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民国史学界风头最劲、盛名最炽者，莫过于陈寅恪与顾颉刚。两人的学术成就之高，一方面是才性与勤奋合力而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稳定安居的家庭生活。换句话说，抛开学术史层面的材料不谈，陈、顾二人在生活层面上，婚姻稳定、家庭和睦也是其一生成就的重要基础。那么，他们的择偶观又是怎样的呢？

陈寅恪曾把爱情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化的，“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这样的爱情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出现。第二个层次的爱情是：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为其忠贞不渝，矢志不变。如贾宝玉与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贞女等。《红楼梦》也正是这样一部痴人说梦式的理想主义小说。第三个层次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这又是《红楼梦》中稍具现实主义色彩的例子。第四个层次，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也最为推崇给常人的，即终身为夫妇而终身无外遇者。这样的婚姻生活以平淡为基调，以稳定为最高准则，当然其理想化的程度也不比前三个层次高，将纯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戏剧性与故事性缩减至最低值。最后，还有一个层次，不过这已经不是爱情，只是贪图欲望的满足而已，不足论也不必论。

基于此，陈寅恪对如何选择婚姻与爱情有着自己的立场。他明确表示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由此可见，陈寅恪的择偶观中，重心是在学术上的登峰造极，而绝非为了一己之情爱追逐无休。他的择偶观，是落在戏剧、小说与文艺作品之外的现实的抉择。作为一生以追求卓越学术成就的大学者，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过多地放在思索与追求爱情的理想国上。

1926年，35岁的陈寅恪结束了国外求学生涯，回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由于陈寅恪潜心学业，加之陈寅恪认为自己体弱多病，恐累及他人，故一直未婚。这时，陈寅恪的母亲俞氏已去世，父亲陈三立一再催促陈寅恪成婚，但陈寅恪始终未承允。在亲友及学院同仁的多番催促与大力撮合之下，1928年，陈寅恪与唐筼在上海结婚。这一年陈寅恪36岁，唐筼30岁。从此，他们相伴至死。其间历尽种种劫波，自不必赘言，但他们的结合按照陈氏的择偶观来看，又属于第几个层次呢？

显然，可以为柳如是作别传的陈寅恪，从学术立场上看，似乎向往的理应是第一个、第二个层次上的“佳偶”。但这两个层次都不属于正常的世俗婚姻，也不可能为一介书生提供一个稳定安居的家庭生活。退而求其次，第三、第四个层次的择偶观，才基本符合常态下的世俗婚姻。陈氏的身份是现实中的学者，而非戏剧、小说中的侠客与痴情公子，他自己的婚姻也只能定位于求一个安稳的世俗婚姻而已。当然，世事难料，当年他坐着胡适的专机，却鬼使神差地中途撤走，未能与胡适一道飞向“自由主义”的学术天地。在岭南一隅，原本尚属稳定安乐的家庭，还是在“阶级斗争”的冲击下，历经4年摧磨，以1969年10月、11月陈寅恪、唐筼夫妇的相继含冤离世而告终。这样一来，陈氏夫妇的婚姻与爱情，按照陈氏自己划定的规则，倒是往上挪移了一个层次，定位于第三个层次的矢志不渝是当之无愧的。

与陈寅恪相比，顾颉刚的择偶观似乎要简单得多。毕竟是倾心于“史料学”的大师，且一把“辨伪”利刃，把史料中稍微有点个性化色彩、稍微有点含糊的东西都切割得一干二净，剩余的可供阐论的历史材料也就不多了。陈寅恪用《牡丹亭》《红楼梦》来做例证的择偶观，并不适合顾氏的快刀斩乱麻风格。在他的读书笔记中，有一则提及孙诒让治学成就的心得之言，简单明了地归纳出了他自己的择偶观。《顾颉刚读书笔记·辛丑夏日杂抄》中这样写道：

