微博，官方不得不承认照片是原图，但否认了照片上的人物是庐江县委书记。最后，照片上的其中一个男主角被人肉搜索出来，确定是合肥市某高校团委副书记，与图片上另一女子是夫妇，二人随即被免职。经过刑侦部门检测，最终确认庐江县委书记与照片中男子并非同一人。

庐江“艳照门”从迅速升温到官方回应，再到冷淡下去，不过数日时间。这个转瞬即逝的公共事件虽然事后证明是一个“乌龙”，但它与近年中国屡见不鲜的官员“艳照门”和其他性丑闻事件一样，折射出了这个社会深刻的制度、文化、心理等时代背景。“艳照门”背后，深有门道。

“艳照门”的文化空间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治人物的性丑闻必定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庐江“艳照门”事件平息不久，远在英国的哈里王子就成了另一起“艳照门”的主角。一组他在拉斯维加斯一家酒店里与一名全裸女子嬉戏的照片占据了美国媒体的版面。

根據传播学理论，政治、性与阴谋最容易吊起人们胃口，官员“艳照门”一个词就集合了这三种元素，是刺激舆论的上等兴奋剂。

美国有政治学者将各种政治“门”分成三类。首先是“艳照门”一类的性丑闻；其次是涉及经济腐败问题的丑闻；再次是涉及权力斗争和滥权的政治丑闻，例如“水门事件”等。在民主法治成熟的国家，后两种都有严格的制度控制，是非界限比较清晰，公众虽也关注，但一般很快就被制度机器消化掉了。唯独各类性丑闻常为舆论津津乐道，甚至争论不休。

之所以存在争议，根源在于公众对官员的期待不同。对岗位忠诚是政治人物的基本素质，因此经济腐败一般难以获得宽容；民主政治之下，权力关系有序运行，超出规则的权力斗争也不被允许。因此这两种丑闻已有定论，相比之下，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性丑闻在不同国家却具备不同的杀伤力。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白宫与实习生莱温斯基发生“拉链门”事件之后，不仅没有被赶下总统宝座，有学者统计发现，他的支持率竟然还上升了，若不是受任期限制，甚至还有连任可能性。高支持率的原因在于，尽管大部分选民认为克林顿品德有缺陷，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能力出众、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人。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身上，他在公众面前毫不隐讳自己对美色的欲望，但却依然获得多数支持。与此相反，同样是国家元首，以色列前总统卡察夫在2007就因猥亵和强奸等丑闻爆出，不得不辞职，甚至因此被判刑。

如果说性丑闻在其他国家还可能因为民众的多元判断而未必导致官员下台的话，在中国则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一旦“艳照”被证明属实，官员前程尽毁。

传统上，中国人构想中的理想官员应当德才兼备，所谓先修其身而后才能治国。这一标准延续到了现在。2008年，高层就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尽管“官德”难以具体衡量，但轰动的“艳照门”足以将涉事官员锁定在“道德败坏”的标签之下。“官德”既毁，官运不再。细数近年发生的几起官员“艳照门”事件，所有事后被确认的官员均迅速受到惩罚。

2011年8月，云南省昆明市发改委官员成建军出现在几段“两女一男”的不雅视频里。事发后不久，云南省省长李纪恒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要坚决处理此事。随后，成建军即被免职，并因聚众淫乱被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

与成建军“艳照门”几乎同时爆发的还有河南汝阳县人大官员田汉文与一名下岗女工的“艳照门”事件。汝阳县人大常委会干脆利落，两天内就将他停职了。2012年1月份，广西质监局巡视员段一中“床照”出现在网络上，他同样很快被免职，并且拔出萝卜带出泥，随后的调查中发现他贪污受贿高达100多万元。

公众为何感兴趣？

在中国，“艳照门”对官员的杀伤力可谓一击即中，一旦曝光，形成影响力，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这也是公众乐于传播“艳照门”的一个原因。性学专家、广东省人口计生委原主任张枫曾有一个论断，“贪腐官员十有八九性上犯错”。这个逻辑倒过来也成立，官员“艳照门”背后常常隐藏着贪腐，如上述段一中的案例。

抓住“艳照门”穷追猛打自然契合了公众在腐败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对于能否伸张正义的焦虑感。再者，处于腐败高发期，公众对巨额经济贪腐和各种滥权现象难免产生“审美疲劳”，相对新鲜的官员“艳照门”便成了公众的反腐“兴奋点”。

