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日明

中国经济正在加速放缓。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工业增加值为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增速。上个月公布的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也仅有7.6%，低于一季度的8.1%，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一直享受各种政策优待的国有企业，也发出了盈利预警，经济衰退已经不是阴影，而是决策层必须面对的现实。7月31日胡锦涛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定调下半年的经济政策为“稳增长”，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实施细则等促增长政策，发改委也加紧了项目审批，拉动投资。

然而，不管是鼓励民资、还是快批项目，这些局部性政策对缓解经济衰退的作用并不显著。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投资主体期待的是再来一次“四万亿”，全面地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衰退输血。地方政府甚至已经架好了锅，就等着中央货币宽松这一把“火”了，如湖南省长沙市推出195个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贵州正在编制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投资总额更达3万亿元。

问题是，这条路还走得通吗？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颇为自得，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动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成为历次经济衰退必备的政策法宝，却总是回避宏观调控承担的高昂成本。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迫使国内维持高储蓄率和低利率，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还严重挤压居民消费，是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过度投资形成的产能，使得中国不得不继续扭曲劳动力、环保及税收政策，以维持出口优势，进一步加剧失衡格局，还派生了汇率和贸易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