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纺织大学 王珍义 李 伟 刘 静

一、引言

2001年的安然事件，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对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高度重视，内部控制也由一项自发性的治理机制演化为一种政府监管部门强力推动的制度建设（李享，2009）。2008年，我国财政部、审计署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内部控制已成为近年来我国企业制度建设的关键词，而作为内部控制重要信号显示机制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也成为政府监管部门、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外学者关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丰硕。Rogier Deulnes(2000)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企业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Eng和Mak(2003)以新加坡15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其研究结果表明，外部董事增加、负债比率和经理人员持股比率与信息披露负相关，公司规模和政府持股比率与信息披露正相关 ；Ashbaugh、Skaife等(2009)通过分析，提出是否存在组织机构的变化、组织结构复杂性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的问题。国内学者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相对较晚，其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公司盈利能力、财务报告质量及财务状况异常程度显著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蔡吉甫，2005）；海外上市、外部审计为“四大”、资产总规模、控制人为国有、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关联、监事总规模和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股权结构变化、审计意见类型则存在非显著负相关关系（孙翯，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