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近年来“阴谋论”盛行，大到国际间的货币关系，说是美国策划的政治经济阴谋，小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因病退赛，说是跨国公司耐克策划的商业阴谋。阴谋论盛行于今，却是其来有自，源远流长。《左传》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几千年来影响既深且远，几成民族“文化积淀”。在备受侵凌甚至有亡国之险时，这种心态自然格外强烈，一百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便与这种心态大有关系。

谣言引发震惊中外大事件

说起“天津教案”，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拆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例如，有教会医院把解剖后的死胎儿浸于酒精瓶中，被谣传为“剖孕妇之腹，取胎儿制长生不老之药”。教会为临死儿童施洗礼，被传为“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死亡的大量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