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兰.纳伊尔

2050年，亚洲人口将超过50亿，而欧盟国家在全球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将从9%下跌到5%。过去30年中，亚洲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达5%。预期到2050年，其GDP将从目前的30万亿美元增至230万亿美元。从力量均势上看，21世纪的权力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这种转向是社会意义上、经济意义上的，当然，也可以认为是政治意义上的。

西方之所以对隐约逼近的“亚洲世纪”怀有焦虑，主要源于20世纪地缘政治所提供的先例，其时，西方支配了其他发展程度稍逊的国家。不过，这样的力量模式已然过时，假如亚洲企图仿效19世纪的不列颠帝国或20世纪的美帝国，它从中受到的损害将和西方受到的损害不相伯仲。

随着亚洲经济的不断增长，该区的消费和消耗也同时上升。跨国企业和西方国家都从亚洲增长的消费中获益巨大，他们极力鼓励亚洲人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伴随着大量的能耗、电子玩具和严重依赖肉食的饮食习惯。亚洲的政府似乎也加入成为这种单向度发展模式的推手之一，并雄心勃勃地希望主导全球经济增长。然而，仿效西方人的消耗方式对亚洲人而言是一件既不值得、也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亚洲各国政府需要面对的现实。

在过去数百年中，西方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一个相对少数的群体摆脱了在资源获取上的束缚，从而在燃油消耗的基础上建立起整个经济。这是继殖民主义之后产生的观念，它通过调低对资源的定价或甚至无偿获得资源来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再承担50亿像西方一样消费的亚洲人。地球的再生能力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被超越，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资源比地球能支撑的要多出30%。尽管我们对此了然于胸，但绝大部分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机构却仍在继续鼓励中国和印度消耗更多。

亚洲政府必须拒绝这样的趋势，然而，鉴于多年来在文化心态上的屈从地位，他们并不见得愿意这样做。而西方政府，则必须停止他们的不诚实。事实上，他们必须公开承认，要向亚洲提供比以往更多的物质消耗却又能避免全球气候和资源贮备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相比较而言，在西方和亚洲之间建立对话，解决如何在限制中生存的问题，比建立贸易关系要重要得多。

举例来说，对那些关心气候变化的西方领导人来说，他们必须明白，像排放交易这样的经济学工具并非灵丹妙药。而在亚洲，资源管理必须成为政策制定的核心，这可能包括严苛的规定甚至是禁令。若非如此，资源短缺将推高商品价格，并在食品、水资源、渔业、森林、土地使用和住房等方面引起危机，从而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公。

西方须帮助亚洲挑战这样一种观念，即以消耗为主导的增长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它甚至根本不是一条出路。而为了避免环境和社会危机，亚洲则须采纳三个核心原则。首先，经济活动的重要性须排在保护资源之后。第二，亚洲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对资源重新定价，并将注意力放在提高生产力上。第三，亚洲国家必须重塑它们的核心角色，通过保护自然资产和环境来维护我们共同的福祉。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相比起欧洲或美国政府，亚洲政府需在管理宏观经济和个人消费选择上扮演一个重要得多的角色。这包括一些相当敏感的牵涉个人权利的政治选择，也包括会引起强大商业利益集团的抵制——它们很多都来自西方。

亚洲政府需在某些时候制定对资源使用的严格约束，同时需要有效的工具来保证这些约束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比方说，他们可以从提出汽车所有权并非人权开始。所有与权利相关的讨论必须把重点放在限制上，而非西方政治家口中乌托邦式的定义。

这些政策选择似乎完全弃西方关于自由民主的正统于不顾。但西方的决策者不应消极回应亚洲政府所作的这类政策，或将其曲解为反资本主义或反民主。西方必须意识到，它以消耗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耗尽了全球资源，而这对绝大部分亚洲国家而言，并非一个可行的选择，因此亚洲政府必须采用不同的政治工具来创造更公平的社会。

本文获Project Syndicate独家授权刊发，作者为研究全球化问题的知名学者，著有《消耗经济学：亚洲在重塑资本主义和拯救地球上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