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烈士”指的是1946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等从重庆飞延安时的遇难烈士。同机遇难的还有一位67岁的老人，他就是近代大名鼎鼎的爱国教育家黄齐生。他的一生漂泊坎坷，充满传奇。为此，特连载已故知名作家王鸿儒先生的《黄齐生传》。本刊略作精简。

3．《大埠桥》

那是明末清初，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死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复陷北京，李自成兵败而死。清廷入主中原，为了统一全国，就在这一年9月挥军南下，力图一举扫灭明朝与农民军残余抵抗力量，不意在西南遭到了湖广总督何腾蛟所部有力的抗击。

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人。其时正困守长沙，他联络了李自成旧部李赤心、高一功、郝摇旗等率领的农民军十余万人共同抵抗清军中线统帅孔有德及勒克德浑的军队，迫使清军退保湘南，采取了守势，接着何部又取得全州大捷，一时声威大震。

可惜，此时流亡的永历小朝廷内部，官僚们仍在结党争权，置抗清于不顾，形势又复逆转。何腾蛟误入湘潭空城，为清兵所俘。被俘之后，何腾蛟不顾清军杀戮他家属的威胁及多方利诱，誓死不降，绝食七日后，从容自缢于湘潭流水大埠桥底柳树下。何腾蛟死后，迁葬于故乡黎平城西，明永历帝敕封其为“中湘王”。《明史》记其抗战死节一事，称之曰：“何腾蛟、瞿式耜，崎岖危难之中，介然以坚贞自守，虽其设施经画，未能一睹厥效，要亦时势使然。其于鞠躬尽瘁之操，无少亏损，固未可以是为訾议也。夫节义必穷而后见，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谓百折不回者矣……”

黄齐生深深地为何腾蛟的事迹感动。他为贵州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曾经诞生过如此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而自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儒学经典中这些崇高的人格精神时时在撞击他的心胸，革命党人光复贵州的事迹使他渴望表达。现在，他终于找到了喷火口，他提起笔来，展开稿笺，奋笔疾书……

黄齐生出生于安顺，安顺是地戏的故乡。地戏，相传是明朝洪武年间由南征军队带入贵州的一个剧种。演员面罩青纱，额载面具，身着无绣花纹饰布袍，手执二尺长的兵器，择一平地即可演出。其动作激烈奔放，唱腔高亢而悠长。这样的戏班，幺铺和附近村寨多有。黄齐生自幼就受过地戏班子的熏陶，否则我们实难想象他在二日之内完成了这部计分十二场、科白齐全，又有若干唱段的大戏。

《大埠桥》创作过程中，黄齐生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他并不仅仅是为了演述历史，表彰英雄人物，他的目的在《例言》中说得明白，就是“以改良戏曲，为挽救风俗第一急务”，直言之，便是为了配合当时的革命任务，宣传并教育群众，鼓舞人民将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所以“编中科白，多有插入时事之处，当头棒喝，借资猛省”。对于这样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说，能在当时意识到并自觉以戏剧为武器进行宣传，力求发动群众，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因而也是极为可贵的。根据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大埠桥》上演之后，也确实引起了较大反响，达到了作者预期的目的。

贵州光复后的第十天，即11月14日夜，《大埠桥》经过数日紧张的排练和筹备，确定在达德学堂前院演出。主角何腾蛟由贵阳著名川剧艺人熊昆山出演，其余清将、明臣、各色人等均由别的艺人分别担任。演出的盛况，时人记述云：“军民先后入观者数万人，心动神移，泪涔涔下而不自觉也，则我齐生之戏典作用安得日非神乎教育者耶？”又记熊昆山等人的演出“昆山竭数日之力乃训练娴熟，昨于忠烈宫开台扮演，昆山自扮中湘王，抖擞精神，英灵酷肖，是深知华夷之辨，中外之防者。扮洪承畴者不知其为何许人，亦能描写满州奴隶之滥派，惟装束尚欠整齐。小麻子扮孔有德，于失全州之后，红顶子变成蓝顶子，并摘去双眼花翎，几翻露出患得患失之状，反颜事仇之贼直被他活活描出”。

