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瑞峰 彭学涛

三次争取均未成功，不能不说是件遗憾之事。归根到底是胡对蒋的愚忠使然。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和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在黄埔系军事集团中，凭着蒋介石对他的赏识，第一个晋升为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名震一时的“西北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最了解胡宗南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认为争取了胡宗南，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可以影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三次开展对胡宗南的统战工作。

一、争取“黄埔先进”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揭开了国共合作大革命的序幕。5月初，胡宗南与300多名学生一道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紧张的军校生活。开学一个月后，胡宗南与同学们由党代表廖仲恺等人介绍，集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胡宗南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的活动并不热心，反而对共产党的活动表现得很热心。同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到广州，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党员的影响和团结下，胡宗南的政治态度倾向进步。他与中共党员蒋先云等左派学生较为合拍，与军校卫兵司令、共产党员胡公冕来往密切，还参加了由中共党员李之龙创建并主持的“血花剧社”，对剧社的编演活动十分投入与热心，创作了一个革命青年同反动的北洋军官进行斗争的剧目。胡宗南接近共产党，倾向共产党，甚至差一点成为共产党员。

胡宗南原本就有一种强烈的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意识，当他读完了周恩来编写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简要讲义》后，从内心对这位政治部主任感到佩服和崇敬。于是，胡宗南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周恩来的宿舍里去看望和请教。周恩来认为胡宗南思想敏锐，民族感很强，对政治有强烈兴趣，字写得尤为漂亮。于是，周恩来注意通过一些实际工作来影响胡宗南，促使他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凡是在政治宣传活动紧张的时候，周恩来就把胡宗南拉来帮忙，帮助策划或写作，或抄抄宣传材料等。胡宗南亦十分乐意，干得十分投入。胡宗南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到军校教导一团第三营任少尉见习。

1925年9月，黄埔军校教导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胡宗南在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任少校副营长时，仍然是有空就去看望周恩来，虚心地向周恩来讨教问题。不过，胡宗南最终没有加入共产党。其原因就在于胡宗南从小接受与形成的浓厚封建思想，以及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的新军阀思想，压倒了他脆弱的民主革命思想。在1924年底至1925年，黄埔军校左派“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由于胡宗南迟迟未能加入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因此被右派认为是跨党分子，扬言要对他采取行动。在贺衷寒的劝说下，胡宗南最终选择了右派。1925年12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后，胡宗南在驻军潮、梅地区时，正式加入“孙文主义学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被软禁了一天。随后，蒋介石对第一军里的中共党员下了逐客令，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被迫离开第一军。胡宗南不避嫌疑，特地赶去为周恩来送行。周恩来走后，胡宗南感到很失落，他对黄埔一期好友蒋超雄说：“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了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了。”“再过几十年，你们才会明白我这话的意思。”

二、劝说“抗日第一”

1932年5月，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安庆，准备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从此走上了反共道路，最终“以剿共成名”。1933年春，胡宗南率第一师退出汉中，移住甘肃陇南地区。1934年冬，率部入川驰援，参加蒋介石重新部署的对红四方面军的“川陕会剿”。1936年2月，胡宗南率部驻军潼关附近。4月，第一师扩编为第一军，胡宗南任军长。胡部扩编为第一军后，接到蒋介石电令，因为8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进入甘肃，陕北中央红军南下接应，陕甘军事形势吃紧，于是调胡宗南部速回陕甘进剿。1936年9月19日，胡宗南率部从湖南回到陕西关中，驻军咸阳、凤翔一带。9月25日，向甘肃进发。这时，全国与西北的形势都在迅速发展，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随着日本侵华活动的加剧，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在这段时期里，胡宗南的思想非常矛盾。一方面，胡宗南不得不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另一方面，胡宗南身上有着很深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结，剿共确非他内心所愿，而对抗战则向往已久。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胡宗南并不完全赞同，他曾向张学良抱怨，“剿匪是无期徒刑”，并说周恩来是他的老师，徐向前是他的同学，等打一仗再讲和。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进行秘密谈判，还利用各种关系，对国民政府中有影响的军政大员进行联系、疏通、说服与团结的工作，积极争取与团结一切有抗日爱国思想的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将胡宗南作为重点争取与统战的对象。中共方面认为，胡宗南有一定的民族民主革命积极性，曾接近中共党员周恩来、胡公冕等人。在东征、北伐中立有战功，表现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后来国共分裂，他出于多种原因，跟着蒋介石走了。在十年国共内战中，他的部队也参与了对红军的围剿。但当日寇侵华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深重时，他表现了很大的爱国热情，多次请缨抗日。胡宗南是国民党军人中一个典型的具有两面性的将领。基于以上原因，中共方面从1936年6月开始，对胡宗南进行积极的争取、团结、说服与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首先向胡宗南伸出统战工作之手的，是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就在胡宗南率军重回西北之际，1936年9月1日，周恩来亲笔写了一封密信给胡宗南，信是经胡公冕转交的，全文如下：

