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绍国

是春天吗？温州已经入春，虽然瓯江两岸杜鹃花没有动静，而我家楼下紫红色桃花开了，奶白的玉兰花也开了。这是2010年3月25日下午，北京沙尘暴刚刚过去，天高风响，路面还有冰渣。两辆出租车出北京东郊，入京通高速，再入京哈高速，从白庙出，南走通州原野，不见飞鸟，凋敝荒凉，正处冬的尾巴上，倒也干爽。

温州五位作家，王手、哲贵、马叙、东君和我，到通州通惠陵园给林斤澜先生谒坟。清明节没到，陵园少人，卖迷信品的男女一拥而上，我们摇摇手，只到一个花店买了两个花篮。陵园前边是乱坟岗，先生所在的区域规制好些，墓碑也整齐些，但我在去年4月26日参加葬礼时候在心里做过标记，今天一下还是走错了。这里不分区，不分排，不分号。像是人人平等，这倒也好，也合先生之意。

先生曾说过“落叶归根”，说过“到最后，我总要整个交给温州”的话。2003年，在温州，我和哲贵陪他和他的妹妹、妹夫们到黄龙公墓去，给他的父母谒坟。后来在边上转了转，他的神色也微笑，也深沉，可始终没说什么话。那个公墓阳光普照，松柏葳蕤，气清人静。但是规模不够大气，稍微凌乱，统一性弱。先生安葬在通州，他可能想不到。先生信奉佛教，不甚虔诚，不信轮回，但相信人死后灵魂存焉。我唯一不相信先生这一个，在我看来，人同任何生物一样，一死便什么都没有，当然，葬在何处更是无所谓的事。

通惠陵园，倒有两只黑鸟飞来飞去。我想起去年，先生的骨灰盒被刺目的红布包裹着，一个年轻的司仪，故作悲痛读着千人一律的祭文，高亢而沉闷，余华、章德宁和我流泪了，因为当代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就这样被一个拿钱的俗人“打发”了。余华后来说了两个字：“荒谬！”我的心显得空空荡荡的，却毫无办法。

先生的一生不平静。1937年，民族危难，14岁的林斤澜投身抗日的洪流。蒋介石政府不讲民主，不讲自由，腐败了得，林斤澜加入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党外党内，险象怀生，明枪暗箭，毛骨悚然。1946年潜入台湾，次年终于被捕，差点被流放到没有人烟的火烧岛。由于被捕，历次运动都要被审查。甚至有人说：“等到解放了台湾，看你林斤澜怎么说！”1957年反右，北京文联成立林斤澜专案组，虽然最终“漏网”，可也魂魄冰冷，短气长吁。1961年，女作家刘真揭发林斤澜在西双版纳要出逃缅甸，审查再三。“文革”时温州也有人写材料，说四十年代林斤澜就是国民党三青团，林斤澜牛棚中被拉出来，军宣队又是一再拷问。纵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也焦急过，愤懑过……

现在安息了。也好。

我与先生的老友邵燕祥夫妇约定，次日在新侨饭店见面谈天。邵燕祥说新侨饭店在哪儿，怎么走怎么走。我到了，原来就是同仁医院的边上。先生得病就住在这里，多年来进进出出，2001年末第一张病危通知书就是从这里发出，我和哲贵就到这里看过他。当然，先生也是从这里去世。邵燕祥对我说，中国文坛许多会议就是在新侨饭店开的，这里是风起云生之处。是一个象征地。1978年，林斤澜曾在这里的会议上发言：“解放以来，我们都谈文学外部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谈谈文学内部的事情？”那时政治斗争的神经还绷着，有人认为林斤澜的话不合时宜。

当年的老上级黄先河（他的夫人也是林斤澜的同学），解放后做了第一任温州市市长，写信给林斤澜，意思要林斤澜回来，当宣传部长。林斤澜拒绝了。这个有着强烈人民观念和祖国情怀的人避行政道，决然毅然走上艺术之路。他读鲁迅，接近沈从文。编辑家章德宁说：“在各个时期，林斤澜的短篇小说艺术，总是走在中国作家的前列。”他的小说《门》《白儿》《黄瑶》《哆嗦》《去不回门》《隧道》《溪鳗》《李地》等是中国小说的瑰宝。他歌颂国人生命的韧性，思考中国的已往和现实，心得深刻。雷达说，林斤澜的风格是极其独特、无法重复的。他去世后，白烨感叹“中国短篇小说从此无大师。”林希也称之为“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大家公认的短篇圣手”。李敬泽说，林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近乎已成绝响的文人，他很有文人的风范，他毕生的写作为中国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包括对中国现代汉语可能性的探索都是做出了很獨特的贡献。