《大埠桥》的确是感人的。其动人之处首先得力于作者对人物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其中尤以何腾蛟被囚禁于慧德庵后从容就义一场写得淋漓尽致，动人心魄。

黄齐生在剧中采用了浪漫主义手法，通过何腾蛟壮烈殉国后灵魂的复现，叙述河山的光复，寄托中华“雄飞宇宙”的理想，使历史与现实相融合，从而深化了该剧的主题，增强了演出的效果。

《大埠桥》演出的成功，提高了黄齐生及达德学堂的声誉。黄干夫、蔡衡武及自治、宪政两党中多人均亲赴剧场观看过此剧。任可澄闻讯还亲自索去剧本，细读之后并加润饰，赞扬该剧“既已做到雅俗共赏矣，可无复尔”；张百麟一向看重戏剧的宣传感化作用，以为“世之感人最深者，莫如教育。然教育入人头脑之效果，则不及小说之神速。而小说移风易俗之能力，则又远逊于戏曲。岂戏曲之作用，独灵于教育哉？毋亦普通社会之心理，惟戏曲最足以感动刺激耳”。这里，张百麟已经注意到戏曲的审美作用了。所以尽管是在日理万机、“说话且不暇，遑问他事”的繁忙之中，他仍然在《大埠桥》付梓印行之际，“因感齐生之苦心热诚，影响于社会绝大”，特地为该书作序，对《大埠桥》给予了高度评价，称道“其词调尤慷慨悲壮，声气愤烈”。黄干夫也十分高兴，欣然作了一幅《何中湘王遗像》附于篇首。在清末民初的贵州文坛上，黄齐生《大埠桥》的演出与出版，也算得极一时之盛了。

黄齐生处在成功的喜悦与激动之中，他没有料到，贵州两党的争斗，已经愈演愈烈了。

第五章 魂系达德

1．“且守学堂当灌园”

事情是由兴义巡防营管带刘显世的入省开始的。

贵阳光复之际，刘显世所带新募的500名团防兵正来到平坝、清镇两县交界处，巡抚沈瑜庆的倒台，使他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为了试探革命党的态度，刘显世直函军政府，诡称“革命大义，鄙怀早具，不意诸公，先获我心。显世此来，甚欲观光上国，如何？盼复”。刘显世早在兴义办团防之时，与宪政党人任可澄等便有联系，此时也具函请代为疏通。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否接纳刘显世和他的团防营，摆在了革命党人面前。

在张百麟召集的会上，平刚、黄泽霖等认定刘显世“乃虎而冠者，主张拒而不纳，能除去更好”；黄济舟主张遣回；而蔡衡武却认为刘显世颇有才干，可以听其来省，加以委用。意见不一，张百麟以为光复之日，曾宣布兵不血刃取得了胜利，此间不应嗜杀以贻人口实，且刘显世输诚来归，应予接纳，于是复信应允。刘显世率兵来省后，张百麟任命其为枢密员兼军政府军政股长，其军编为第四标，发给全部枪械，由刘显世兼任标统，驻兵唐家花园与城外九华宫，这就留下了祸根。

此后数日，宪政党人四处活动，大肆造谣，力图中伤革命党人；又拨弄是非，以激化两党关系，离间张百麟与黄泽霖之间的关系。而革命初创，各县尚未安宁，张百麟不得已率兵西巡。此时，平刚已出省赴南京参加会议，杨荩诚又率兵出湖南去支援北伐，自治党力量一时大减，宪政党活动愈加猖獗。

他们首先派人怂恿黄泽霖与哥老会进一步联合，允准其开山堂、立公口、超拔弟兄。黄泽霖自度自治学社已兵力单薄，又兼超拔时可量其家财，收取费用，以充军饷，于是采纳此议。数十日内，成立了“光汉公”、“大汉公”、“兴汉公”、“复汉公”等，黄泽霖自为正龙头。宪政党乘此时机，也成立了“斌汉公”。一时之际，贵阳山堂林立，外县袍哥纷纷入省。这些人或聚会于茶馆，或横行于街市，胡作非为，乃至奸淫妇女，放枪扰民，闹得省城鸡飞狗跳，老百姓怨声四起。

