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义

近日，人民论坛杂志就“官本位”问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65.8%的受调查者认为当前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68.5%的受调查者择业时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公务员”。而“官迷”迷“官”原因前三位是“灰色收入多”、“权力效用大”、“社会地位高”。人民论坛杂志在报道中认为，当一个社会一切决定于官、一切听命于官、一切为了做官，“官”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时，必然会严重阻碍我国政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加剧政治腐败”、“危害党的执政基础”、“损害干群关系”。

众所周知，官本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表征，广受批判。但与今日之情形相比，还是不能不先为传统社会的官本位说几句公道话。传统社会的官，主体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官成为民众信仰、依赖的对象，前提是其承担了广泛的政治和道德责任，比如养民、育民。对官的信仰，有深层次的文化土壤作为支撑，是维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支点。秩序的崩溃，是从这个支点的丧失开始的；秩序的重建，也是从恢复这个支点开始的。

其实，对于官来说，在一个社会里面处于体面的、为民所依赖的位置，无可厚非。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更是如此。但如果是因为“灰色收入多”、“权力效用大”等原因成为“官迷”，即使在儒家文化里也是一种蜕化。

今日之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不依赖于对于官的信仰），建设的是民主法治国家，官本位的回潮之势，更多的是利益关系的扭曲，已经没有传统社会的“先进性”。相反，与这种回潮相对应的是权力的傲慢和封闭。比如，据法制日报最近的报道，从2012年3月份开始，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调研人员以公民个人身份向42家部委机关申请公开“人均办公经费”信息，但仅有9家公开了自己的“人均办公经费”信息，7家至今对公开信息的申请置之不理，11家以“不属于公开范围”、“国家秘密”等种种理由予以拒绝。

见不得光的利益，与权力运行的封闭存在着相互强化的效应，酿成比传统社会官本位更劣质的政治文化。今日之官本位，已无传统社会的责任内涵以及与民众的道德契约，实则是权力不受约束下形成的利益“城堡”。在“城堡”外面，是拼命想進入的汹汹人潮。

让人无奈的是，为了平衡社会群体的利益，我们有的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与这种利益捆绑在一起。比如，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符合“国情”的重视教育事业的做法，以法“逼迫”官员群体把教师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但其潜台词不也是变相承认公务员工资待遇的相对优渥，以及公务员工资增长必然优先得到保证吗？

即使如此，今日之部分教师，何尝因为工资增长与公务员捆绑在一起，就停止了对于其它利益的追逐呢？因为在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存在着官民双轨制，单纯工资增长无法保证教师实际待遇与官平齐。

这也就是说，今日之官本位只是意味着“官”站在了利益的制高点上，由此带来了人们的追逐和比照，但这注定只能是一种少数人的游戏，社会不可能让所有群体的保障达到如今官员的水平，那样社会财富的净消耗和净增加将严重失衡。

在此情况下，追逐成功者，有很大可能沉溺于权力的傲慢和封闭，以强化有利于自己的官本位，无形中落入官本位的结构之中。追逐无望者，则容易成为社会腐败的一员，将自己的社会权力甚至是责任统统变成兑现物质利益的砝码。

因此，现在这种追逐和比照必须停止下来。像教师这样必须保证体面生活的群体，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关于工资待遇的刚性保证（比如和物价水平挂钩），也不必以均沾官本位的雨露而实现。不如此，如何奢望人们有动力去打破官本位呢？丢掉与官本位的各种利益同谋的幻想，是改变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让所有的社会力量在打破官本位上凝聚起来，共同施压，让官本位丧失权力封闭运行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