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云

[摘 要]民生文化观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在民生建设实践中存在和体现出来的思想、态度、价值观念等。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文化观经历了一个从神圣向世俗回归的重要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注重精神激励向肯定正当物质利益转化；二是从提倡节俭向改善生活质量转化；三是从强调个人服从意识向尊重和满足个人诉求转化。

[关键词]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民生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3001005

民生文化观就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党的民生建设，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民生建设实践中存在和体现出来的思想、态度、价值观念等。建国初期，国家面临工业化建设的重任，为了保证必要的工业建设资金，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民甘于奉献、不计报酬、勤俭节约的品质，使人民群众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不鼓励个人追求生活享受。所以，这一时期的民生文化被赋予了神圣化的色彩。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评判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竞争，注重物质激励，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这一政策变化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民生文化观的战略转型，即从神圣向世俗世界回归，肯定物质利益原则，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致力于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诉求。

一、从注重精神激励向

肯定正当物质利益转化

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这是发展生产的必要条件。一般说来，激励机制有两类：一类是物质的，如工资、奖金等；一类是精神的，如成就感、发展前途及责任等。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激励机制经历了从注重精神激励到肯定正当物质利益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指导思想的改变，是民生文化转型的重要体现。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限制了物质激励的幅度和范围，建立起了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劳动激励机制，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给予政治荣誉等方法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建国之初，国家的工作重点是进行工业化建设。但是，工业化建设在短期内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进行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这要求人民尽量节省；还需要农业提供充足的原料，这必然会导致农产品及日用工业品的供需紧张，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针对这一矛盾，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群众认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实现工业化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致性，从而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中央宣传部在1953年明确提出：”必须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认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认识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这个最高的利益[1]（P711）。周恩来在195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当目前国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了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2](P607)

为了培养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者，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通过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改造，而且还建立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和日常化，使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社会的各领域。正如中央文件指出的：“为了实现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目的，除在运动的每个步骤中，都要十分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还必须在运动结束以后，把思想政治工作转向经常化，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生产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3](P32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抑制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的观念，培养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而积极劳动、努力奉献的主人翁责任感，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以改变人的精神风貌、塑造人的灵魂为重点的激励方式。这一激励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的政治素养，赋予劳动者以责任感，使其明确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具有超功利甚至是反功利的特点。与这一思路相配合，中国共产党还通过评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活动进一步强化这一观念。建国以后，党和政府树立了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典型，如倪志福、郝建秀、王进喜、时传祥、张秉贵、向秀丽等，给了他们崇高的政治荣誉，使他们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楷模。刘少奇说：“在人民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先进生产者不但是人民群众的先驱，而且成了人民群众的核心，成了国家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先进生产者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先进生产者，也就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领导。”[4](P196197)这些模范典型用自己的感人事迹影响了广大群众，成为人民心中耀眼的明星，他们崇高的人格是激励人民群众忘我工作的重要精神动力。

这种激励机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有效的，也是必需的。因为新中国是在极端贫困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建设的，面对资金短缺和资源稀缺两大难题，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人民群众能够保持充沛的热情和干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能够顺利进行。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劳动激励机制，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向人民群众讲清道理，使群众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把个人利益和国家目标联系起来，以大局为重，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一劳动激励机制一直保持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文化的重要内容。

但是，长期强调精神激励，忽视个人的物质利益，最终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下降。加上“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这种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激励机制逐渐失灵，为了改变广大群众缺乏劳动积极性的状况，邓小平对以前忽视群众经济利益的偏激做法进行了纠正，明确提出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要。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P146)承认个人的物质利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起点。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过去的劳动激励机制，使其向世俗化方向转型，即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肯定物质激励的作用，通过生产责任制、劳动合同、工资、奖金等措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拥有了对土地的经营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市，改革企业的管理制度，放权让利，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承担的经济责任和实现的经济效益联系起来，解决“大锅饭”、平均主义等问题，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5](P152)肯定并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追求，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指导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一改变直接影响了人民大众的思想认识，人民可以光明正大地争取和维护自己正当的物质权利，再也不会羞于谈利、耻于谈利了。

二、从提倡节俭向改善生活质量转化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将带领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6](P11)从消费角度看民生的改善，就是社会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过上富裕的新生活。但实现工业化的紧迫性使中国共产党必须理性地放慢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采取了抑制个人消费的政策，动员广大群众节衣缩食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与此相适应，塑造了一种节俭型的民生文化。