机会到了。任可澄、刘显世等一方面让劣绅郭重光出面组成耆老会，然后相互勾结，秘密筹划。郭重光向宪政党献策：“贵州的事首先必须杀掉张（百麟）、黄（泽霖），但是你们的实力是不是可以控制全局，如果不能，那就要借用外援。”宪政党人采用其谋，一面等待时机，一面派戴戡急赴昆明，效秦廷之哭，向蔡锷求取援兵。

果然，在张百麟西巡回省之后，1912年2月2日，即发生了“二·二”血案，革命军巡防统领黄泽霖被刺，张百麟虽侥幸逃得性命，也不得不离省出走，直至七年后病逝上海。

“二·二”事件之后，是月底，蔡锷令唐继尧统滇军入黔，进驻贵阳。3月初即占领都督府，都督赵德全逃亡，滇军大肆捕杀自治党人及会党成员。宪政党人的阴谋终于得逞，由自治学社领导和发动的一场革命，其果实全被滇军和宪政党篡夺。

光复之后不久，王若飞便毕业，应蔡衡武之聘至群明社担任襄理一职，离开了达德。凌秋鹗被任命为军政府财政部常务坐办，协助蔡衡武管理财政。达德学堂这时已改称为“达德学校”，凌秋鹗从达德前途考虑，本拟辞谢不就，黄齐生却劝道：政治与教育实不可分，有机会从政则应当仁不让，日后于发展教育也能起到一般人不能起到的作用。凌秋鹗以为有理，于是前往军政府就职。关于凌秋鹗任职后的情形，黄齐生曾作过回忆：“……军队以革命有功，日以骄恣，闹饷无虚日。而君从容应付，俾蔡君得一意对外。计与蔡君负责，虽仅八十余日，不曾妄发一张纸币，以视当时上而滇，下而湘，任意乱发，悉成废纸，人民受累不浅。贤不肖之相去，为何如耶？”表明凌秋鹗出仕之后，颇有政绩。

凌秋鹗既去，达德学校掌校职责自然落到了黄齐生的肩上。

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光复后一些新贵的骄奢淫逸状。有的人原来就是清朝的官僚，此际摇身一变，又成了民国的权要；有的人原来很有锐气，此刻却以为大功告成，忙着搜刮财富，争权夺利，乃至纳妾嫖娼。他感到非常失望。面对哥老会某些会员横行街市，肆意扰民的不法行为，他更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出于一种平民的心理，他希望世道清平；出于一校之长的立场，他渴望社会安定。这样，当滇军入黔，唐继尧被推为贵州都督之时，他是拥护的。赞扬道：“当是时，政象号清明，法令趋统一。”除了不明真相之外，当然也暴露出黄齐生思想的局限。

军政府改组之后，刘显世充任军务部长，郭重光为内务部长，任可澄做了参赞，蔡衡武的职务未变，其余要职亦多为宪政党人把持。黄干夫被任命为实业司长。他在任一年，学习并推广日本教育经验，大办职业教育，设立了劝工局，招收男女学生，分织工、木工、金工、陶工等专业，边学技术，边参加生产，颇有成绩。又办了工业讲习所，女工讲习所，建农事试验场，召开了贵阳首次工艺品博览会，成立商品陈列所等，还主持出版了《贵州实业杂志》。一时也有声有色，成绩显著，其中自然少不了黄齐生擘画、奔走之力。而出仕的机会也落到了黄齐生的头上。军政府屡以要职授与，其中包括交通部长一职。但是，“黄齐生宁愿不任政府要职，而主持达德学校，月薪仅12元，他兴会淋漓地和全校师生相处如家人父子”。

这就是教育家黄齐生。为了教育事业，为了办好达德学校，他视高官厚禄如敝屣。我们在他晚年的诗中，可以听到他当年决意献身教育的心声：

辛亥功成竞做官，发财纳宠一班班；

寻思我却无斯命，且守学堂当灌园。

黄齐生掌校之后，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为了加强达德学校的管理，他大胆起用年轻的聂守微担任学监。

至1915年，慕名来校求学的学子除贵阳之外，有来自遵义、安顺、仁怀、贞丰、水城、榕江、兴义、荔波、务川、正安、桐梓、盘县、炉山（凯里）、黄平等30多个县的青少年，学生发展到近千名，教师数量也大为增加，学校规模更为可观，成了在西南地区实力和影响都很大的私立学堂。

