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市832000)

一、引言

信息披露质量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较低的信息披露质量导致了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对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和发展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政府对市场干预的行为变得更加普遍，为迎合政府政策或是公司预期业绩，上市公司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采取一些措施对盈余进行操纵，或是降低信息披露质量。掠夺性干预给公司带来了严重的政策性负担，削弱了公司的竞争能力，保护性干预则弱化了公司依靠经营能力改善获得发展的竞争动力，公司无法真正成为在市场经济中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竞争主体，干预行为加重了政企不分的问题，违背了中央政府强调的政企分开、下放经营权的改革方针。因此，政府的行为对公司成长有一定的影响。政府干预是上市公司提升报告质量的基本制约因素，进一步约束政府干预行为、推动政企分开，是实现上市公司透明化运营的重要制度前提。本文通过研究政府干预、盈余管理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探讨政府行为对公司盈余管理和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为公司在市场经济中的健康发展指明道路。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政府干预与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信息披露文献表明，来自于同一行业的信息披露水平相当(Inchauati，1997)。比如，被管制严格的行业或政治成本较高的行业(如美国的烟草、石油与天然气行业)往往倾向于更多地披露信息，然而高竞争行业可能为避免竞争信息的溢漏而较少地披露信息。Bushman、Piotroski and Smith(2004)跨国实证表明，政府对公司和银行的直接控制和干预越多，为了隐藏官员的干预行为，该国的财务透明度往往很差。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1:政府干预与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

(二)政府干预与盈余管理

为了政治成本考虑而压制公司的透明化披露、为了实现政绩目标而放纵公司的盈余管理，政府干预的存在将削弱公司的披露意愿，降低会计盈余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另外，干预模式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外部投资者对盈余的解读和预测能力，因而我们认为，政府干预行为将对公司的盈余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2:政府干预和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

(三)政府干预、盈余管理与信息披露质量

盈余管理和信息披露分别影响着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政府干预越严重的地区，其负相关程度越高。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低，公司盈余管理空间就越小，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低，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高。综上，本文提出:

假设3:信息披露质量和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且政府干预加剧其负相关关系。

(四)公司规模与信息披露质量

规模大、成长性高的公司盈余信息含量更大，这与Fan and Wong(2002)的发现一致。与规模较小的公司相比较，规模较大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了“规模对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产生正向影响”的观点。另外，对外信息披露也可能是由于竞争对手争夺财务资源所致，因为小公司较少地受到公众与管制法规的注意，从而更多地披露信息未必能够获得争夺财务资源的竞争优势，对它们来讲，其信息披露成本相对较高，因而小公司从增加对外披露所获得的净收益较少，所以小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会低。为此，我们提出:

假设4: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规模正相关。

(五)净资产收益率与信息披露质量

当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时，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观意愿更高。相反，亏损公司在亏损年度存在着人为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陆建桥，2002)，Jevons Lee等人(2000)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存在人为调高利润的动机和后果。本文以净资产收益率(ROE)这一综合指标作为财务收益能力的替代变量，由此提出，

假设5:信息披露质量与净资产收益率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我们建立模型如下模型:

其中α是截距项，β1是自变量的估计系数，yeari为年度虚拟变量，ε是回归残差。变量定义如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含义表

(二)模型设计

1.信息披露质量(tran)的衡量

本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公布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年度考评等级衡量信息披露质量，它从整体上反映了上市公司年度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评级分为四等，以tran代表信息披露质量，则tran的取值由高到低，“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分别为4、3、2、1。

2.盈余管理的衡量

盈余管理的计量主要有应计利润分离法、分布检测法和特殊项目法等三种。这三种方法各有优劣，在国内外盈余管理有关研究中用得较多的是应计利润分离法。夏立军(2003)对国外主要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及其调整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的使用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中国股票市场上使用截面数据并分行业估计的Jones模型经过一定调整后能够较好地揭示出盈余管理的程度。因此，本文使用上述调整后的Jones模型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模型如下:

其中DAi是经过上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公司i的当期非正常性应计利润，代表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TAi为公司i的包含线下项目的总应计利润，即TA=NI-CFO其中NI为净利润，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Ai为公司i上期期末总资产;NDAi根据以下方程(2)计算取得。

其中，NDAi是经过上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公司i的正常应计利润，△REVi是公司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和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PPE是公司i当期期末固定资产原值。

α1，α2，α3是行业特征参数，其值根据方程(3)，运用不同行业分组的数据进行回归取得。

α1，α2，α3是α1，α2，α3的OLS估计值，GAi是公司i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即GA=EBXI-CFO，其中EBXI为经营利润，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εi为剩余项，代表各公司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中的非正常应计利润部分。

