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1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了4.85亿，居世界第一位 。互联网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其数字化虚拟空间所蕴藏的文化潜力和政治影响力是划时代的。互联网为长久以来缺失的中国平民话语场提供了物质基础，平民话语权在赛博空间内终于找到了释放的出口。费尔克拉夫强调“话语与社会结构存在一种辩证关系”，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受到其限制，同时，话语不仅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1]。福柯认为“话语”这个词本身就是意思模糊的，“有时用它意指所有陈述的一般领域，有时意指可个体化的一组陈述，有时则意指一种考虑到一定数量陈述的有序实践”[2]。费尔克拉夫和福柯都注意到话语的实践，这种实践不是使用话语表达意义的实践，是指话语建构意义以及建构世界的实践。因此话语的实践是以一种权力关系的形式在运作的。简而言之，话语既被社会结构限制又可以改变社会结构。

平民话语权是平民百姓作为一个同精英团体平等的社会群体，自由地参与到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中，用隶属于自身团体的一整套概念、陈述和逻辑来自由表达个人观点、意见和看法的话语权力。因为平民话语是相对于精英话语或者威权话语而言的，因此平民话语权体现了一种平等的人文精神，现实中不论社会地位、等级划分或者贫富程度的差别有多大，每一个平民百姓都享有说话的权利，都拥有说话的空间和场域，这些权利关系最终都会在话语实践中得以体现。正如霍尔所说，“界定‘大众’的方式之一，便是通过它与‘权力集团’的对抗性来识别它”[3]。

一、博弈心理下的话语抢先发布

网络平民话语与威权话语对话时，通常抢先发布信息，这一方面是基于囚徒博弈心理，以取得对自身最有利的效用评估，另一方面是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这种话语抢先的确会带来点击率和注意力等诸多优势。

(一)网络平民话语的囚徒博弈心理

在博奕论中，一个著名的模型是囚徒困境模型。两个共同偷窃的犯罪嫌疑人被警察隔离审讯，警察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定罪，量刑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供认。如果一方供认，一方抵赖，则一个无罪释放，一个判十年；如果双方都供认，则各判五年；如果双方都抵赖， 则两个都无罪释放。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前提，由于犯罪嫌疑人都不知道对方的想法，最理性的博奕策略，就是选择供认。于是两人各判五年[4]。

对新闻传播而言，在许多重大的公共事件发生时，传统媒体一方面要赢得阅听率和阅听人的信任度，一方面受政府威权话语的影响，担心一旦违背威权话语的指令，自身可能面临危险，因而往往在消息的发布与不发布中挣扎。对于网络平民话语来说，它所隶属的网站也同样面临可能被政府屏蔽的危险，但是因为其不是直接隶属政府管辖，因而有一定的自由度，而网民的点击率和认可度是其生存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假设传统媒体发布该新闻能得到1个效用，可是考虑到政府的惩罚，比如解散高层进行整顿等，发布的效用就会降到-1，此时如果网络媒体发布该消息，效用也为1；如果传统媒体因为畏惧惩罚，干脆封锁消息，则效用为0，此时网络媒体如果选择发布，效用为1；如果双方都不想冒险触犯政府威权，都选择不发，则双方的效用全部为0。双方的选择及带来的后果组合如下表：

表1 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行为及效用组合

由上表可知，在面对敏感的“新闻禁区”时，直接隶属于政府的受其话语影响较大的传统媒体的最优策略是“不发布”，而相对自由的网络媒体的最优策略是“发布”。这就是近年来，许多突发的群体事件，经常会由网络媒体首先发布的原因。

(二)网络平民抢先话语的优势体现

网络媒体依靠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和话语优势，在敏感的新闻事件面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至于先发出来的新闻报道是不是已经得到证实，是不是揭示了事实真相并没有过多考虑，它只是采取了抢先发布的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先发优势往往给网络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抢先报道被封杀的新闻。比如2005年6月10日洪水冲进黑龙江宁安市沙兰镇小学，逾百名小学生遇难，有关方面却进行新闻封锁，一些媒体或在这起灾难面前沉默不语，或将灾难报道低调处理。《南方周末》记者采写的洪灾惨案的报道也同样遭到了“封杀”，但是很快网络博客上率先出现了这些报道。网民披露了“自然灾害只是沙兰镇洪灾惨案的部分原因，灾难出现之前的核心事实是当地政府官员的疏忽冷漠；事后的核心事实则是当地官方整体上的谎言蒙蔽”[5]。

