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富勒

刚刚落幕的法国总统选举似乎说明，旧有的左派-右派对立依然跟从前那样行之有效—显然在法国这个诞生这一概念的地方正是如此。但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现代的政治光谱其实是1789年大革命后法国国民议会上座次编排顺序的产物。当年坐在议长右侧的是国王和教会的支持者，而左侧则是他们的那些政敌们—后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呼吁进行体制改革。这一区分利用了长久以来关于右撇子和左撇子截然不同的文化想象—人们对右撇子心怀信任，而对左撇子充满怀疑，同时也正好代表了历史上当时的情形。

回顾过去，很显然这种区分在其诞生后的200多年间都成功地界定了人们对党派政治的忠诚度，并贯穿了19到20世纪所有大规模的无论是极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政治运动。但如今大多数民主国家选民投票率的不断走低，也意味着这种把意识形态差异概念化的方式可能已經过时了。有人甚至认为在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政治图景中，意识形态和政党之间的相关性已经越来越弱了。

但在目前看来，有一种对立正在不断凸显，并可能重新塑造21世纪的左右派区分形式：在政策制定原则中对风险的“预防性”态度与“主动性”态度。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预防性政策制定者将自身的监管设定在预防最恶劣的结果上，而主动性政策制定者则试图把握住最可能获得的机会。

在这两者中预防性原则（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更加广为人知，而且在环境和卫生立法方面也日渐流行。人们一般将其理解为一项针对全球生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即医生开业誓言）：首先，不可伤害他人。相比之下，主动性原则（the proactionary principle）则与那些以未来主义者自封的人相关，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拥有在承担适当风险的情况下抢先一步行动的能力，不管最终是从成功中获益还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这两项原则之间差异最显著的地方，莫过于它们对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介入方式。预防性政策制定者会引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来遏制技术创新，而主动性政策制定者则鼓励创新，并将其视为一种科学假说验证方式的延伸。

两者同样在对人类持有的观念上大相径庭。持预防性观点的人希望实现人类的“可持续性”，而这总是意味着人越少越好，每个人对地球造成的影响越小越好。主动性倾向者却乐于无限增加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一系列生存实验，至于结果如何则不太在意。

不出所料，传统的政治领袖和商界领袖对这两个群体都无法完全满意。毕竟预防性政策制定者宁愿把对商业价值观的保护凌驾于增长之上，而主动性阵营则会鼓动国人打破（而非秉承）现有的行为准则。

但或许在预防性和主动性理念中有一个共同点：在他们的理念中，显然不能赞同的是那种旧有的福利国家理想—这种理想认为，不管繁衍多少后代我们都能够确保其安稳生存。无论在其他方面的分歧有多大，持预防性理念和持主动性理念的人都将这一想法否定掉，仅仅将之视为一个只在二战后几十年间于北欧短暂实现过的21世纪童话。

而这种否定背后潜藏的则是一种认识，认为人类本身正经历着一个自我认知方面的重大转换。然而这种转换却同时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着，对此我称之为“人类2.0”。

走预防性路线的人会让我们谦卑地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动物本源—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迷失太久了，而主动性的倡议者们将加速我们与自身进化历史的决裂。如果他们没有一次过用智力更高的上等人和耐力更强的下等人取而代之的话，至少也会重新构建我们的生理构造。

当然，预防性和主动性原则，相对于主流政治论述来说依然是边缘化的。但它们也拥有将意识形态之轴扭转90度的潜力。右派目前已经分裂成了传统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左派则解体为共产主义者和科技主义者。我猜在将来，传统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会形成政治光谱中预防性的那一极，而自由主义者和科技主义者则化身为主动性的另一极。

这将成为新的左派和右派—或者说是向上派和向下派。一群人扎根泥土，而另一群人则在仰望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