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

美国当前固然不能说是“乱世”，但绝对称得上是各种社会和时代矛盾错综交织的“非常时代”。身处美国社会的“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之中，民主共和两党不仅在许多内政纲领上南辕北辙（例如全民医保），就是在传统两党基本一致的对外政策上也分歧日增。当候选人和选民们都被无可奈何地笼罩在“中国诅咒”之下，这次大选因而获得了少有的历史意义。到了最后关头，飓风“桑迪”还来插一脚，使得纽约股市百多年来首次连续关闭两天，两党部分竞选活动临时取消。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选举的最大特点是低投票率和金权色彩：即便是最要紧的总统选举，选举日真正出来投票的选民也常常只在五成上下（法国今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率是81%），而仅仅一个参议员候选人的竞选开支，便会超过加拿大整个一次国会大选所有300多个席位的全部竞选费用两倍半以上。这两个特点又相辅相成—低投票率放大了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这些因素决定了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特别“高赌注、高回报”的政治游戏，尤其这是美国最高法院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否决了政治捐款上限后的第一场总统选举。总统选举的结果，会反过来塑造新世纪的美国社会。

美国社会演变的临界点

当前的美国社会，正呈现出两大演变趋势的交织。其一是全球化下美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演变，及因之加剧的两极分化。其中特别重要的发展，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大学学位）的劳工中产阶级的受压和沉沦。其二是美国人口组成的演变，新生儿中非白人已经过了半数，而成年人中的白人比例也在迅速下降之中。而今年的總统大选，发生在上述两大演变开始靠近量变引起质变的临界点。

美国的精英阶级可以说在这一历史大势中已经先行一步。由于二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和“凭才取人（meritocracy）”，犹太人、白人天主教徒和其他少数民族精英迅速崛起，基本结束了美国立国200年来的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WASP）族群统治，成为时下美国党争的重要动因。

另外一项重要的社会变化，是美国妇女“半边天”在职场和教育程度上的上升。妇女大量进入劳工市场，是美国近代家庭收入上升的重要因素。到了2010年初，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女性占了劳动力多数的情况，而且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持续演变，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优势还在增加：在美国未来看好的15类职业中，除了清洁工和电脑工程，其他13类都是女性占优势。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年轻人受教育水平的阴盛阳衰—近年来美国大学本科和硕士毕业生中，女生差不多比男生多出50%！两年前，美国百年老刊《大西洋月刊》有一期封面专题，题目便是《男性（主导社会）的终结》。

不少论客注意到，美国现时的贫富两极分化超过了工业革命早期的“镀金时代”。传统上，美国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程度很大，相对缺乏“仇富”心理。这是因为所谓的“美国梦”对所有人开放，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只要“按照游戏规则努力工作”，都有成为下一个巨富的机会。然而，美国目前真正的社会危机不是纯粹的贫富差距，而是社会上升机会的两极分化。绝大多数穷人子女因缺乏教育机会，不免世代永居社会下层。而且这一情形正在向“蓝领中产阶级”蔓延。按照许多指标，美国子女继承父母社会地位的世袭固化现象，已经超过了欧洲和加拿大。“美国梦”日益成为有良好教育机会的中上阶级的专享。包括罗姆尼在内的美国新一代亿万富翁，几乎全是精英教育的产品。

低增长常态下分“馅饼”

在保守派和共和党宣传中，美国的关键问题是“大政府”福利主义导致国债失控。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美国的福利开支比例远远低于欧洲和加拿大，只要经济能够按照二战之后几十年那样稳定增长，维持中产阶级的比例和水平，加上必要的改革（尤其是针对占GDP比例超过欧洲两倍以上的商业化医疗体制），美国国债不难得到控制。真正的麻烦，在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的萎缩。

成员囊括几乎所有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新近发表西北大学戈登（Robert Gordon）教授的论文《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终结？》，认为美国1860年来平均2%的年经济增长率得益于先后3次工业革命，今天一去不返。未来美国的平均发展速度只会是其1/10，也即0.2%。这篇论文引起广泛的讨论，专家们认为虽然过于悲观，但是论文关于美国正在丧失劳动力教育水平优势，而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受教育水平有限的蓝领劳工）得到的“馅饼”部分会越来越少的结论，却得到普遍赞同。