3.政府干预程度(gf)的衡量

用樊纲、王小鲁(2011)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指数来度量，指数越高，代表政府干预程度越低。其中2010年的数值是由1997-2009年的政府干预指数加权平均得到。

四、样本数据与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取深圳A股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信息披露等级来自深证交易所网站，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以及不能获得相关变量数据的公司后，最后确定样本为3185个观测值，其中优秀等级约占11%，良好等级约占63%，及格等级约占23%，不及格等级约占3%，各个等级比例保持了最初样本的结构分布，样本分布见表2。

表2 样本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披露为优秀的公司数量逐年增加，不及格的公司有所增加，从所占的比例来看，良好等级的公司达62.61%，披露为优秀的公司比例仅占11.08%，说明公司披露过程中受一些因素影响，譬如，政府政策、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等。

(二)描述性统计

表3 描述性统计

表3描述了全样本，显示了变量的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披露质量的均值为2.82，处于(1，4)区间的2和3之间，说明多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等级处于及格与良好之间，如果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有望得到更多的“良好”，企业披露质量也将进一步提高。

(三)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检验了各个变量之间的Spearman和Pearson相关性系数，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Spearman和Pearson的相关分析结果

由表4可以看出，在Pearson相关性检验中，盈余管理(dtac)与信息披露质量(tran)呈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gf)与信息披露质量(tran)同样负相关。另外交叉变量(gfdt)、净资产负债率(roe)、公司规模(size)均与tran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前面预期基本一致，这说明这些变量对信息披露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同样，Spearman的相关分析结果与Pearson基本一致。

(四)分组检验

1.按政府干预水平高低分组

为检验政府干预水平高低对盈余管理与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的影响，选取政府干预指数的中位数来划分为两组，如下表:

表5 按政府干预程度高低分组

从政府干预程度的分组可以看出，无论在政府干预水平高还是政府干预水平低的地区，盈余管理(dtac)与信息披露质量(tran)均为显著负相关关系，并由交叉变量(gfdt)与信息披露质量的显著关系，可以说明在政府干预严重的地区，对其负相关关系影响更大，与假设3相符。

2.按信息披露等级从低到高逐次回归，得到如下结果(表6):

表6 分组检验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到，当信息披露质量按等级检验时，政府干预与盈余管理负相关，与假设2一致，同时，政府干预和信息披露质量呈现负相关关系，验证假设1的正确性。从交叉变量gfdt来看，政府干预对盈余管理和信息披露质量有一定的作用。控制变量在这组检验中显著性不高。

(五)模型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假设的可靠性，对上述三个模型进行回归，并对回归结果比较，如表7:

表7 信息披露质量的模型回归分析

模型1，模型2，模型3均是在控制roe、size等变量和年份的虚拟变量的基础上对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的回归分析。该结果表明，(1)在模型1和模型2中dtac与tran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2)在模型3中，dtac与tran显著负相关，因为在模型3中引入了变量gf和gfdt，由此说明盈余管理与信息披露质量呈负相关关系，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同时验证了假设3。(3)在模型3中gf与tran出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干预使信息披露质量发生变化，政府干预越低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越快，那么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显著地提高，再次验证了假设1。(4)交叉变量gfdt与tran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三者互相影响，政府干预加剧盈余管理与信息披露的负相关程度。政府干预越严重的地区，其负相关性越强。(5)三个模型均可以看出，控制变量roe、size分别与tran呈现显著正相关，分别验证了假设4和假设5，说明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和规模相关。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更愿意及时、准确地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有关公司运营的各种信息。

四、研究结论与局限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不仅与盈余管理相关，而且受制于政府干预程度，从研究结果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低，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实证结果也支持了公司规模假设，财务状况假设。本文研究认为，为了避免外部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及声誉受损，公司管理层往往有动机对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而这种盈余管理的行为将会影响到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可信度。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更加明显，从而其盈余管理也较差，进而信息披露质量会明显下降。

因此，要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应更多的引入市场竞争和市场配置机制，政府应减少甚至消除其对经济的不恰当干预。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开政府对重要资源的垄断，这有助于从根本上切断政府与企业间的经济利益纽带，随着公司对政府的依赖度减少，政府随意干预企业的能力也将被削弱，从而企业对盈余管理操纵就会降低，更有利于增加信息透明度。

本文的研究局限是:(1)政府干预指数仅能搜集到2009年以前的数据，为研究需要，本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了2010年的数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结果有影响。(2)由于盈余管理的衡量方法有多种，文中选用的方法仅能说明本文的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多种方法来研究政府干预、盈余管理和信息披露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探索企业成长的进程，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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