“宗南同学：黄埔分手后，不想竟以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衷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日寇侵绥，已向西北迈进，其航空总站设于定远营，航空线竟遍布陕、甘、青、宁四省。兄素有志西北，试想今日之西北，岂能再容退让，亦岂能再操同室之戈？敝方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起见，已集合全国主力红军于陕甘、宁青，并向贵党呼吁，立停内战，共谋抗敌。顷更致公函送于贵党中央，表示我们抗日救国方针及愿与贵党重谋合作之诚意。久闻贵方当局及黄埔同学中有不少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今国难日亟，敝方提议或不致再遭拒绝。惟合作必以停战为先。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1936年10月前后胡宗南收到此信，他看完信后，默然良久，不道然，也不道否，亦没有给周恩来回信，因而也未与中共方面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但是，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周恩来亲切热情的规劝与引导，在胡宗南的心中造成了强烈的震荡，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据胡宗南后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中共地下党员）回忆，胡宗南对周恩来的这封信极为珍视，并妥为珍藏。他对周恩来所说“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这句话尤为感慨。

然而，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忠心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他基于本身利害关系，只能对蒋介石效忠、服从。蒋抗日，胡拥护；蒋反共，胡追随。所以，当蒋介石要胡宗南第二次率部入甘执行剿共任务时，胡宗南不得不再次进兵。就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谈判期间，周恩来在西安见到了胡公冕，非常高兴。当时，胡宗南正驻兵甘肃固原县一带，如果他执行何应钦的命令攻打西安，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周恩来对胡公冕说：“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带上我和杨虎城将军的亲笔信到胡宗南那里，制止他行动，避免双方发生冲突。”胡公冕立即赶往胡宗南的驻地，将两封信交给胡宗南。胡宗南当即将杨虎城的信撕掉，但对周恩来的信却从头到尾细细读过。胡公冕对胡宗南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如攻打西安后果十分严重，你也将成为民族罪人、历史罪人。经过胡公冕晓以大义，胡宗南部最终没有东犯。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面抗战的爆发，1937年8月，胡宗南终于得以率部参加了淞沪战役，在与日本侵略军的作战中付出了重大牺牲。在南京失守后，1938年5月，胡宗南率部在豫东迎战日军土肥原师团，8月参加武汉保卫战，充分体现了卫国御侮的精神。

1938年10月中旬，胡宗南率第十七军团进驻陕西关中，10月底移驻西安。当胡宗南部向关中“转进”时，周恩来就已经洞察了蒋介石的意图，那就是将以胡宗南部填补张、杨被赶走后关中地区留下的军事与政治空白。今后，中共陕甘宁边区直接面对的敌人，将是更难对付的中央军嫡系。此时，周恩来闻讯长沙成立了一个去胡宗南部服务的“青年战地服务团”，正在招收成员。于是，周恩来马上指示负责学生运动的蒋南翔，立即从大学生中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服务团，打入胡宗南身边工作。熊向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蒋南翔选中，并立即受到胡宗南的注意与重视。

从1938年开始，熊向晖长期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并在1943年7月3日向中共中央提供了胡宗南“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的绝密情报，为粉碎胡宗南的阴谋发挥了重大作用。回延安路过西安的周恩来为了与胡宗南交涉、制止内战的爆发，7月10日参加了胡宗南举行的招待酒会。酒会上，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周恩来的一席话，令胡宗南等全都高举酒杯，跟着满杯尽饮。酒会结束，胡宗南陪同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以出自内心的恭敬之情，对周恩来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车启动，胡宗南以军人的姿态，注目敬礼。7月11日，蒋介石与胡宗南正式复电朱德总司令，声明并无进攻之意。12日，胡宗南下令撤退部队重新开回河防，陕北地区的国共军事控制线，开始逐渐恢复到原有态势。

三、策反落魄“西北王”

1945年7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9月在郑州举行受降典礼，接受豫北、豫西日军的投降。1946年7月，胡宗南部进攻晋南解放区，在晋南战役中被解放军全歼了一个旅。1947年2月底，蒋介石、胡宗南再次密谋进攻延安。3月3日晚，熊向晖便将蒋、胡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密报中共中央。3月10日上午，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师长以上将领会议，正式下达进攻延安的作战命令。在解放军主动撤离后，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但是，“延安大捷”后，胡宗南在陕北的处境急转直下，以至于连战连败，损兵折将，不仅1948年4月被迫放弃延安，还于1949年5月放弃了西安，退守汉中，走下了“西北王”的宝座。8月，蒋介石从台湾飞赴重庆召开军事会议，下令固守四川及大西南地区6个月，否决了胡宗南“进军滇西”的方案。胡宗南从重庆返回汉中后，闷闷不乐，心情苦恼透顶，竟闹过自杀的事情。

为彻底解决蒋介石手中这张“王牌”，争取胡宗南弃暗投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上海刚解放，周恩来就把胡公冕请到北京。当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胡公冕是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与胡宗南私交很好，两人既是浙江同乡，又是胡姓本家，胡公冕对胡宗南在军队的升迁出了很大的力。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胡公冕因是中共党员遭到通缉，回到浙东家乡担任红十三军军长。1930年10月，红十三军受挫，胡公冕赴上海汇报工作。1932年9月在上海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1936年2月经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保释，到西安疗养。1937年6月任甘肃省平凉、临洮专署专员。1941年回西安，在胡宗南处挂“参议”虚衔。国共内战爆发后，胡公冕回到上海生活。考虑到胡公冕是胡宗南的恩师，私人感情一直不错，周恩来就请胡公冕挂帅，与十八兵团政治部一起，专门做策反胡宗南的工作。

