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历史最为悠久、深孚学界众望的国内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破天荒推出一套杂文丛书——“四方风杂文文丛”。丛书由朱铁志的《沉入人海》、瓜田的《活着听悼词》、徐怀谦的《酷的脸》及在下的《薛蟠的文学观》四本文集组成。这套丛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引起读者的赞誉与好评。

一套杂文丛书受到读者广泛的关注与欢迎，也引起我对杂文生存与发展状况的思索。前不久，在徐州召开的全国杂文联谊会上，听到过杂文式微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恰当，至少不够确切。从文学界的现状来看，式微的岂止杂文？自“幸福鬼”、“梨花体”、“羊羔体”尴尬问世之后，诗歌似乎已经死了几个年头。在最近一期《文汇报》（2012年7月17）的标题中，竟然出现了“小说已死”的字眼。的确，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杂文栏目无报无之、杂文征文此起彼伏的繁荣时代，杂文在今天的处境，的确今非昔比，不仅刊载杂文的报刊所剩不多，杂文专著的出版也步履维艰。好在《人民日报》《文汇报》和一些地方报纸还保留着杂文栏目，好在《杂文报》《杂文月刊》《杂文选刊》这些专业报刊还在努力维持，还有商务印书馆这样一流的出版机构也在致力于推动杂文事业。这至少说明，在当前的文学界与文化界，还有许多致力于杂文事业的同道，他们认同杂文这一文体在所有文学样式中的独特作用，他们认同杂文对于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性。

杂文目前遇到的困难

毋庸讳言，杂文作者在目前虽然不会动辄得咎，但是，发表无路、出版无门、仕途无望、网络删帖，则是家常便饭。策略地说，杂文在当前遭遇的困难，也有来自民间或社会的因素，主要是来自欲望、焦虑与网络的冲击。

徐鹏飞 作

首先，欲望冲击了家国情怀。今年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元年。20年的市场经济，就GDP总量而言，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物质日渐丰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社会心理也日益物质化了、金钱化了。当今的人们已经从“文革”时的“政治极端”，跌入“经济极端”，已经从“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云端，跌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张嘴财富、满嘴铜臭的泥潭。“文革”狂潮时期的“三忠于”、“四无限”已是过眼云烟，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献身四化也被置之脑后。当今的城市，似乎已经沦为欲望之都；当今的人们，男人热衷的是“白富美”，女人热衷的是“高富帅”。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两报一刊的高头讲章，人们更不会青睐刊末报尾的书生议政。高扬“思想批判”、“文化批判”、“社会批判”旗帜的杂文，“投枪”“匕首”的功能早已钝化，“显微镜”“手术刀”的功能也已失效，如果有谁仍将杂文当作社会森林里的啄木鸟，说不定就会被食客们作了醒酒汤或下酒菜。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以社会性或文化性相标榜的杂文显得日渐不合时宜或格格不入，杂文日益成为圈子中人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古玩与雕塑。

其次，焦虑瓦解了社会理性。市场经济20年，物质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但是，更为深刻的变化却是人心，即看不见、摸不到的社会心理。在芸芸众生眼中，财富增加的同时，却是贫困的加剧；物欲横流的同时，却是道德的堕落；高楼崛起的同时，却是江河的污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早已不复存在，“战天斗地”“胸怀放眼”的政治豪情也已成为过去，目力所及，真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乱象中，迷惘的人们失去了信仰、信念、信任与信心，平添了烦恼、焦虑、怨气、恐慌与浮躁。有权有势的官员们，“出口”了家人与“存款”，变成了“潜伏”下来的“裸官”；体制内的文人们，傍权媚世，邀宠撒娇，不惜摧眉折腰事权贵，正为荣膺“国师”或“帝师”而奋斗；有才有财的精英们，见势不妙，望风而逃，黄鹤一去不复返；寄生于“草根”的“蚁民”们，不时陷入讨薪焦虑、强拆焦虑、买房焦虑、看病焦虑、上学焦虑、就业焦虑的愁云惨雾之中。大学失去了学术与灵魂，伪学历、假论文充斥象牙塔；食品业丧心病狂，相互投毒，易粪而食，已成为普遍现象。一切都在山寨假冒，一切都在粗制滥造，一切都在急功近利，一切都在文过饰非，一切都在表面文章。一些令名不彰、稿酬微薄的杂文作家，基于中国士人的传统，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基于国家民族的大义，为革故鼎新、激浊扬清而写作，而呼吁，显得如此势单力薄、如此声音微弱。

再次，网络冲击了深度阅读。如果说欲望主要体现为现象，焦虑主要体现为心理的话，那么，网络则主要体现为科技。互联网是人类在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网络自然是好东西，诞生于自然科学领域，主要作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影响的却是整个人类社会。网络撬开了黑幕，揭开了疮疤，割断了绳索……就这些功能而言，网络竟然无意间成为杂文这一文体的有力助手与同盟军。然而，如同一切优秀的东西都有两面性一样，网络也有某种“副作用”。在网络强大的“副作用”之下，一切纸媒、一切附着在纸媒之上的文学样式，都遭遇到网络的挤压、排斥而朝不保夕。在网络时代，世界与中国的学术、文学名著被束之高阁，各种各样的浅表性阅读、碎片性阅读、轻松性阅读、通俗化阅读、数字化阅读大行其道，民众热衷于读图、戏说、水煮、麻辣或大话。文学杂志为纯粹而艰难谋生，四大名著被网民“微博假想”。（2012年7月17日《中国青年报》）王蒙先生曾这样说，唐朝有唐诗，宋朝有宋词，我们今天有什么？段子。而段子的传播工具则是网络与手机。有人阿Q式地自我安慰道，杂文没有式微，最好的杂文在网络，一条跟帖，一个段子，就是一篇好杂文。有的跟帖与段子虽然也有批判与讽刺，但毕竟不是杂文。

