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圣捷

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街的一间办公室里，堆满了各式各样收藏品，顶级红酒、西藏水、繁复雕刻的红木家私、自制印有“谱”字的靠垫、无数表明和富豪阶层永远团结在一起的奖杯、与各类有头有脸人物的合影、微不足道的小盆栽、法拉利F1车模、飞机模型、说不上名号的当代艺术家绘画、仅作装饰用的工夫茶具……还有各类杂志讲述着中国近十年来的富豪生活。

这里折射出中国主流富豪的生活方式，奇特的是，这群中国富人的一举一动和一分一厘，都被一个来自英国的注册会计师明察秋毫。这个英国人，就是42岁的胡润，一个有着丁丁般执着追求与探险精神，在中国最有声望的富豪名利场中的研究员。与周围的环境相反，胡润的办公桌整洁几净，电脑、iPad、便签、前几天收到的上百张名片和一本笔记本，再无他物。

而拉开帝家丽遮阳帘—胡润从开始踏上社会便已接触的Made in China的英国奢华墙纸品牌，清晰可见窗外财富神话的上演，一辆辆名贵豪车驰骋在拥挤的马路上，一个个西装笔挺的银行家和花枝招展的年轻女郎，在阳光与云彩的映衬下，闪出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的金属色泽。胡润，见证着这片色彩的急速发育。

他眼中的新贵

在任何与奢侈品相关的活动中，中国通胡润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关注富豪不是一两年了，现在我把他们称为新贵阶层。因为这些人开始追求社会身份，很多人给我递卡片，上边留着一长串头衔，企业董事长身份往往写在最后，那些地方性的乃至全国性的身份，像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金会主席等，都印在前边。”与中国富豪圈打了十几年交道的胡润，发现在“5·12”汶川地震后，富豪企业家们开始习惯于在公开的场合做慈善活动，“以前他们都很低调，信息也不太公开透明，现在完全改变。比如，像黄光裕那样的首富，在众目睽睽之下，能不做慈善工作吗？”

新贵阶层这一概念的灵光出现，源自在胡润眼中，中国富豪群体生存状态的变化。“经过我的调查，70%读过EMBA的总裁、总监级人物，选择再读一遍，有一个上海的企业家，甚至读遍了中国所有的EMBA。他们并非为了学历，而是为了人脉。通过这种形式的聚会，他们的消费习惯也在不断改进。”尽管方式疯狂，但这个群体还是朝着既定标准发展，“国外大富豪，被人问及的只有两部分，第一，你慈善做得怎么样；第二，你收藏做得怎么样。”就像国外电视中大乐透彩票的广告一般，胡润也在财富圈呼吁着他的希望和关怀，以及“如何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新贵”的杠杆定律。

“更多中国富豪应该把自己身份与社会责任的联系做得更好。除了自己学着做新贵，还有对下一代真正贵族的培养。”在胡润的统计报表上，净值超过1.1亿元人民币的人可被定义为富豪，这一富豪阶层，90%的家庭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他们一方面为了家庭的移民计划，一方面也在培养真正的贵族传承。他们自己却不太会与中国脱离关系，像是上过‘百富榜的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长期居住美国，但时不时回国给浙江大学捐款。”胡润清晰地知道马斯洛的“人生需求五步曲”与中国新成长起来的富豪们的关系，他做的各类财富圈榜单，也是在向自己的金字塔顶层迈进，“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直是胡润扎根百富榜的动力和初衷。

他眼中的富豪

胡润在办公室的时间很少。他的社交活动扩散至整个中国。一线、二线、三线，乃至五六线城市，哪里有富豪，哪里就有胡润。采访他的前一天，胡润刚打过一场激烈的马球， “累得腿都合不拢。”他说着把两只脚塞到大腿下边，“原来前台的那张桌子是我用的，但是我喜欢办公时脱鞋，有客人在不太雅观，所以我换了一张能遮住自己脚的办公桌。”尽管表达时依然会词不达意，但他显然已经完全能洞悉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规则。

在胡润公布的中国亿万富豪人数比例图中，他用冰山来类比显性与隐形富豪，浮出水面的有1363人，这意味着胡润与起码1363位超级有钱的人保持有顺畅的沟通。他发现，中国的富豪阶层年龄层次和发财性质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而趋于单一。“他们大都五六十岁，1993年左右下海，1997年第一桶金赚进，2007年公司上市，2010年开始套现。今年2012年，套现集中，达到顶峰。中国的国情发展造成了这样稳定的趋势，富豪的种类并不丰富，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做生意，掌握了大部分人需求的小部分资源，从而致富。”不过，新时代背景下，以随着贵族阶层的开始涌现，今后的富豪结构也会随之多元化，“中国大多数的富豪前几年是房地产开发商，这在发达国家来说，富豪所占比重最高的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商，那就是不正常。”胡润说。

