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吴宝

杭州师范大学 沈嫣

浙江等地区许多民营企业擅长运用社会资本寻求股权集资和贷款担保等融资合作，长期以来企业间形成了复杂的融资关系网络。一旦其中一家企业破产，风险往往沿担保链、股权链蔓延，造成风险传染(Allen&Gale，2001)，进而酿成区域系统性风险。2006年，富阳雪达纸业和大众纸业破产在当地引发担保链恐慌；2008年，华联三鑫破产后在绍兴县引发强烈的企业间风险传染，振动地方经济；2011年，温州频繁发生民间逃贷事件，并透过担保链和非正式金融链条危及区域金融安全。这些事件无一不是实体经济以社会资本为载体构建了过于密集的融资网络，并最终引发区域性风险传染，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案例。本文将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区域风险传染的形成机制和危机期间的动态关系治理。

1 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与区域风险传染的形成机制

1.1 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

现有文献仅有部分学者(如，乌兹、汉森、波茨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波茨将社会资本负面效应初步归纳为免费搭乘、合谋排外、限制自由和集体沉沦等4种表现形式(Portes et.al.，1996)。更为具体地，根据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对运用社会资本的个体行动者有人情债成本、过度嵌入的负面效应，限制行动者的行为；对社会资本的运用对象则会造成过度索取、过度中介等负面效应；对群体内部成员又会造成损害行为自主性、限制自由和集体沉沦的负面效应；对群体外成员则突出地表现为合谋排外的负面效应。对于在什么条件下社会资本负面效应将会突显这一问题，仅有的研究文献提出，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来源于网络的封闭性。封闭性的网络缺少与其他网络的联结桥，过高的网络封闭性将使群体外个体无法分享和获取群体内的各类资源，使群体成为具有排外性的派系群体，从而增强了整个网络内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平衡。另外，基于高网络封闭性的社会资本更容易滋生和维持负面规范和行为，从而对群体内成员产生外部负面效应。

1.2 区域风险传染的形成机制

现有文献已经表明，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融资行为存在重要联系。由于受到明显的金融抑制，中小企业往往需要借助于企业间融资合作来获取资金，相互间形成复杂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是促成企业间融资结网的重要因素。企业通过积极运用社会资本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合作信息，缓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为融资合作提供信任基础。社会资本的参与对企业融资结网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合作机会，提高企业在融资网络内的程度中心度，而且限制了企业对融资结网对象的选择。由于社会资本依存于既有的各类社会关系网络和基于关系网络的规范内容及特殊信任，社会资本的参与将影响企业融资结网对象的选择。个体社会资本对融资网络内节点结构属性的影响会对融资网络的宏观结构施加作用。

图1 区域风险传染形成机制的概念模型

另一方面，企业的融资结网行为不单单是企业间的融资合作，解决共同的融资难和投资难问题，也在合作双方之间构建了实质性的风险依赖关系，融资结网对象呈现“共损共荣”的特征。融资关系链客观上成为风险传染的主路径。风险传染是指企业间财务困境的传递，最为典型的就是单家企业破产引发的多米诺骨牌式的破产连锁反应。类似的案例在浙江等地屡见不鲜。为何个体社会资本的积极运用最终却促成了区域系统性风险集聚？究其原因在于，社会资本的积极运用有助于增强融资网络内的抱团凝聚程度，提高融资派系的平均中心度，扩大主要派系的规模占比，从而降低网络破碎程度，为大规模风险传染提供条件。同时，社会资本的参与将提高派系内部的凝聚系数，增加风险加速效应和多米诺效应，进而加剧派系内部的风险传染。凝聚系数是决定派系内个体风险传染效应的更为关键的变量。高凝聚系数的派系结网模式更具有风险性，个体风险在这类派系内更容易演进为系统性风险。从风险角度看，社会资本的运用表现出了负面效应。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了企业间融资结网及其风险传染问题，并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大规模风险传染的发生机制就是社会资本负面效应在融资结网情景下的形成机制。