2.抢先报道社会关注的要闻。比如2011年7月23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温州动车事故，除了亲历事故的网民第一时间通过微博等最新的互联网应用发布消息之外，不少事件之外的网民也很快地开始抢在权威部门之前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事故原因。技术环节的分析权威部门的发布通常是慎之又慎，但是网络平民话语对此由于不必负责，在信息的发布上无所顾忌，以期第一时间获得更多的点击率。

3.抢先发布点击率高的虚假新闻。这一类较为常见的即“某某被死亡”的报道，这些通常是名人，比如金庸，或者一些演艺明星。实际上，这类新闻真假与否的核实并非难事，但不少网络媒体宁愿选择先发布再辟谣的方式来获得二次关注，达到增加点击率和吸引眼球的目的。

总体来看，不管事实真相是不是被证实，网络采取了囚徒困境中的最佳策略，即先发优势，使弱势话语得以表达。类似这种网民冲破威权话语封锁线让平民话语得以发声的例子有增多趋势。

二、长尾效应下的末端话语聚合

美国连线杂志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在其《长尾理论》一书中，将热门产品比作头部，把冷门产品比作长长的尾巴，他认为非热门的产品集合市场巨大无边，并且比热门产品要多得多，冷门产品强大的聚合效应能够形成一个同热门市场一样强大的市场，并形成抗衡[6]。

如果把平民百姓的弱势话语看作尾部，即末端，威权话语看作是头部，即前端，在一些敏感的新闻事件面前，主流的传统媒体往往会低调处理，而使平民话语场受到压制，敏感新闻事件生产的话语成了冷门，并在末端消减。根据“长尾理论”，如果将这些冷门的话语事件纳入网络的平民话语场，不断地在各类网站、BBS、虚拟社区或者博客中发布，势必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其效应最终可能将“冷门”反转为“热门”，从而使平民话语在威权体制中占据一席之地。

(一)网络平民话语对威权话语施压

以2007年6月震惊全国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为例，当时各主流传统媒体都没有把这件事看作“热门”，只有河南电视台一个不上星的频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7]，弱势群体的话语当时无法引起足够的注意力。

网络平民话语在该事件的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呢？首先，河南的大河网的“大河论坛”发布了一个题为《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紧接着该帖子在国内的大型论坛网站天涯社区、西祠胡同以及门户网站论坛等出现并置顶，引起全国震惊，“冷门”的长尾聚合传播效应开始发挥巨大威力，平民话语的这种博奕策略使得“冷门”成为“热门”，吸引威权改变策略从而最后加入。如《南方周末》紧接着连续刊发了《百位父母寻子揭开黑工之路，豫晋酝酿联手解救》和《山西洪洞黑砖窑身世调查，窑主及其“保护伞”》等报道，继而，网络媒体开始和传统媒体合作联动，新浪、搜狐等大型商业网站把《南方周末》的报道推上头条新闻位置，至此，网络平民话语从BBS的后台终于走上了主流威权话语的前台，影响并改变了和威权话语的力量对比。

而此前发生的“孙志刚案”致使国务院最终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除，而颁布了一个新的法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也正是网络平民话语将“冷门”聚合成“热门”的传播后，使得平民百姓的呼声得以重新定义威权的实例。《南方周末》的文章还援引“一位了解孙志刚案件调查经过的人士”的话指出：“尽管传统媒体对孙志刚案件报道不多，但互联网上的排山倒海的谴责和抗议却形成了极大的压力”[5]。

(二)威权话语主动迎合网络平民话语

在大部分情况下，威权话语都是在平民话语形成强烈的网络民意之后，不得不被动面对的。但是这种平民话语的聚合优势也使威权政府看到另外积极的一面，对于一些正面事件，可以主动迎合平民话语，威权话语积极介入，形成更大更广范围的聚合效应，达到宣传的效用。

以发生在杭州的“最美丽妈妈”事件为例，2011年7月2日，杭州市滨江区一住宅小区，一个2岁女童突然从10楼坠落，在楼下的吴菊萍奋不顾身地冲过去用双手接住了孩子。这一事件首先在杭州19楼网站被报道，消息迅速被博客转发，很快就有网民提供线索，称吴菊萍是杭州某公司员工。网民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夸赞这一英勇的行为。随后，杭州本地媒体如《都市快报》、《钱江晚报》全程跟进事件报道；人民网、新华网也迅速转载；美联社、法新社、英国《每日邮报》和《每日电讯报》、美国《纽约邮报》等欧美媒体，也陆续报道了这一事件。事件之后，政府对其行为进行了各项表彰，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托住生命的“最美妈妈”》，吴菊萍所在家乡政府在高速入口竖起了巨幅广告牌，对其进行宣传，杭州市政府在青少年发展中心的广场上竖起了讲述该事件的雕像“妈妈的手”。这一事件借助威权政府的积极参与，将此事的影响扩大到最广大范围。及至2012年2月3日感动中国颁奖现场，吴菊萍获得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奖。在此事件中，威权话语高度迎合平民话语，在顺应民意的基础上，宣传威权政府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正如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所说：“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深入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提供了鲜活的教材、树立了学习的榜样”①自《浙江日报》，2011年7月7日。。