这样的不正常在胡润看来，充斥于中国财富圈各个角落，胡润把它归结为一种中国式幽默。“北京奥运会，点燃火炬的居然是一名财富榜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在英国，一名富豪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尽管，我知道李宁是一个在中国人心里拥有极高地位的人。”同样是李宁，胡润现在想见他也是非常困难，“李宁在奥运会之前，一度高调。之后几乎就听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中国的许多富豪都有这样的心态。”胡润认为，自己其实是一个社会现象研究员，他一直寻求更自由的渠道去接触任何一个公众人物。

胡润前不久在福建视察当地的富豪生存状态。一名上市公司的老总兴冲冲和他见面“他过来表扬我，说我们百富榜做得不错，还说2006年就认识我了，我后来回去查了一下，以前他上过我们的百富榜，只是排名比较靠后，我没有关注到。”胡润一琢磨，这名企业家仅在这家100亿市值的上市公司就占股80%。“许多人在公司上市前，其实不愿意说太多，上市后，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性格越来越开朗，身份也越来越多。”上市与否，成为富豪们的一个面子工程，这在胡润看来，这依然不正常。“他们第一次上榜，普遍会感受到社会压力，而后再上榜，就不那么关心，甚至无所谓了。”有了露富炫富嫌疑，舆论立马给到富豪压力，胡润认为，这是中国的财富阶层透明度无法很好展示的根本原因。在拥有财富之后，社会责任感、社会身份、智慧是中国富豪们所追求的，胡润认为这些人其实最自豪的是“培养了那么多人，还有创造了那么多社会财富”。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也许是集中并重点推出，能够影响世界的中国高端品牌，重塑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今年3月，胡润受邀出席一场讲座，台下有丹麦女王和她的丈夫，讲座结束，亲王送给胡润一瓶法国西南部的葡萄酒，并自豪地介绍说自己就是这个酒庄的拥有者。在胡润这个西方思维的人看来，这样的需求每一个人向往，包括他自己，送人礼物时，特意挑选一支与自己同名的葡萄酒，还省去费很多口舌向人重点解释，还很幽默。

他衍生的榜单

最近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胡润，那就是“茅五剑”及中华烟之类的卖得很贵的消费品究竟算不算奢侈品？按一般标准，“茅五剑”的市值仅次于全球奢侈品牌中LV、Chanel等前五名品牌，又有那么多人觉得体现了面子和档次，应该算是。于是，胡润逢人就问。而舌战群儒的结果是，目前并没有达成共识。这是胡润把全球化与中国特色嫁接中遇到的瓶颈。

在中国生活了近二十年，尽管在上海浦西的家中依然过着传统英国生活方式，但胡润必须彻底融入中国社会，与各类中国富豪以及富豪的助手们打交道。他不断在迎合各种人的口味，一会儿收木雕、玉雕玩，一会儿迷上工夫茶，一会儿又爱上了昆曲、邮票，或者红木家具。“中国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痴迷的文化方面的东西。我没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去了解很深，有时候，我的员工了解就可以了。”

胡润的公司有上百名员工，他们为胡润做各类报告的沟通、统计、发布工作。在数据库不断扩充庞大后，胡润发现，单单一个百富榜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市场，他发觉富豪阶层的消费习惯已经成为整个内需市场的风向标，像是哪些人喜爱怎样的奢侈品牌，在节假日送什么礼等等细节。于是，他与许多非常在乎市场行情的机构，诸如银行、拍卖行、奢侈品协会、高端展会以及高级零售商等合作，创造许多富豪衍生榜单—像是艺术榜、慈善榜、顶级酒店榜、品牌倾向榜、奢华旅游市场白皮书、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世界富豪榜、奢侈品市值榜等等，甚至还有少壮派富豪榜。这些新衍生的榜单，也是中国富豪阶层发展的细节衍生，展示着富豪背后的东西。而胡润的生意经，是获悉上下游的需求，迅速串联打通。

“他们一直和我讲，中国，水很深的，社会关系复杂。”胡润小心翼翼地说。胡润对中国的人际之道涉水不深，富豪们与这个英国人打交道，感觉不太可能有利害冲突，所以胡润深受欢迎，几乎任何一场高级社交活动他都会出现。“十年前，我接触富豪阶层还是比较稀奇的，现在可能一些普通人都可以和富豪有关系。”现阶段媒体格局发生变化，对他来说，只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上再多一点点烦恼。“不过我从不担心，因为榜单的格局持续在创新，富豪榜这东西在英国做了很多年了，永远有人感兴趣。”

胡润希望把中国富豪生存状态研究院的成果，及时公布给真正有需求的人，并且加快更新速度和力度。这也许是他在游艇上钓鱼，骑在马上打球，泡在海水里憋气，飞在无人区发呆，滚在雪地里听风声的时候，想得最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