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

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 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视察期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讲话。这篇讲话的重要性，不管怎么估计，都不会为过的。

小平同志是20世纪一位世界级的伟人。我在法国工作期间，法国人对我说：“邓小平是20世纪的政治天才。”

20年，在人类的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这2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出乎中国人自己的预料，更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1991年中国GDP为4091亿美元，人均343.7亿美元；2010年GDP为5.88万亿美元，人均近4500美元。1991年中国外贸总额为1356亿美元，2011年有望达3.5万亿美元。

20年的大变化，给了我们重要而深刻的启示。

时代的洞见

20世纪很长的时间是在战争与暴力革命中度过的。20世纪初的世界，乌云密布，危机四伏，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大国瓜分世界的斗争到达白热化，战争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内矛盾愈益尖锐，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一背景下，1916年列宁对当时的局势作出了明确的论断：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也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战后在许多国家爆发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历史已经证明，列宁这个论断的正确性。

邓小平同志1916年10月去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1月离开法国去莫斯科学习，1927年春回到国内，投身于国内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亲身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往往会受到历史惯性的影响，而看不到正在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则不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敏锐地洞察到时代的变化，他是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会见外宾时，反复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话不长，但鲜明地指出了时代主题的变化，从战争与革命变为和平与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1992年的国际形势充满着危机与挑战。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制裁。1992年初，苏联已经解体，东欧发生了剧变。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中国面临的头号问题。

1992年初“南方谈话”之前，中国好像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党内的思想也十分活跃。有的同志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这一个中心，可能缺少点什么吧!应当再加一个中心，那就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的地方已经开办了反对和平演变学习班；有的报纸发表文章称：“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

十分明显，在1992年初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如果思想还是停留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话，那会认为西方世界在大举进攻，我们应当关上大门，固守阵地。然而，小平同志不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丝毫没有受到历史惯性思维的影响，而是强调，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反而开得更大了。这是多么大的气魄！

1916年9月15日，孙中山先生在海宁观看钱塘大潮时，他把所看到的自然现象与他的革命生涯和对世界的观察结合起来，说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千真万确的。

1992年，全球化正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冷战期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因为当时的世界市场被两大对立的阵营割裂开了。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形成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关键因素。当统一的全球市场形成后，就迎来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大发展。1991年，全球GDP总额为23.3万亿美元，2010年，为63.1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从1991年的4万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5万亿美元。而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我们的国家抓住了全球化大发展的机遇，这个机遇抓得太好了！

和平、发展、合作是一股时代潮流，是顺应还是违背，那会有天壤之别。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世界欣喜若狂，以为“历史终结了”，从此，他们可以高枕无忧。20年来，美国人打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打的结果怎么样？结果不仅加剧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而且使美国陷入了困境。1991年，中国GDP为4091亿美元，美国GDP为7.04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GDP为5.8万亿美元，美国为15.4万亿美元。

摆脱旧观念的羁绊

2011年是中国入世10周年，中国从1986年申请复关（恢复我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到后来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历时15年零5个月。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曾经错过一个恢复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大好时机。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关贸总协定也是联合国的所属机构之一。1972年关贸总协定召开大会，根据联大2758号决议，决定驱逐蒋介石政府的代表，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当时，我们要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非常容易，只要由我们的外交部长给关贸总协定总干事去一封信，说明中国同意去，问题就解决了。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注意到关贸总协定大会的决定，责成有关部门进行研究。1972年，中国人还在搞“文化大革命”，乱糟糟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受到严重冲击。当时有关部门研究的结论是：参加关贸总协定的国家，都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所以，对于关贸总协定的邀请我们可不予置理，等对方找上门来时再说。这是何等荒唐！大好机会就这样自己错失了。

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南方谈话”破除了过时的旧观念的羁绊，使得中国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中国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现在大家对“南方谈话”后中国各地出现的那种热火朝天、蓬勃向上的氛围是多么怀念啊！这种氛围是由于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所形成的。

破除旧观念的羁绊，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南方谈话”不长，贯穿通篇的是实事求是。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发展，我们面临很多新的事物，和许多新的挑战，要继续前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然而，环顾今日之中国，浮躁奢华、弄虚作假的现象，不实事求是的现象，不仅大量存在，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为什么实事求是就那么困难？这可能与我们的历史密切相关。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但是问题也有另外一面，悠久的历史也给我们留下影响我们实事求是的三大惯性。

首先是封建的惯性。我们有2000多年封建的历史，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长期的封建社会，也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惯性。这种惯性，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大量存在。官本位就是封建惯性的表现。今天官本位不是在减少，而是在深化，正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二是封闭的惯性。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到明成祖（1404~1424在位）还是开放的，之后就走向了封闭。我们封闭的时间长达5个多世纪，这也形成了很强的惯性。一些人喜欢封闭，觉得封闭起来安全。殊不知，封闭是最不安全的。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必然导致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第三，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中国的革命经历了100多年，特别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中国统治了几十年，这也形成了很强的惯性。这种惯性也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复杂的，存在着各种挑战。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随着世界的变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加深，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要求人类联合起来。这些因素都在改善我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然而，有些人受着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往往容易夸大安全形势的严重性。夸大就不是实事求是，夸大会导致误判。

总之，“南方谈话”是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中国要继续前进，要利用好21世纪第二个10年所提供的战略机遇期，就必须坚持贯彻“南方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