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

日本从战前到战时的特高警察，是暗黑时代的象征。战后，在各都道府县编纂的《警察史》中，特高警察的暴行被一笔带过，极少受到追究。这种状况的发生，当然与美军首鼠两端的占领政策及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彻底有关。战后，由于害怕像德国的盖世太保那样被彻底整肃，特高警察自行销毁了绝大部分犯罪证据，不仅成功逃避了政治追究，而且“有效地”使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本身“蒸发”、“风化”。乃至在战后67年的今天，唯独这段历史，始终不见当事者的口述、回忆等一手资料，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史料，来最大限度地还原这个庞大的暗黑王国创设的背景和过程，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

缘起：“大逆事件”

“大凡对那些试图破坏国家现状、扰乱社会秩序……否定国家体制之徒，国家将不得不走自卫的道路。”在1911年3月第27届国会上，内务大臣平田东助痛陈国家在“危难”关头，奋起“维稳”的必要性。结果，这届国会出台了一个新政：从当年8月21日起，在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以应对国内日益升温的赤色思想宣传和社会政治运动—这就是被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简称“特高”）的秘密警察组织的由来。

导火索是一年前的“大逆事件”。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被诬私制炸弹，密谋刺杀明治天皇，24人被捕（罪名是“大逆罪”），其中12人被处刑。然而，史料表明，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卑劣的政治构陷，目的是绞杀尚处于摇篮期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幸德秋水在终审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作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但在当时，因真相完全被屏蔽，事件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桂太郎首相假惺惺地对明治天皇表示，要承担出现“皇国前所未有之罪犯”的责任，并提交了辞呈。天皇则表示，“事件系随时局变迁而伴生的余弊”，内阁并无责任，驳回了桂的辞呈。

彼时的日本，正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兴未艾，而资本主义文明尚未完全成型的时期，如细井和喜藏在其著作《女工哀史》中所描绘的“低人权”现象普遍存在。劳动者自发的反抗，日益成长为社会主义理念指导下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而创设之初的警视厅特高课，仅下辖特高系和检阅系两个科级单位，就是专门针对罢工、罢市、爆炸活动和新闻出版中的左翼思想。

尘封的“黑匣子”

围绕如何取缔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在桂太郎之前任首相的贵族长老西园寺公望持相对温和的立场，而桂太郎及其身后的政界大佬、明治官僚制的“总设计师”山县有朋则持强硬立场。

1910年9月，山县在上奏明治天皇的题为《社会破坏主义论》的著名意见书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根绝论”，主张从社会政策上预防社会主义的发生；同时，对桂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官僚扩大警察的权限，以严刑重罚来弹压、取缔左翼社运。

区别于此前主要负责政党对策的“高等警察”，“特别高等警察”以取缔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为主要职责，权限更大。从极其有限的个人回忆、传记和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对日占领军文档中，可揣测当初的组织结构、总体规模及财务预算等状况。如1928年，全国特高组织的总预算为203万日元（折合现在的通货约为12.2亿日元）；1943年，爱知县警职员中约11%的人（419人）为特高人员及其外事担当；地方县警的特高课长直属内务省，指挥命令甚至不通过地方长官及警察署长即可下达……

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其反对天皇制和侵略战争的宗旨使其在成立之初便成为特高的首要镇压目标。翌年，大阪、京都等9个府县的警察组织设立特高课。1925年，恶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出台，对国体（天皇制）持批判立场的任何言动统统被定性为“犯罪”，被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斥为“民主主义死刑法”。

1928年2月，日本依法举行了全国首届普选。田中义一内阁对左翼政党的竞选活动感到恐惧，于3月15日以所谓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了日共和劳动农民党约1600名党员，这就是史上的“3·15事件”。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以该事件为题材于《战旗》杂志发表了小说《1928年3月15日》。小说中特高警察严刑拷打良心犯的描写触怒了特高，杂志遭禁止发行的处分，为作家后来惨遭虐杀埋下了伏笔。

“3·15事件”后，为“防止赤化”，全国所有府县均设立特高课，主要警署必须安插特高人员。至此，特高组织网覆盖到全国。1932年，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课”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特高警察的权限进一步强化。

特高的办案手段

特高作为政治秘密警察组织，清一色由“拥有特殊技能和经验者”组成，他们对日本社会运动的历史由来及现状有着远高于一般国民的知识与理解。1932年出版的《特高必携》（新光阁版），副标题为“社会运动现势要览”，是一本面向特高官僚和特高警察的实用性很强的镇压手册。除此之外，还有《特高教范》等专业人才养成教程，不仅从思想上彻底洗脑，将镇压合理化，而且对镇压手段等细节问题也有一整套范式，密告、线人、特务、间谍，均成了特高办案的常用道具。尤其是对铁道、印刷所、书店等重要据点，眼线密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均隐藏着警惕的“鹰眼”。

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一旦被捕，必遭刑讯逼供，必被要求叛党，然后成为线人（即“转向”）。拒不转向者，则在拘留所和审讯室里遭毒打，乃至虐杀。前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和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均死于特高的酷刑。同时，特高派遣特务潜入日共内部，从事煽动活动；或故意抢劫银行，然后栽赃共产党；或“钓鱼”执法，请君入瓮……在这种极端残酷的迫害下，至1935年前后，日共几乎完全被剿灭。据说在监中誓死抗争拒不转向者仅数人而已。而成批转向者中，颇不乏党的领导人、理论家，如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前总书记田中清玄等。这些日共“大物”政治家转向时，被迫登报宣示脱党，同时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等“声明”，旨在从领导人个人私德和政治伦理上，瓦解左翼意识形态。

日共不但从组织上被剿灭，连党史文献几乎都片纸无存。战后，恢复合法活动的日共为重建党史，拟复制机关报《赤旗》，但从创刊号到第26期，遍寻而不得，无奈之下，最后只好采用《特别高等警察资料》中收录的内容。

战后：阴魂不散

以镇压手段凶残著称的特高干部，在战前却是精英官僚的代表—内务省官僚跻身仕途的“龙门”。如1932年，出任警视厅首任特高部长的安倍源基曾在回忆中写道：“青年官吏中，那些被目为特别优秀者，被任命为特高课长。”安倍自己，便于太平洋战争前夕就任内务大臣兼企画院总裁。另一位与安倍先后执掌过这个暗黑王国的重要人物，是前警视总监町村金五（即在小泉纯一郎内阁任外相的町村信孝之父）。

1945年10月13日，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之重要步骤，特高警察与《治安维持法》一起被废止—这头存在并活动了34年零两个月的法西斯怪兽寿终正寝。对此，作家高见顺在日记中如此写道：“特高警察废止。得此消息，胸口顿时轻松了，有种暗云消散的感觉。但是，这件事为什么非要等联合国军司令部当局的指示，而不能由我们自己之手来实现呢？羞耻。”

然而，高见顺们的羞耻其实仍未结束。战后，安倍源基起初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但随着美军占领政策的转型，旋即免于起诉并获释。町村金五也在战后重返政界。而更多的特高警察，并未受到追究，甚至复归警界，重新被武装为“赤色整肃”的急先锋。

可以说，由于缺少对特高警察这种法西斯马前卒的清算，日本知识界及全社会的深度战争反省及转型正义的落实都留下了空洞。战后日本政治所表现出的种种暧昧、幼稚和思维混乱，与这种“空洞”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