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生

写《花冠病毒》之前，毕淑敏正面临着一个和罗纬芝一样的选择—是该留在家中陪伴自己身患重病的母亲，还是放下母亲奔赴前线？那是SARS最为肆虐的2003年。毕淑敏接到作协的电话，要求她以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加入一个特别采访组，奔赴非典的第一线。尚未等毕淑敏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非典病毒的战役就突然展开。

这真实生活里经历的一切，被毕淑敏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中。但这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却足足用了8年。这期间，许多和毕淑敏同往非典前线的作家们都交出了自己的作品，但她却迟迟没有动笔。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战争，成为了她这8年来的写作主题。用毕淑敏的话说，“我没有一天忘记过这些病毒。”

罗纬芝—毕淑敏笔下前往病毒一线的作家，《花冠病毒》中的女主角，成为了这次灾难的见证人。面对病毒，她身上先是被赋予了观察者的勇气和理性，而后也加入了染病者的疯狂和反思。而《花冠病毒》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还有几位殉道者般的人物。医生于增风以身试毒，把病毒传下来诱惑后来者中毒，以延续他未尽的对病毒的研究。科学家袁再春出面扛起抗病毒灾难总指挥的重担，最后心力交瘁自杀。这些人物身上的戏剧性，实际上均来自毕淑敏的亲身经历。在毕淑敏从医的数十年中，她发现许多医生身上都掺杂着殉道者般的性格。“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曾经告诉我，手术台上，自己就是一个英勇而又嗜血的船长，在血泊里横行。”毕淑敏把医生的这种超乎常人想象的执着，注入到小说里，打造出了面对病毒呈现出各种不同精神面貌的人物。

從《红处方》中的戒毒、《女心理师》中的心理咨询、《血玲珑》中的骨髓移植和生命伦理、《预约死亡》中的临终关怀，再到如今《花冠病毒》中心理能量的提出，毕淑敏的小说中几乎从未脱离过“医学”这个主命题。和她一样对医学有着相同痴迷的，还有美国的神经病学专家奥利弗·萨克斯，他曾经把很多脑神经病人的临床案例，写成一个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故事，触动人心。这两人虽同为医生作家，他们的作品却反映出两人不一样的观察角度。奥利弗·萨克斯是在以作者的身份实现医生的职责，而毕淑敏却恰恰相反，以医生的身份实现作者的职责。

“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世界不是种满鲜花，就是荆棘遍布。世界一定是好坏参半的，有光明就会有阴影，有善良就会有邪恶，有顺利就会有挫折，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花冠病毒》中记录的是一次大规模的病毒袭击，实际上也预演了末日的极端戏码。前所未有的袭击，却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甚至能从已经经历过的SARS、汶川地震等灾难中找到同样的感受。如果末日到来，我们该怎么办？这是《花冠病毒》中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一场人类与病毒的大战不可避免，在研发出特效药之前，人类是否只能是坐以待毙的旁观者？在《花冠病毒》中，毕淑敏提出了“心理能量”的说法。

在毕淑敏看来，成为人类战胜负面情绪关键所在的“心理能量”，其实并非玄之又玄的东西，而是一种对自我生命的珍惜，对他人、包括大自然的善意和体恤。“心理能量”帮助人们重新建筑内心架构。“当你遭遇灾难的时候，勇气和韧性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虽然这是一部半虚构的小说，但你同样可以将其看作是一本末日教科书。从现在起积极的建构自己的心理能量，也许就能让你从容的应对末日到来的恐惧。这正是《花冠病毒》要告诉你的。

对话毕淑敏

“人”是医学与文学的公约数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都是医学出身，譬如你和冯唐。在你看来，医学和文学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联系？

毕淑敏：医学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文学描写的对象，同样也是人。就研究对象来说，人，就是医学与文学的公约数。另一方面，医学研究的是人生理上的问题，而文学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内心和外部表现。生理意义上的人、社会意义上的人，加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人。

记者：本身的医生职业对写作有影响吗？

毕淑敏：作为一个医生，我在写作中会偏向实地考察，会比较理性地写作。但同时，这个身份也给我带来了弊端—长时间受到严谨的训练，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无法带着狂热的想象去写作。

记者：你在书的序言里提到了自己去看极光的事。向往极光的人，大都是憧憬着冒险。你在骨子里头是否也有着这种冒险的因子？

毕淑敏：看极光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们都挺难理解我的。这么大年纪不说，我平时看上去也不像是很疯狂、爱冒险的人，怎么会产生要想去看极光的想法呢？但这个愿望是我的动力。我看到极光的那一刻，真的很兴奋—整个天空都是绿色的光芒，非常壮观。所有人在那一瞬间，都变成了孩童，在雪地里乱蹦乱跳。

记者：在你看来，幸福是什么？

毕淑敏：我认为幸福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快乐。有人认为吃得很好就是快乐，有人认为赌博赢大钱就是快乐，其实这些都是无意义的快乐。

记者：接下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呢？

毕淑敏：现在还在整理这两年半写的散文。至于小说，我觉得好的作品还是要放一放。就像蒸馒头，发好了面还要醒一会儿，蒸好也不能马上掀开笼屉。不能太快，要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