此前，在1948年到1949年间，胡公冕曾三次前往西安进行策反工作。第一次，胡公冕对胡宗南晓以利害，提出起义方案。胡宗南对这些方案未置可否，只称“需要考虑”，有些动摇表现。第二次胡公冕对胡宗南说，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胡宗南却说如果他起义“会被黄埔同学骂死”，推说要再想一想。胡公冕于是回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了胡宗南的情况。第三次是胡公冕最后一次见到胡宗南，他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败局已定，除了起义投诚之外别无选择。胡宗南却说“不能和彭德怀定城下之盟”，“让北平派大员来谈”。胡公冕判断胡宗南又在耍花招，于是就将计就计，设计脱身回到上海。考虑到胡宗南并无诚意，对胡宗南的策反遂告一段落。

1949年9月，受周恩来委派，胡公冕第四次来到西安，住在原西北军杨虎城的公馆里。他和彭德怀以及西北军区的领导商量，准备派胡宗南当年的亲信将领张新担任劝降任务。张新是胡宗南的同乡，原任整二十四旅旅长，是员猛将，深得胡宗南喜爱。张被解放军俘虏后经过学习被分配到一野总部联络部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护送胡部被俘军官和整编起义的地方团队。无论是出于过去的私交，还是出于国共大势，胡公冕、张新确实都希望胡宗南能在最后关头，举起义旗反戈一击，为解放西南建立伟功。在作好准备后，张新把中共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亲笔信，藏在特制的鞋底里，于9月23日经宝鸡沿川陕公路，直奔汉中。

10月8日夜，胡宗南突然接到侍勤队长唐西园的报告，称在1947年10月陕北清涧战役中被俘的整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最近从西安，经宝鸡，于今日到达褒城，被保密局人员查获，当晚押解到南郑城，关押在侍勤队内，此人显然是中共方面派来的。唐西园请示胡宗南，对此人怎样处置？胡宗南思考了两天。直到10月10日后半夜，他才下令让唐西园带两名武装士兵，乘吉普车去将张新押到绥署胡的住地来。胡宗南一见张新就说：“你回来了？”张新立即开门见山地说：“不是我要回来，是中共西北局派我来的。”并按胡公冕事先的交代，对胡宗南的问话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便脱下鞋子，交给胡宗南。胡走进内室取出文件，随即又走了出来，与张新漫谈起来。张趁机说：“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希望今后能够经常在一起。”胡是听话听音，强笑了一下，故意转移话题说：“你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这一晚，胡与张漫无边际地谈了两个小时。胡叫张回去休息，于是，张被押解回狱。

10月12日，胡宗南第二次传见张新。张新问道：“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胡宗南笑了一笑，又岔开话题问道：“八路军还在秦岭以北吗？彭德怀去打兰州了吗？”张新回答：“是的，彭德怀去打兰州了。如果解放军跟踪南下打汉中，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见面了。”胡宗南又问张新：“你不怕共产党整你吗？”张新答：“共产党既往不咎。”张新谈了一些对共产党政策的见闻与体会。胡似乎在听，忽而站起，忽而坐下，又漫谈了两个钟头，照旧把张新押回原处。

10月15日，胡宗南第三次传见张新。胡问：“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张新告诉胡，赵寿山在中共那边很受欢迎，现担任中共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胡宗南又问张新：“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张新回答说：“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所做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张新的话深深刺痛了胡宗南。胡对张新说：“士为知己者死！你也是黄埔生，你想到校长没有？”张新说：“胡公冕先生说了，你坚持与人民为敌，罪恶就大；你回到人民的怀抱，功劳也大。”胡宗南听了大喊：“士为知己者死！我不能不想想校长，不能对不起校长。”胡一时感情不能自已，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唐西园急忙进来，将张新带回监狱，从此胡宗南再也未传见张新，张新此后一直被关押。

胡宗南三次传见张新之后，整天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夜间睡觉不脱衣、不脱鞋、不盖被，日夜不宁，状若疯人，足见张新汉中之行对胡刺激之深，使胡宗南陷入十分痛苦的境地。若从国共大势而论，胡宗南深知国民党已是山穷水尽，大势已去，共产党取而代之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但是，胡深感以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来说，实在是陷得太深了，蒋、胡之间的荣辱与共，已到了密不可分的境地，要他迈出反蒋的这一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胡宗南终归没有“重新嫁人”，失去了一次为自己重新选择新生活的机会。

周恩来一生中曾多次评点胡宗南，直到1965年7月16日，周恩来在谈到胡宗南时还说：“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不要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周恩来的上述讲话，无疑是对胡宗南最正确、最深刻、最完整的历史评价，可以说是盖棺论定。

作者单位：空军航空大学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