瑞安孙诒让，妇能文，善治事，侍居楼上。七年未出门，惟夫妇能登楼。楼上置长桌，书卷纵横，写何条注，翻何书籍，即移坐某桌，日移座位。入睡前，夫人为理书稿，七年后成《周礼正义》。

这样看来，顾氏心中的“佳偶”条件乃是：“能文”与“善治事”，像把孙诒让照顾得井井有条的孙夫人那样的人选。事实上，顾氏自己的夫人就是这一标准的模范。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同年7月1日在重庆北碚结婚。这是顾颉刚的第三次婚姻。前两次婚姻，均因夫人病逝而告终；而这一次，他们相守终老，安度一生。

顾夫人张静秋，婚前曾任职于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她笃信教育救国，倾力工作，与顾氏结婚时已年届35岁。据王煦华《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一书中忆述，作者认为，（顾颉刚）先生的长寿和学术上的重大成就，多得力于张夫人。她原来是读英语的，是英语教师。三十多岁才和顾老结婚。她说：顾老寿长，两房前妻都死了，没熬过顾老，她是第三个。解放后，顾老年事已高，她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一心服侍他，她把自己对事业上的雄心壮志全都灌注在顾老的学术成就上了。这种中国妇女特有的贤淑美德，助夫成业的无名英雄，引起我由衷的崇敬和感谢！

张夫人在晚年服侍顾氏的一些细节，书中也有披露，书中写道：张夫人也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但她完全忘记了自己，对顾老的关怀，无微不至，凡服药饮食，必亲自服侍，按时作息，定时定量。吃饺子夫人都要亲自数过，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多了怕不消化，少了怕营养不足。小菜都是亲自挟在一个小碟子里，放在近处，以供选食。未吃晚饭，苹果已切成小块，摆在那里。各种营养补药如维生素之类，改放进药杯，倒好温开水，准备饭后吃药。一切准备有条不紊。

此外，在新近发现的一封张静秋信札中，我们也能看到她为顾氏操持的辛劳。这是一封因友人亲属逝世，未能亲赴吊唁的致歉信。张夫人在信中写道：

颉刚自入冬以来，又发气管炎。1个月前曾因呕血入院治疗，现稍好转，回家疗养。恐再犯病，不敢出门。我每日侍候病人，故不能去探望您，请见谅。

信的落款日期为1977年2月2日，此时离顾氏1980年12月病逝只有三年多时间。短短的一封信件，只言片语中也可想而知，张静秋为照顾顾氏的生活有多么尽心尽责。由此看来，顾氏的第三次婚姻终于如愿以偿，像孙诒让夫人那样的“佳偶”，与其相伴一生，为其学术成就扶持终老。

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顾颉刚，他们的婚姻生活与家庭状况无疑都是相当圆满的。虽然未必能达到陈氏所定义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层面的感天动地式的千古绝唱，但生活本身毕竟是静好胜过传奇、安稳胜过痴情的。与之相类的学术伉俪中，还有钱穆夫妇、林语堂夫妇、胡适夫妇，无一不是这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生活。乱世求安、盛世求稳的家庭生活，给予这些学术巨擘、思想大师们稳定的生活支撑，他们的学术成就也因之得以延续与拓展，至今仍能予后人以巨大影响。

生活不是剧本，是活的剧本。生活不是小说，是活的小说。像陈寅恪、顾颉刚等这样的学术大师所成就的学术传奇，其实都是确立于稳定和谐的婚姻与家庭基础之上的。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背后，是这些学术伉俪们用一生来经营的现实基础。他们是活生生的剧中人，只不过他们看重的并非戏剧性与剧本本身，他们用平淡无奇的“生活”二字，浓墨重彩地书写着一段学术传奇。他们的择偶观，没有高深莫测的学术观点，只是以稳定为目标，以务实的态度踏实地生活。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在奢谈其学术高度之前，更应切实衡量、认真落实的宝贵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