杂文失去了锐气沾染了俗气

杂文作为文学园地的一枝，其生存状态如何，应当看作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或社会文化过程，不能将一切原因归结为社会与外部,杂文自身才是主因或内因。当代杂文之所以“式微”，我以为主要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是失去了锐气，二是沾染了俗气。

所谓失去了锐气，是说当代杂文失去了鲁迅先生所开辟的针砭时弊的战斗传统。杂文的失去读者，与相声的失去观众可谓异曲同工。相声失去观众，是因为相声异化出了歌颂功能；杂文失去读者，是因为杂文丧失了批判功能。有人总结当前杂文创作的基本规律是，“说外不说内”，“就远不就近”，“对下不对上”，“议经不议政”，“谈古不论今”。在言论自由形格势禁、“下笔如有绳”的舆论环境中，这些创作经验的确是杂文写作者不得已的写作智慧与生存法则。然而，在社会矛盾凸现、社会道德滑坡、社会危机深重的社会转型期，包括杂文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如果放弃了思想、社会与文化批判的历史使命，只在社会生活的琐事末节中找题材，只在“据报载”的螺蛳壳中寻求保险，安全率是提高了，但是这样的杂文却有负于时代与人民对于知识分子的期待，杂文本身也落入某些以底层民众为嘲弄对象的戏曲小品的层次。这样的创作路数反映的不是什么生存法则与创作智慧，而是类同于某些小品演员媚世邀宠的狡黠与低俗。在杂文创作中，文明、文化这些看起来形而上的要素，往往表现为对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权运作、民主法治等重大问题的思索与研议，如同小说的文化批判必须通过人物、事件、矛盾、冲突来体现一样，杂文的创作也需要对于具体个案与病灶的解剖来体现。杂文作家应当凭借自身的使命感和社会观察力，致力于写出当代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即使功力见识不济，也不妨作为追求与方向。

所谓沾染了俗气，我以为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类是发表欲。有人曾经作过统计，作为杂文巅峰的鲁迅先生，即使在其创作盛年，每年也不过三四十篇而已。一些当代杂文作家动辄上百篇乃至数百篇的年产量，鲁迅先生铁定望尘莫及。根本区别在于，鲁迅先生强调“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而已集·革命文学》），而当代一些人不过是玩弄码字游戏。这样的杂文似乎并非致力于阐述某种社会理念、追求某种社会价值、揭示某种社会弊端，而是为了蜗角之名、蝇头之利。我有时也写时评，但我从来不认为时评也是杂文。杂文领域被称作“杂三股”的东西曾经流行一时，几条新闻，几则典故，几句议论，都可敷衍成篇、仓促成文，无棱角倒也文通字顺，无风险却也合乎上旨，于是天女散花，遍地开花。这样的杂文倒很适合四平八稳、装腔作势的官样媒体。如同GDP一样，发表量是增加了，但其之于世道人心、官弊民瘼，似乎并不介意，介意的却是稿费为什么总是这么低？

一类是八卦风。当今一些媒体，谈时事颇多禁忌，于是，眼睛向后，话题返祖，在“异地监督”的时评之外，又多了一道历史随笔。汶川地震了，就有古人如何抗震；成都强拆了，就有古人如何强拆。刘备成了董事长，诸葛成了CEO，今为古用，滥加比附。历史典故，不标出处；历史事件，随意戏说。只要读过几本古书，择取一段掌故，似通非通地将文言翻成现代汉语，加点儿插科打诨，玩点儿时空穿越，就可以填充版面。杂文追求幽默，但幽默并不等于油滑，因为“油滑是创作的大敌”。（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当代杂文的前景如何

当代杂文的前景如何呢？我的看法如同外交辞令：谨慎乐观。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热风》题记）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新生与腐朽同在，各种弊端竞相凸现，各类角色粉墨登场，诚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杂文之兴是因为弊端仍在；倘使弊端不存而杂文死亡，岂不是家国之幸！“四方风杂文文丛”在社会上产生了好评与反响，这首先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主政者与编辑们对于繁荣我国文化事业、倾力支持杂文创作的文化自觉与历史使命，当然也体现了杂文作者对国家民族倾注的一腔挚爱，同时，也意味着许多抱持理性、良知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对于我们这个古老国家如何实现从威权社会到民主社会、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成功转型，抱以极大热忱并且倾力参与。一些从事媒体、出版等文化事业，并勤于思考与写作的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阶段，仍然发挥着解放思想、诠释文明、引导舆论、转变观念的重要作用。

“四方风杂文文丛”的命名，体现了极好的底蕴与寓义。这套丛书的四部文集，也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言说风格。它给我的启示是，繁荣当代杂文，不仅需要不同领域、不同经历、不同流派的杂文同道人，而且需要不同观点、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杂文作品，而这也正是中央《决定》所要求的“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上合党心，下合民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敢说，“四方风，杂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