2 区域风险传染过程中的关系动态治理

社会资本理论为理解企业行为的动态交互提供了思路，不仅与区域风险传染形成紧密相关，也与这类传染危机的治理模式存在内在关联。危机使企业的关系网络具有更强的动态性，一部分原先存在的关系会在危机冲击下断裂，一些新的网络关系会被激活，还有一些关系也会在目的、方向、内容和强度上做出调整。现有文献对关系形成和调整的解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资源需求是企业结网的动因，按照这类观点社会资本提供的关系机会是企业结网和调整网络的重要限制；而另一种观点则提出建立新关系的机会反映了现有社会资本水平，企业动态调整网络的能力是建立在企业现有社会资本的基础之上。同时，危机会使原有网络结构趋向松动，介于断裂与重构之间的临界状况，从而关系网络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临时性和灵活性，也使社会资本具有更大的运作动机和运作空间。因此，危机期间的关系动态特征更为典型，为考察关系动态机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在组织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企业关系网络的动态重构是危机治理的重要方面，而资源需求和社会嵌入性是企业关系网络动态重构的两大动因。遭受危机的焦点企业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重构关系网络取决于企业的网络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危机期间的资源缺口，同时网络重构的动态过程又受到社会资本运行的规范。危机潜伏期间企业并不存在资源缺口，也无须过度依赖关系网络，外部关系网络也保持稳定状态，通过内部危机处理就可应对潜在的危机。随着危机的最终爆发，企业面临的资源缺口迅速增大，此时焦点企业利用关系网络提供的资源救助依然还有机会在发作期控制危机。然而，在发作期的后期，企业的资源缺口远远超过了现有关系网络的资源载荷，危机恶化使网络伙伴也面临着风险传染的危险，关系网络趋向断裂，焦点企业可能因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而最终破产。此时，企业就面临着网络重构临界点。在资源需求和嵌入性的双重驱动下，现有的关系网络可能得以重构，一部分网络关系会在危机冲击下断裂，一些新的网络关系会被激活，还有一些关系也会在目的、方向、内容和强度上做出调整。成功的网络重构将使企业的网络资源在短期间迅速增长到超过企业资源缺口的峰值，从而确保企业安全度过危机，并为企业构建出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危机治理中关系网络的动态演进受到资源需求的驱动，危机期间网络重构的目的也在于帮助焦点企业获取急需的资源。同时，社会资本及其嵌入性又规范着危机期间关系网络重构的动态过程，企业总是习惯于遵照关系强度法则安排重构路径，按原有关系强度高低，逐次激活网络救济关系，直至获得充足的应急资源。

发生于浙江等地的众多案例均证实了上述观点。关系网络的动态重构过程不仅受到资源获取的驱动，更受到社会资本运行机制的规范。企业总是习惯于遵照关系强度法则安排重构路径，按原有关系强度高低，逐次激活网络救济关系，直至获得充足的应急资源。

3 结语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对发生于我国各地实体经济领域的风险传染现象做出了理论解释，本文提出社会资本的积极运用最终使企业间形成结构复杂的融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积极运用有助于增强融资网络内的抱团凝聚程度，提高融资派系的平均中心度，扩大主要派系的规模占比，从而降低网络破碎程度，为大规模风险传染提供条件。同时，社会资本的参与将提高派系内部的凝聚系数，增加风险加速效应和多米诺效应，进而加剧派系内部的风险传染。另外，本文还对危机期间动态关系治理进行了研究，提出社会资本的运用规范了危机期间关系网络重构的动态过程，企业总是习惯于遵照关系强度法则安排重构路径，按原有关系强度高低，逐次激活网络救济关系，直至获得充足的应急资源。

[1]吴宝,李正卫,池仁勇.社会资本、融资结网与企业间风险传染——浙江案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03).

[2]Ahuja G. Collaboration Networks, Structural Holes and Innov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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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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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ukin S,Dimaggio. The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M].Cambridge1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