三、成本优势下的话语正和增益

发送信息往往要产生成本，这是信息有效的充分必要条件，不同的人发送同一个信息的成本是不同的。如果发送信息的成本过高，就可能只有高能力者发送信息[4]。种种信息传递所需要付出的巨大成本，使得只有能力高的精英们才可能与威权对话，平民百姓往往是能力低下的弱势群体，因而在“真实现实”世界中失去和威权对话的资格。而正和博弈，即正和增益，则可改变这种现状，因其更强调两者之间既矛盾又合作的一种动态共赢。

(一)缩减平民话语对话威权话语的成本

现实世界中，平民话语如果想要和威权话语对话需要付出的信息传递成本有几方面：(1)就和政府官员的对话来说，平民百姓想要传递某些特定信息大致有三条途径，或是通过“上访”，或是通过社会关系找到相应政府官员传递信息，或是通过政府热线电话，然而这些途径不仅费时、费力还费钱，而且信息传播是不是到达终端、是不是有效是个很大的问题；(2)如果平民百姓试图通过借助传统媒体的力量来达到和政府威权对话的目的，也要付出巨大的成本，首先要找到相应的栏目记者或负责人，由于播出审核及信息的选择等问题，最终能够被传统大众传媒传播出来的信息也是极少数；(3)有些事件的揭露或者真实信息的传递，仅凭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即使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也不一定是全面的，因而也不一定能达到信息有效性。

所幸的是互联网带来了信息传播的重大革命，在网络形成的“真实虚拟”世界中，信息传递的成本被大幅度削减，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简单的网络操作知识，每个网民都可以传递信息，而且由于网民可能来自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假设每个网民都是理性的人，每个人所提供的信息的总和远远比单一的信息全面，离事实真相也更加接近，这样网络就将信息传播的门槛降到了极低。所以，不管能力高低，网民们都开始积极地轻而易举地在网上发言。

(二)有效完成平民话语对威权话语的对话

1.“人肉搜索”的直指效应。“人肉搜索”的信息传递方式就是网络平民对话威权的一种结局为双赢的正和博奕的技术表现。以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为例，当陕西农民周正龙自称在巴山拍到的华南虎照片被陕西省林业厅证实为真虎照片之后，网上立刻出现了质疑的声音，网民们接着发动“人肉搜索”，网名为“西方不败”的网友竟然分辨出“年画假虎”照片左下角的商标为一繁体的“龙”字，并且查出浙江一彩印包装公司“鑫龙墙画”有着同一商标，经过众多网友在色彩、计算机校准等技术方面的辩认并发出质疑后，陕西省林业厅最后确认照片为年画虎的假虎照。

由于网络信息发布的成本较低，每个能力不一的网民都可“见仁见智”，网络因而可以将所有网民们集合在同一个平台上，将所有可能的信息聚合起来考察，这在互联网之前的大众传媒时代是难以实现的。

2.“晒帖自爆”的聚众效应。借助互联网这一低成本的信息发送平台，网络平民话语找到了对话威权的场域，并且依靠网民的集体智慧，帮助威权话语去尽可能揭示事件的真相，从而达到彼此的双赢结局。“晒帖自爆”与“人肉搜索”不同，它不是直接指向威权，而是以自述亲身经历的方式，以平缓的姿态提供信息。

比如发生在2009年的上海“钓鱼案”中，浦东新区执法单位先是坚称并无运用“钓鱼执法”手段，引起舆论哗然，网民纷纷发帖，其中不少网民讲述自己亲历的“钓鱼执法”事例，以这种讲述的方式形成舆论，配合传统媒体对执法单位的行为进行质疑，导致上海高层对案件启动再调查，最终，上海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向当事人道歉，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开道歉。此外，2012年春节期间发生的海南三亚“宰客门”事件，网民微博发布“三亚吃海鲜，三个菜被宰4000元”拉开了事件的序幕。管理方无视当地宰客风盛行之实，先后以“零投诉”“无法举证”冷漠应对，由此引发社会强烈反响，网民纷纷跟进，讲述自己或朋友也遭遇类似经历，更有网民在网上晒一顿饭打7折后仍高达9000多元的海鲜账单。此类聚众效应之后，官方的道歉终于姗姗来迟，三亚各部门先后介入此事，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和整顿。网络平民话语正是通过这种正合博奕机制产生出与威权对话的巨大优势。

