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与积极

《经济学人》12月17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1年12月14日在北京京西宾馆结束，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政府部长、各省领导人、军方要人、各大银行行长以及重要国企首脑。它为中国未来12个月的经济决策定下了基调。在此次会议上，对增长的担心似乎超过了对物价的担心。通胀正在缓解（截至11月消费价格总体上涨4.2%，比夏季顶峰时期的6.5%有所回落），美元流入速度也在减慢，去除了其中一个流动性过剩的来源。所有这些让政府得以作出减少银行存款储备金的决定，大部分经济学家预期，这一政策趋势将持续到下一年。然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选择了使用与2010年相同的字眼“稳健”来形容其货币政策—而在2010年，对抗通胀是其首要任务。这意味着领导人将在减少银行存款储备金的决定上较为谨慎。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在会议上作出强硬表态，表示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不动摇”，将继续打击投机行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中国曾在最为暗淡的2009年，为了保证8%的增长率，鼓励地方政府在每个小项目上纵情投资，并鼓励银行对其放款。但在2011年，看来中国不会有类似动作。他们“积极”的财政政策会转而对小企业和服务业减税，同时在公共服务上增加支出。

欧洲能从阿根廷学习什么？

《明镜》12月17日

过去，欧洲和美国政治家总是乐于教育拉美国家如何管理预算和控制债务。而现在，当欧洲外交家们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们问的问题恰恰相反：欧洲能否从阿根廷学点什么？两位美国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危机预言家鲁宾尼都建议欧洲从阿根廷的债务危机中学习。很少有国家曾经历过阿根廷那样密集的经济危机—在过去20年间其经济曾3次崩溃，与希腊一样，它的危机缘自货币陷阱，即比索与美元的挂钩。在恢复经济的努力中，阿根廷没有将重点放在刺激经济上，而是着力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缩减政府雇员的薪水和津贴。而阿根廷给欧洲的建议之一，则是“在挽救希腊的问题上耗得越久，欧洲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2011全球百位思想家

《外交政策》12月

名列百位思想家榜首的是埃及小说家阿拉·阿斯瓦尼（Alaa Al Aswany）。所有革命者都需要讲述故事，而没有人能比阿拉·阿斯瓦尼更能清晰地描绘出埃及人的希望与梦想了。这位牙医因2002年的小说《雅库便大厦》一举成名，在其中，他描述了埃及在摆脱殖民桎梏之后在文化上经历的动荡与坍塌。阿斯瓦尼利用自己的声望促成了凯法雅民主运动，亦因此被埃及所有的官方出版社列入黑名单，而他经常与青年作家聚会的咖啡馆也常被警察搅扰。在埃及动荡期间，他一直身处解放广场，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阿斯瓦尼为一个沉默了太久的民族发出了声音。他说：“革命就像一个爱情故事。当你爱着的时候，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当你革命的时候，你也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日本政府需要独立的科学建言者

《自然》12月15日

在福岛核危机9个月后，许多关于事件的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答，连政府首脑亦懵懵懂懂。这反映出日本政府缺少一个独立而强有力的科学的声音，这早在福岛事件以前，就已经是困扰每届日本政府的问题。在近代史上，日本政府总是倾向将牵涉科学的决策责任交给对问题不明所以、不求甚解的官僚机构或是政治家。现在，日本应该努力走向更广、更深入的科学建言的渠道。在核灾难中，科学的声音可能来自一位由政府指派的总科学家，又或是来自一个完全独立的核能监管机构，无论是哪种情况，它都可以帮助政府去主导人群的疏散和救治，以及筛查辐射和排污情况，并协助政府发起研究，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否则人们将持续在黑暗中，不知道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过度医疗谁的错？

《天下》12月14日

医生开药大方，台湾人爱吃药—这一点被许多人质疑，是造成台湾肾脏病发生率世界第一的主因之一。台湾人平均一年看12次病，是美国的3倍；门诊一张药单平均开出3.2种药，也高过欧美国家的1~2种，而这些药有1/4没有服用，浪费达每年300亿新台币。扭曲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是造成台湾过度医疗的第一推手。2002年后，健保以各医院的门诊、手术、检查、住院等数量为衡量标准，限制每年付给医院的总健保费。医院为争夺资源不惜冲量多销，同时以业绩作为发放医生薪酬的标准，于是在医疗日益商品化的趋势下，医生逐渐演变成业务员，通过多开药来提高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