躺在病榻上的斤澜，虽然失语失声，但眼睛和胳膊都还能自主地转动。我走上去首先向他伸出大拇指，这既是对他的生存勇气的鼓励，更是对他在中国历史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人文品格的赞颂。我认识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斤澜从没有伤害过文友。记得在1957年反右期间，他总是紧闭双唇或以各种理由逃避会议。因而，他似乎理解了我伸向他拇指的意思，脸上的冰霜慢慢地开始融解，继而出现了一丝快意的笑容。

我的眼圈红了，为了怕让斤澜看见我的眼泪，伤及他病危的身体，便紧握了他的手一下，慢慢离开病榻。这时我才发现，心武不知何时离开了病房。陪我同去医院的妻子，低声告诉我：“他在阳台上流泪呢！”我在阳台上找到了心武，劝他节哀的同时，眼泪也涌出了眼帘———之所以如此，因为斤澜是我们忠厚的文学兄长。

这是从维熙《最后的微笑———悼斤澜》中的两段。文中提到的刘心武先生，在林斤澜去世后，写有《人淡如菊文如金》。“文如金”固然对，“人淡如菊”说对了一部分，他人生的常态，即在名利上的确做到“淡如菊”，但先生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感情强烈。邵燕祥说：“在他独处的时候，在他沉思的时候，在他与朋友谈心，质疑某些人情世态的时候，他不笑，他的脸上甚至罩着一层愁云。他睁着两眼盯着你，要倾听你的意见，你会发现，他一双严肃的眼睛上面，两眉不是舒展的，微皱着。这时你想，他是仁者，但不是好好先生，不是和稀泥的。他胸中有忧患，他因忧患而思索。”

他最终同浩然分手。浩然被茅盾称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一个”，对农村严峻的现实视而不见，鼓掌“艳阳天”，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之后，他仍然歌颂“金光大道”，高唱路线斗争，是无作家良心。“文革”中，被江青所青睐。四凶覆灭后，北京批斗浩然，林斤澜高喊：“浩然是好人哪！”遽晕厥。林斤澜这样认为，浩然写《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出于单纯，和江青靠近也不特别主动，可以理解。作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的实际负责人，虽然对老舍之死等负有责任，但他比较温和，为人厚道。1978年后，林斤澜两次在家摆了“团结宴”，王蒙、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都参加了。浩然拘谨。林斤澜以大哥身份，称过去的事不提，多多写作。其他人都没提，只是刘绍棠说了一句：“文革”中你在通县大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当面的质问情有可原，林斤澜赶紧说，我们喝酒，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刘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但，浩然并没有客观地反思“文革”，更没有好好地反思自己。浩然说：“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包括《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后悔过，相反，我为她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这就叫林斤澜失望了。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次看似重大的会议上，浩然说：“文学就是宣传。……要把文艺事业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作家要重新组织，整理阶级队伍。”———经过各种运动的人，该知道“整理阶级队伍”意味着什么，令人不寒而栗。

2007年，北京市评审第二届文学“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第一届“终身成就奖”被王蒙拿走了（王蒙这大半生拿走了太多的奖），第二届应该轮到林斤澜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陈祖芬、毕淑敏、曹文轩提出要给浩然，理由是两点：一、浩然的影响大；二、浩然快不行了，林斤澜身体还行。刘恒、刘庆邦、史铁生、邹静之认为应当给林斤澜。后来得“杰出贡献奖”奖的史铁生说：“如果‘终身成就奖不给林斤澜，那么设立‘杰出贡献奖也没意义了。”刘庆邦有些激动，说：“评文学成就呢，还是评什么影响力，浩然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力！”这结果是投票表决，据说林斤澜险胜。我把大概意思通过伊妹儿问了参加投票的当事人徐坤，这位文坛当红女作家狡黠答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既然你已知道，就不必我回答了。呵呵。”

尽管“淡如菊”，林斤澜和我的通话中还是有些得意：“今年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蒲松龄奖，一个是终身成就奖。”

我感到苦涩。我想到，郭沫若的文学成就怎么能同沈从文相比，一个如入中天，一个命运多舛。被文坛广泛敬仰的巴金，写了随想录，有大人物咬牙点名：“那个姓巴的……”

通惠陵园。林斤澜的骨灰就在我们的脚边。王手、哲贵、马叙、东君和我都无言。著作等身，卓尔不群，高尚完美的人生，一生一世的进步事业……浙闽山门，温台交界，雾都重庆，隔海台湾，干燥京华。世像如戏，人生如梦，边晴边雨，该暖实寒。我们很快走开，天空清明也混沌，有白云飘忽，不知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