2．“勿忘五月七日”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北洋军阀袁世凯趁机窃取了临时总统的职位，并积极谋划恢复帝制。接着国民党人宋教仁被刺，引发了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南京、江西、安徽、上海、广东等地宣布独立。在袁世凯军队的残酷镇压下，各地讨袁军因无统一号令，纷纷失败。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出兵占领了德占的山东半岛，然后便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条件，诱使其承认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军阀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9日，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修正案。消息传来，激起了全国民众强烈的愤怒和反抗，达德校园内，沸腾了！

此时的达德学校已由聂守微担任校长，黄齐生退为学监一职。凌秋鹗一度离开财政部，改任安顺县长。唐继尧回滇，袁世凯任命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并派其爪牙龙建章任巡按使一职，凌秋鹗不愿逢迎新贵，便又回到了达德。

“二十一条”事起，他们义愤填膺，认为达德师生决不能袖手旁观，并认为正可借此对全校师生进行一次爱国教育，于是集合师生，黄齐生登上讲坛，亲自演讲：

黄齐生挥舞着手中传抄来的“二十一条”，大声疾呼：“这简直是无耻之尤！清朝皇帝办不到的，如今却有人办到了。还是在去年，日本帝国主义就乘欧洲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企图独占我中国。他们借口对德国宣战，强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我山东军民奋起反抗，政府却对爱国群众实行镇压，如今又接受了‘二十一条，这不是要把我们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吗？请大家听听第一号第四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再听听第二号第七条：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九十九年，并且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之一切特权；还有这第四号第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同学们，这不是要把我们中国完全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吗？主权丧尽，山河破裂，这样的民国还有什么希望!”

他痛心地陈述着，眼里闪烁着泪光。阳光暖暖地照着，近千名学生屏息凝神听着他的演讲。他们被深深地打动了，待到聂守微校长和王鲁湘先生领头呼起了口号，他们郁积的怒火便猛烈地燃烧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汹涌澎湃：

“誓雪国耻！”

“打倒列强！”

“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保我河山！”

……

黄齐生继续说道：“所以我们不能不立即行动起来，多难兴邦，天道犹存。民国是国民的，一人专制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捍卫我国主权、领土的独立和完整，建成孙中山先生所期望的独立、富强的新民国！”

黄齐生在师生的欢呼声中结束了他的讲演。接着是凌秋鹗与聂守微讲话。聂守微宣布了学校关于举行示威游行的决定，得到师生一致的拥护和赞同，解散之后，便由各年级级任老师领着，分头筹备起来。

第二日清晨，达德校园里四处贴满了标语，同学们纷纷手执三角旗，来到操场里准备整队出发。正在这时，聂守微校长匆匆走来，找到黄齐生，说：

“先生，这可怎么好呢？一、二年级的小同学要求参加游行。”

因为游行的路线较长，又担心游行中会出现意外，因此研究时曾确定低年级学生不参加游行。

黄齐生说：“不是考虑过孩子们年岁尚小吗！”

聂守微说道：“我也这样说。可是他们也有道理，说是黄先生讲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志不在年高。难道要分大匹夫、小匹夫吗？甘罗12岁拜为上卿，难道我们连游行也不行？你听听。”

黄齐生笑了起来，高兴地说：“这才像达德的学生呢，就让低年级同学参加吧!你是校长，由你决定。”

“行。”聂守微答应着，返身奔向操场。

游行示威的队伍出发了，旗帜飘飘，鼓声咚咚，达德的《校歌》在山城上空回响：

校舍宏开，正傍着男儿南八，

好凭藉，中央位置，覃敷教泽。

书社规模须记取，

边疆风气先人得。

惟民国纪元前十年初建设。

德智体，三事育，

智仁勇，三字诀。

愿顾名思义，勿忘达德。

改造国民为己任，

颉顽欧美惟吾力。

放光明，

富山贵水间，无终极。

达德师生出了忠烈宫大门，浩浩荡荡开向市中心。他们一路上高呼口号，吸引来无数市民的观望。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立刻四散开来，向群众发表演说，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强烈谴责袁世凯政府的卖国行径。一位兄弟学校的女教师杨兴华在演说时声泪俱下，当场拔刀断指，血书“勿忘国耻”，更将示威活动推向了高潮。群众被鼓动起来了，贵阳各界纷纷举行集会，组织了救国储金会，宣传募捐，山城内一时沸沸扬扬，群情激愤。

