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辛亥百年，很多媒体都围着这个话题做文章，这个主题的图书也是层出不穷。如果说马国川的《告别皇帝的中国》与其他同话题的图书有所不同，那是因为这本书汇聚了海内外众多学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争议。

同样的话题在不同学者的视野中自有“他者”的角度，对同一个话题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觀点，因此阅读这本书给人最初的印象很可能是混乱和驳杂。身为媒体人的马国川在采访之初已经料想到这样的结果，在访谈中设置了几个核心的问题，比如访谈中主要涉及对晚清新政、辛亥革命、革命与改良等方面的认识，但仅这几个问题一路谈下来已经是异议丛生了。

马国川的访谈，其实还是免不了对历史进行假设性的论证，如果慈禧晚死几年又如何，如果辛亥革命不成功又如何，如果袁世凯活着又如何。这些议题当然不是主张否定已经发生的历史，但是这种学理性的假设至少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换位思考的角度，所谓同情的了解，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基础。

从他对这些学人的访谈中，我们还可以察觉到一种微妙变化，那就是对晚清新政以及辛亥革命的重新认识。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偶然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后果，现在看也并不尽如人意。在对萧功秦先生的访谈中，他就提到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个激进的排满革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民族革命”，因为是在满清统治极其虚弱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成功了，但是“没办法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只能采取凑合性的形式，这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