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义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现在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人们都在密切注视着政府会如何出手。说起来让人感到有些尴尬的是，我们无数次听到各界人士都在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让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因为地方“大干快上”的背后是重复粗放模式的继续固化。政府也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目标，释放转变信号。

但当经济增速实际上已经开始下降的时候，经济政策便很快发生转折，只是人们还不清楚这一转折会走到什么程度。“稳”增长和“保”增长的微妙区分，只有放到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里才能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决策者那里，中国社会还难以承受经济的持续降速。

到目前为止，人们看到的对策，一方面是基建、钢铁等大项目的“输血”和开闸。政府财政补贴节能家电等消费，补贴力度比2008年以后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还要大。2008年以来政府对于家电、汽车等的消费刺激带来了相关行业的业绩喷发，但消费补贴行为实际上也是透支未来的消费，况且2008年后那波房地产的“疯狂”势难重演。

而另一方面，“保”增长时期实际上搁置了的诸多改革，其紧迫性在“稳”增长时期更加突出。无论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政府简政减员的呼吁，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下半年出台，还是从收费公路整顿开始的削减物流成本，相关中央部委纷纷公布向民间资本开放投资领域的措施等，都是在为中国经济实现深层转型做准备。考验改革者的是如何让已经胶着的改革真正落地，让中国经济收获“改革红利”。

所有这些转变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趋势，即从“中国制造+世界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到“中国制造+国内市场”的转变。一个背景是美国的产业回归和重振制造业后的中美经济再平衡，中国启动扩大内需战略，并将其基本锁定在大规模城镇化上。其中孕育着中国产生真正世界级企业的机会。事实上，在不同行业，人们已经看到了挖掘内需最坚硬部分（比如三四级市场）取得很大成功的企业，也看到了从代工转向内销取得成功的例子。减税、收入分配、削减物流成本、打破垄断等，对应的是这个过程中一个个相当顽固的“敌人”—“掠夺之手”、消费结构畸形、不统一的市场、行业壁垒等。

我们还可以从5月份中央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言说，来看一下“稳”增长阶段的战略指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5月28日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中点出了“中国制造”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国特色工业化的重点是附加值高和吸纳就业能力强两者的结合。中国工业这个实体经济的主体，既要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又要使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发挥，前者是现实的挑战，而后者是中国这样人口大国就业优先的现实压力。

显然，掌握核心技术不是靠一纸命令就可以实现，政府的财政支持也并不持续（更经常的是财政支持投向的判断错误）。技术的进步需要政府把现在过大的“制度成本”压缩下来，并且企业要从廉价劳动力赚取利润的老路中走出來。那么，对政府来说，需要为仍旧庞大的劳动力找到“蓄水池”，避免再出现以前那种沿海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过剩的局面。这也就是最近中央领导人所讲的发挥市场“倒逼机制”作用。

这个“蓄水池”已经开始成形，比如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当地就业，更基本的是政府对于农村建设和基层公共服务的投入。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这显然是一个效力会延续到下一届中央政府的规划。规划提出，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大公共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和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力度，把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向基层，缩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换届之年出现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中国社会并不缺乏“过冬”的能力，最难的是正确战略的延续和改革“路线图”的明确。也只有这方面出现大问题时，经济下行才真的会让人“倒吸一口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