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

近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讨论很多，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红利都基本耗尽，中国经济“狼来了”的说法似乎很有说服力。那么，究竟该怎么认识这种中国经济悲观论呢？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但增长放缓不是“狼来了”，减速论不等于悲观论，现实的发展一定会拓宽我们对于增长的认识。

标准定义的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但通过数量与质量上的提升，将会获得新的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一般是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根据这一标准定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到2015年就结束。但与之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应采用劳动人口而不是劳动年龄人口来衡量实际的人口红利。在这里，劳动人口是通过构造不同年龄——性别组的劳动参与率，然后来加总获得全社会的劳动人口总量。比如，延长退休年龄就能够提高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导致劳动力总量的增加。根据这一新的定义(即劳动人口)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到2030年。这是通过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从而延长了人口红利的时间。另外，从质量上，特别是从人力资本角度，则是获得人口红利的更重要途径。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这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当然，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也有局限。因为中国目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差距已经不是很大(2010年相差3年多)，由此推断，未来人力资本增长空间有限。但考虑到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不能很好地衡量教育质量，因此，未来如果着重从提高教育质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从完成教育年限入手，中国人力资本增长还将有更大的潜力。

传统的全球化红利在逐步消失，但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可以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

中国在既定的全球规则与分工体系下，依靠低成本优势大量出口这一传统的全球化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中，将会获得新的收益。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货币体系改革、发展、安全、资源利用等规则层面上的中国与国际的互动。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临全球金融监管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新变化，使得诸多全球化规则处在不断创新与重新修订之中，这给中国参与全球化治理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应逐步反映到全球发展规则中，从而中国也有了当仁不让的发言权。全球化规则的修订会改变我们在全球体系中的位势，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扬长避短。比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就一方面可以减少大量储备的账面损失，同时也有利于在未来的全球金融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上有发言权，那么就会在大宗商品价格谈判中处于有利位置；至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条款、指标以及碳交易，这些方面的规则制定将会影响到未来的产业发展格局以及各国责任和成本的分担。因此，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使全球治理变得更加公平，从而有利于我们，将会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

新的改革红利在于新一轮改革的推进，如果能做到，中国经济将会焕发出巨大活力

改革无疑是未来增长的关键。改革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們既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又要推进政府改革。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要素的市场化推进，这包括土地要素(土地制度改革)、资本要素(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劳动要素(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政府改革则是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为是指政府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比如，增加社会领域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使低收入人群也能获得均等化的服务等等。有所不为是指，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减少审批，提高经济的效率。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核心是利益再分配，是打破既得利益关系的重重纠结。新一轮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来统领，更需要勇气和魄力来推进。如果能做到，中国经济将会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这对于增长的促进是不可估量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增长的快速下滑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宿命。如果能够启动新一轮改革，注重人力资本积累，鼓励创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会迎来第四个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较快增长。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