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庐江“艳照门”出现后，有人这样总结，“一组原本只应在色情论坛私下非法传播的艳照，顶着‘揭丑反腐的帽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这就是庐江‘艳照门的实质。”

这段话点出了公众热衷“艳照门”的另外一个原因。“艳照门”开放了平日隐秘在公共空间里的性话题，有些还是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异类性活动。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博士候选人任珏分析称，百姓对于未知的东西，例如体现在“艳照门”里的异类性活动等奇异的现象具有强烈的猎奇心理，而平时又缺少公开讨论的机会，“艳照门”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2008年轰动一时的陈冠希“艳照门”事件在中国各种言论平台上前所未有地开放了关于性话题的讨论。任珏观察到，从那以后，中国媒体的口味越来越重，民众讨论公共议题的底线也随之升高了。

但是官员毕竟不同于明星或其他普通人物。研究政治人物行为的学者喜欢使用一个关于官员“前后台表演的理论”。每个人在人前人后的表现都有差异，但是官员的差异尤其明显。“德才兼备”的标准里，官员才干体现在行动和实际效果中，不存在表里不一的问题，而难以测量的“官德”则迫使官员至少要在公众面前维持良好形象，而不论幕后的实际情况如何。

“艳照门”打通了官员表演的“前后台”，在前台尚且不能让公众信服的情况下，后台一旦开放，并且是以丑陋的面目展现出来，立刻就成了公众讥讽官员的绝佳素材。

更进一步，任珏认为，官员主导的各种资源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性资源，与此同时，他们的权威地位又使他们垄断了性话语，形成政治禁欲主义。“艳照门”的爆发是对一些官员侵占性资源的报复，也破解了权威性话语，公众藉此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由此弥补了资源和话语劣势的缺憾。

官员为何恐惧？

几乎每起“艳照门”发生后，官方的反应都非常迅速，要么急于澄清事实，要么急于切割涉事官员。涉事官员更是手忙脚乱，要么极力掩盖，要么无奈认栽。成建军不雅视频曝光后，他一面否认自己是当事人，一面报警称自己受到敲诈。他所在单位最初一口咬定视频是PS的，在民意压力之下，经历了否定再否定又否定的一波三折。

段一中遭遇“艳照门”时，也以PS为由，断然否定了照片的真实性。虽然官方并未公布照片真假的最终结论，但很快查出段一中存在经济问题，公众也就不再纠缠照片的真伪了。

对应学者所归纳的三类政治丑闻，在中国官员因公众举报经济问题而落马的有不少，因为滥用权力而下台的也不少，近年频发的“艳照门”成了官员下台的另外一个杀手锏，并且具有独特“效果”，其中具有不同于前两者的逻辑，官员似乎对第三种情况更为恐惧。

纪检部门收到大量关于官员贪腐的举报材料，但只有其中很小一部分获得查证，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同样的，在网络上也流传着大量有關官员贪腐或者滥权的“爆料”，能够引起公众关注的同样是少数，由此将官员拉下马的则少之又少。

其间逻辑不难理解。不论是贪腐还是滥权，都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证据，举报虽然可能提及证据，但更多只是线索，需要纪检部门启动调查后才可能获得足以治罪的证据。被举报官员获知举报信息后，要么设法阻止调查启动，要么迅速掩盖证据，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因此逃过查处的可能性比较大。

反之，性丑闻一类的举报中一般包括直接证据，例如照片、视频等等。一方面，这些证据一目了然，难以否认；另一方面，在网络时代，不雅照或视频更容易进行“病毒式”传播，一旦公布，几乎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传播，由此容易造成巨大影响力，官方不得不启动调查以给公众一个交代。

此外，对官员来说，不论是贪腐还是滥权，都容易找到诸多借口，例如人情往来、无奈之举等等。“艳照门”直击道德水准，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推脱。这种情况下，“艳照门”一旦爆发，涉事官员就失去了任何愿意公开支持的力量。为免背上用人失察的黑锅，单位自然希望迅速切割；亲友觉得脸面无存，甚至后院起火；权力靠山也不好出面斡旋。可以说，“艳照门”之下的官员比面对贪腐和滥权指控要更加孤立无援，也因此更加恐惧。

近日，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腐败和反腐败正处于相持阶段。这种局面的其中一种体现就是，民众大量的传统类型的举报在制度惰性面前无法取得良好的反腐效果。制度内监督的大门如果走不通，就是官员“艳照门”盛行之时，门门相扣， “艳照门”的真正门道或许就在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