上述经济专家意见，与大衰退以来许多市场分析家提出美国经济进入长期高失业率、低增长的“新常态”（new normal）完全合拍，揭示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悲观展望，实在是美国上层精英的共识。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们无法坦诚向普通选民交待这样的无奈现实，而只能用不切实际的“光明”宣传，各自兜售解救和扩展中产阶级的灵丹妙药。

但是两党的实际施政方针，仍然代表相当不同的未来方向。民主党的政策，是保持相当程度的政府干预杠杆，维护中下层分配到的“馅饼”比例，以缓和贫富悬殊的恶化，并且以教育投资来改善中下阶级的上升机会。共和党则主张缩小政府规模，回归到“硬美国”的激烈社会竞争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按照前述专家分析，后者无助于缓解缺乏竞争力的蓝领劳工的困境，更因为政府减少教育投入，而加速他们的沉沦。因此有自由派论客认为，共和党政策的本质，是在低增长常态广为人知和“白人选民多数”消失之前，固化富有阶层现有的“馅饼”部分。

“阶级斗争”VS“路线斗争”

上述社会趋势和经济现实，自然反映在今年总统选战中。直到临近投票日，美国传媒继续报道就业市场的低迷，以及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停滞下降。所以中产阶级的冲天怨气，是今年大选的主要特色。而两党竞选宣传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把这股冲天怨气导向对立的党派。

从以上讨论的主要社会趋势看，怨气最大的族群，无过于教育程度有限的蓝领白人中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男性部分。这里不能不承认共和党多年政治宣传的成功之处：把蓝领白人社会经济地位下滑的主因，从自身缺乏教育竞争力，转移到“大政府”的社会政策上，特别是茶党攻击少数民族和非法移民“滥用”社会福利；不承认中下阶级获得的“馅饼”部分越来越小，而归咎于民主党政策的财富再分配。

欧洲近年“光头党”和其他极右排外势力的发展，说明一个无奈的现实：在经济停滞衰退之时，社会族群共存共荣的宽容心理倒退下降。在美国，尽管奥巴马2008年当选标志着美国种族宽容的巨大进步，但新近的民调表明，大衰退以来美国白人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出现前所未有的回升。

笔者去年就指出：在新形势下，奥巴马的两项连任战略是“阶级斗争”（class warfare）和“种族斗争”。其中的“阶级斗争”是主动策略，把美国民怨对象从“大政府”转向顶尖1%巨富阶层。而“种族斗争”代表无奈的被动反应，是因为奥巴马在白人中的声望每况愈下，而不得不“堤外损失堤内补”，靠非白人的选票增加来弥补。

对比之下，共和党的两大选战法宝则是“路线斗争”加上“种族斗争”。其中“路线斗争”是明的，攻击奥巴马搞“社会主义”，以“均贫富”来改变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使得美国走下坡路。而“种族斗争”是暗的，利用中下层白人尤其南部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处处暗示少数民族和非法移民“不劳而获”，享受白人税收提供的政府福利。奥巴马的医改法案成为共和党这两大法宝的最佳靶子。另外，奥巴马代表的民主党少数民族精英，也是共和党草根不无种族主义色彩的反精英主义的强烈目标。

有迹象表明，奥巴马的“阶级斗争”除了激励民主党的草根，在中产阶级中也获得一定的反响。这与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仇富”心态上升有相当的关联，但是奥巴马也因此明显失去金融资本的支持，造成华尔街政治捐款大量转向罗姆尼。这是2008年与今年的一个重要不同。

与往年相比，共和党的宗教道德“价值牌”今年比较低调，这与年轻一代选民价值取向日趋宽容不无关系。但是若干共和党极右人士有关妇女生育堕胎的极端观点，与社会竞争中日渐落后的下层男性白人怨气相结合，被民主党巧妙地形容为“反妇女战争”，起到了为渊驱鱼的效果。

对民主党而言更有利的是，美国政治地图上固化的红蓝两色，使得今年大选的关键，集中在不到10个“战场州”，除了佛罗里达，大体分布在中部。由于地理原因，这些战场州大都缺乏南方的明显种族主义传统，蓝领白人没有对共和党一边倒的迹象。他们的选票成为这次大选最大的看点，也是奥巴马“阶级斗争”对罗姆尼“路线斗争”的角斗场，决定这两位哈佛校友谁最后入主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