四、去威权化下的话语快感生成

网络平民话语除在焦点的新闻事件上有特定的运作形式外，其话语还大量以其它的形式出现，比如网上流行的文学戏仿或戏谑性话语，这类话语是根据传统的文学作品进行改写、编纂，有的在传统的价值图谱上保持主要的事件、人物和时间主干，然后进行具体情节上的添枝加叶，任意嫁接。如网络文学《潘金莲之花样年华》、《明朝的那些事儿》；有的则根本抛弃原价值模式，如《新版白毛女》；还有的干脆将空间和时间彻底转换，仅保留历史人物，如猫扑网的帖子《大清电视台新闻联播》等等。

还有一种以色语、秽语及二者相结合，主要是政治笑话的语体。色语主要包括市场导向的色情产品，也包括一些以色情文学，用“身体写作”来对话传统威权下的“性”话语的一些个人博客，如“木子美”、“竹影青瞳”、“流氓燕”等的个人博客；秽语涉及两种类型：一种是网络“脏话”，如 “脑残”等；还有一种是在网络公共领域，比如在时政论坛、BBS或者虚拟社区中经常拍砖的话语，内容涉及时政抨击，观点冲突的人互相谩骂等内容。色语和秽语相结合之后会出现一种“色”外“秽”中的混合物，它或者和政治扯上边， “简短而生动地陈述淫秽而机智的细节，在口淫的过程中完成对意识形态的喜剧性颠覆”[8]，如一些政治笑话；它或者又和传统文学拉上关系，以谐音和偷换概念的方式将文学变“性”。

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一些音频和视频软件越来越智能化，平民大众无需掌握复杂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就可以自己制作一些视频图像，然后上传到各个网站、社区或者个人播客上，这样，网民就不仅可以在文字的改写编纂中找到和威权对峙的狂欢的快感，而且还可以将一些所谓社会主流的电影电视作品进行断裂式、歪曲式的重新解读，最有名的当属网络恶搞英雄胡戈根据陈凯歌的电影《无极》创作的恶搞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整个视频长达20分钟，以电视法制节目的形式，对电影《无极》进行视频剪辑，再加上恶搞解说，中间还插播电影人物的搞笑广告，使得《无极》的剧情和拍摄手法象《馒头》所揭示的一样“无极=无聊×2”。类似《馒头》这种游戏似的恶搞片还有很多，内容涉及流行歌曲、好莱坞电影、日韩电视剧、社会焦点人物等各个方面。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文本和威权话语的文本游戏着并生产出狂欢节似的快感，游戏的过程是属于“游击战式”的而非激进的，或声东击西，或缄默不语，贯彻始终。这种游戏最终形成一种零散的组织性不强的大众对威权的抵抗[3]。网络平民话语的一部分也在这意义和快感的运作中昭示着自身的存在。

现实是一个表征世界，“所以目前以一切流通模式(从印刷到多媒体)之电子整合为核心的新沟通系统，其历史特殊性并非是诱发出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反而是建构了‘真实虚拟’(real virtuality)”[9]。网络传播由于其匿名性的特点，使得现实中的威权者，其真实身份往往在网络上隐匿在平民的面具后，话语在“真实虚拟”中摒弃了威权的载体。网民就是“网络平民”、“网络公民”，没有阶级和地位上的差别，因而，网络平民话语场就是平民百姓借助互联网这个“真实虚拟”世界，于大众文化范畴内形成的，在心理、生

理和行为环境中进行的语言实践的空间。

平民话语场在网络的形成和崛起，给予了平民一个话语实践的空间，在此空间中，平民话语利用各种博奕的手段为自己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争取着地位，在它与威权话语互补运作的机制中，平民话语开始日益显示出力量：威权政府开始倾听网络平民“舆情”，传统媒体开始在网络的平民话语中寻找报道素材，许多社会事件的进程在网络平民话语的压力下被改变。平民话语日渐成为当今社会多维话语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分子。其存在和不断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1] 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61.

[2]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2.

[3] 约翰·费克斯.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9,201.

[4] 王春永.博奕论的诡计：日常生活中的博奕策略[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86,266，267.

[5]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15，309.

[6] 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11.

[7] 孙光海，陈立生.传媒博奕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22.

[8]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29.

[9]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