为了最大可能地支持工业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实行低工资制，二是对基本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周恩来说：“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就是对工资水平的安排，不能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7](P574)实行低工资制是为了更多更快地积累资金进行工业化建设。与低工资制相配合，中国共产党对基本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粮食、棉布、食用油、猪肉等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按定量配给。统购统销解决了低工资制下人民群众的吃饭和穿衣问题，兼顾了改善民生和工业化建设这一对矛盾。实行低工资、低消费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从短期看，与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历史使命是相矛盾的。为了让人民群众接受这一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艰苦朴素的思想，把追求世俗享乐看做资产阶级错误观念加以批评和清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舆论忽视宣传艰苦朴素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毛泽东所说的宣传方针就是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建国初期，节俭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还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把节俭看成是完成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和理性选择。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为了筹集资金去建设我们的工业以创造将来更好的生活，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条件之下，我们尽可能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4](P7)实现工业化是至高无上的任务，与它比较起来，人民的消费只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是可以压缩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节衣缩食、抑制消费支援工业化建设。例如，为了进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器设备，中央要求尽量节省农产品以扩大出口，换取更多的外汇。但节省农产品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对此，陈云说：“减少消费，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消费，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由此来建立我国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在将来迅速地增加各种消费品的产量；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掉，因而不能建设工业，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全国人民自然应该选择前者，不应该选择后者。”[8](P252)节俭是支持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行为，追求享受是可耻的。这是改革开放前民生文化在消费观念上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低消费、高积累”的发展理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这一改变导致了民生文化的转型，即从提倡节俭向改善生活质量转化。关注民生，最重要、最基本的是为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邓小平批判了过去忽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错误做法：“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9](P10)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9](P63)以发展生产力为依托，中国共产党设计了改善民生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温饱”一“小康”一“现代化”的“三步走”是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战略安排。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宣布：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已经实现。这一成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但是，现在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我国目前还存在着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问题，还有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等很多社会问题。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即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中国共产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丰富和完善了小康社会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思路，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提供了战略保障。

三、从强调个人服从意识向尊重

和满足个人诉求转化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培养人民群众的服从意识，在思想文化上倡导舍己忘我、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批判自由散漫和个人私利。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6](P1112)他认为，散漫无组织与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效率、精确性和纪律性是格格不入的。要改变这种散漫的状态，就必须加强集体主义教育，使人民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增强服从意识，以先公后私的原则来安排生活。

培养服从意识是当时的客观需要。由于经济落后、资源匮乏，国家只能通过增强社会的控制力来保持政治稳定和整合社会资源，以达到尽快摆脱贫穷、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具体说来，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孕育了这种服从意识。建国后，随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社会资源的掌控者，它通过城镇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把群众组织起来。与之相配合，中国共产党以单位为依托，建立起了一套覆盖面极为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享有终身就业保障、免费住宅、公费医疗、子女教育、工伤保险、养老等福利，甚至还提供食堂、浴室、俱乐部、电影院等生活服务设施。农民虽不能享受如此多的福利，但农村通过建立医疗合作社和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制度，也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这样，福利制度与计划经济相结合，提高了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使国家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保证了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这一体制也造成了人民群众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国家的依赖。

为了配合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大力宣传集体主义，强调个人的服从意识，要求人民群众抑制私欲，克以奉公。“愿做革命的螺丝钉”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写照。个人从工作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服从国家的安排。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以经济手段刺激和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人民群众的服从意识不再是强调的重点，国家不再刻意培养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而更多的是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关注人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时，江泽民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0](P294)从强调服从意识到尊重个人诉求，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生文化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首先，人民群众的物质诉求被最大限度的满足。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不但有了追求财富的权利，而且有了运用财富改善自己生活的权利。过去，人民群众的致富念头受到压抑，为了国家的建设，个人必须牺牲物质利益，忍受清贫的生活，追求享受被看成资产阶级的行为受到批判，这使他们对“富”有一种政策性恐惧。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放权让利，扩大地方、企业和生产者的自主权，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首先富裕起来。不仅如此，国家还通过增加工资、奖金以及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等方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诉求。从1979年开始，国家先后几次调整工资，使广大职工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调整工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提高人民群众收入的有效措施，还是中国共产党调整积累与消费比例、大力发展消费市场的重要政策。经过调整，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收入增加了，有了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消费市场走向繁荣，商品琳琅满目。这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诉求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其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诉求被日益满足。民生内涵丰富，不仅指物质生活，还包括精神生活。其中，物质生活是民生最基本的内容，是精神生活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强调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并规定了具体的建设方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是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据统计，“十一五”以来，城市和农村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已实现“翻一番”，5年同比增幅分别达到110.24%和140.98%。人均文化事业费从2005年的10.23元增加到2009年的21.9元，同比增幅114.07%。有了资金的保障，公共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基本满足了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11]。

最后，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的要求受到高度重视。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大类。这些需求之间是从低到高、依次递进的关系。其中，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和感情上的需要属于缺乏型需要，是低一级的需要；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属于成长型需要，是高级需要。现在，人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缺乏型的需要基本满足，更高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论断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理解。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12]中国共产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平台，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一种公平、公正的文化氛围。这是我国新时期民生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8]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陈 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就显著——文化阳光暖民心[N].人民日报，20110925.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光明日报,20071025.

责任编辑：张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