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义

8月31日，本刊记者应邀参加了“2012广州论坛·新型城市化发展高峰论坛”。此次论坛是广州论坛的第三届，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社科院、中共广州市委、中山大学共同主办。广州走新型城市化的雄心在中央级智囊机构和国内外有影响的著名学者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在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未来5年中国的发展战略之际，广州这个国家中心城市的选择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新型城市化。21世纪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之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斯蒂格利茨语），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走向，不仅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发展的持续性，也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就以人们习以为常的“北上广”这个专有名词为例。当下人们比较关注的30多年发展积累的诸多突出问题，比如城市病、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城乡差距、未富先老、产业升级、公共治理水平的提高等，“北上广”都是典型的代表，其面临的矛盾也更加集中和突出。而作为其中唯一的非直辖市，广州的迫切感更加强烈。

这种迫切感首先来自经济发展总量的对比。以经济发展总量计算，深圳、天津、苏州、重庆等城市都已经过万亿，和广州的差距已经很接近。“没有实力，就没有江湖地位。”这是“发展仍是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的自然后果。而广州市通过半年有余的学习考察调研活动，其未来发展战略已经相对清晰：把广州放到整个珠三角、华南地区、粤港澳地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层面来找准坐标系；在以前比较出色的城市空间布局的基础上，继续优化，引领新的增长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最新趋势，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培育若干千亿元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城市可持续发展；实现民生幸福。

广州在新型城市化上的先行先试角色已无悬念，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广州市委十届三次全会上将出台正式文件，战略指引和政策资源分配的答案也将随之揭晓。未来的悬念之一就是，先行先试能走多远？

近些年来，“先行先试”已经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门极力争取的一种“特殊身份”。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先行一步”，是中央在远离政治中心、接近港澳之地，某種意义上也是过去计划经济的投资较少之地，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今日的“先行先试”的起始条件已经优越得多。从各地“先行先试”的情况来看，最终面临的瓶颈不仅在于如何打破本地的既得利益格局制约，更重要的在于来自中央部门的管制的放松力度会有多大。

广州也不例外。新型城市化的战略价值在于破解“增长停滞魔咒”和“中等收入陷阱”。而要实现这样的战略价值，只有广州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比如外来人口融入城市问题，除了本地的利益结构的制约，还需要考虑国家关于继续合理控制副省级城市人口规模的户籍政策。此外，能否率先探索建立“人地”挂钩和“人钱”挂钩机制，将市民化待遇与用地指标、转移支付等衔接，也决定了地方是否有动力为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而不是将问题一推再推。

也就是说，先行先试的结果，不能是绕了一个圈，最终还只是回到经济总量的做大上，那仍旧还是“半城市化”。人们今天对30多年前广东“先行一步”的记忆不是数字，而是对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巨大改变。这仍是今天衡量各种“先行先试”的一个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