游行归来，黄齐生仍处在激动之中，回到房中，遂磨墨展纸，用他那独特的北魏字体，写下了“勿忘五月七日”几个大字。适逢聂守微走来看见，便提议刻上石碑，让师生们永远记住这个国耻日。

6月25日，黄齐生手书的“勿忘五月七日”几个大字被铭刻在一块五尺高的石碑上，竖立在达德校园的天子台前。

接着他投入了新剧《亡国恨》《共和鉴》的创作。

《亡国恨》写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故事，借鞭笞宰相李完用卖国求荣影射袁世凯卖国的罪行。《共和鉴》写美国华盛顿抗英争取独立之事。两剧完成之后，全由达德学校师生扮演，经过数日紧张排练，于9月2日夜间演出。上演之前，黄齐生手书“揭开黑幕，放大光明”八个大字悬于戏台两侧；演出之际，他又登台作幕前致词，介绍剧情，再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痛斥袁世凯卖国的罪行。演出使“观众认识到了亡国的惨痛，救亡的迫切，殉国的光荣，卖国的可耻，从而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卖国行为更加痛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反对袁世凯卖国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但是，窃国大盗袁世凯自以为有了日本政府的支持，更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1915年8月，一个受袁世凯授意和操纵的“筹安会”成立，他们以《亚细亚日报》为阵地，大造舆论，鼓吹恢复帝制。

一天，黄齐生与凌秋鹗一路交谈着从外面回到学校。

校长聂守微将他二人迎入。寒暄过后，聂守微便将一张《亚细亚日报》递上，说起适才大家的议论。

黄齐生接过报纸，嘿嘿一笑，说：“守微，你们欣赏奇文也不关照我一声，岂不辜负筹安会六君子的苦心了吗？特别是你这做校长的，可是大大的不该哟！”

一席话说得众人笑了起来。

笑罢，聂守微说：“老师们都想有所表示，只是，考虑上次本校师生游行，龙建章很不高兴，所以便未妄动。”

原来达德及一些学校师生为抗议“二十一条”上街游行示威，惊动了巡按使衙门，龙建章本拟派兵弹压，亏得刘显世外甥、黔军陆军统领王文华等力阻，方才作罢。

黄齐生说：“我们这一次当然要有所表示，只是，我们可以策略一些，先听听凌先生得到的消息……”

众人的目光移向凌秋鹗，他向老师们禀告了适才打听到的新情况。原来，张百麟等贵州革命党人在上海等地已开始了反袁活动。王文华之兄王伯群系老同盟会会员，传云在天津已与梁启超、蔡锷等秘密筹划讨袁事宜，所以刘显世虽然尚在依违两可之间，王文华则坚决主张讨袁。眼下主要是揭露筹安会的本来面目，唤醒国人，警惕帝制的重演。

黄齐生拿出另一份报纸，说：“任公先生如今完全站在反对帝制方面，这是他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诸位不妨一读。”

一位叫周杏村的教师说：“筹安会的文章不是说让国人与他们‘共相商榷吗？我们何不也撰文刊于报上，揭穿他们骗人的把戏！”

黄齐生道：“我看不如先给筹安会诸君发一电报，以示抗议之情。”

他的提议得到了教师们一致的赞同，当下便公推黄齐生草拟电文：

北京筹安会诸君鉴：

奉启谨悉，方今国势安危，全在执国命者是否诚信相孚。君主之说适足以惑乱人心，甚非国家之福，望速解散。敢布区区。

贵州私立达德学校 启

黄齐生拟罢文稿，念了一遍，校长聂守微即领衔在电文后署名，接着凌秋鹗、黄齐生并教师们也一一署上了名字，当即送往电报局拍发。

12月12日，袁世凯果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沐猴而冠，宣布承受帝位，接着又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改翌年为洪宪元年，帝制复辟了。

疾风暴雨般的斗争又将来临，黄齐生与达德学校的师生们又将何去何从。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