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君 宋海燕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832000)

一、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一直是各界关注焦点。盈余管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适当的盈余管理可以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可以激励管理者的创新能力。然而随着会计丑闻的频频曝光，盈余管理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中性词了，它已经成为高层管理者调节利润惯用的手段，它威胁了会计信息的中立性、公允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影响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误导了投资者从而不利于证券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企业实体来看，经理层负责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对企业具有信息优势，是代理人。与企业订立各种契约的当事人，如:投资者、债权人、客户、供应商、政府监管部门等则不具备此优势，是委托人。而经理层在订立契约前后，都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正是企业经理层所拥有会计信息优势，使盈余管理成为了可能。因此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会降低盈余管理发生频率。Hirst和Hopkins(1998)认为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会增加盈余管理行为的辨识度［1］。Lobo和Zhou(2001)的研究验证了信息披露程度的提高可以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业绩预告信息是关于上市公司未来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与现金流量的预测性信息。现行业绩预告制度规定，当净利润为负、扭亏为盈或业绩幅度变动超过50%时，上市公司必须在定期财务报告正式对外披露之前，将业绩信息向投资者披露，以期帮助信息使用者做出理性决策。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业绩预告信息在资本市场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业绩预告作为一种临时性公告，业绩预告的披露有很大的灵活性，管理层在预告形式及时间上仍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形下，管理层进行自利性披露的动机可能更强。［2］［3］我们认为业绩预告对于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有一定作用，从而可能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框架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相关文献述评;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研究设计;第五部分，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结论。

二、相关文献述评

在国内外，存在大量文献探讨盈余管理问题，本文仅就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披露两个方面对盈余管理问题进行综述。

(一)信息不对称与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指企业管理层在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做出的会计选择。Dye(1988)指出，公司管理层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盈余管理存在的必要条件［4］。Schipper(1989)指出盈余管理的必要条件是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一种形态是存在交流阻碍，而且无法通过改变契约消除。因此，盈余管理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者对了解公司的盈利状况和发展前景的信息要少于公司管理层［5］。

Richardson(1998)的实证研究发现，用买入和卖出价差(bid-ask spread)和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分歧程度衡量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Imhoff和Thomas(1994)则发现，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评级与上市公司所选用的会计政策保守程度正相关，同财务报告的会计数据所包含信息的详细程度正相关。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保守的会计政策(通常代表较少的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

Glosten和Milgrom(1985)建立信息披露质量与信息不对称关系模型。模型显示，当公司信息披露程度提高时，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会下降。Welker(1995)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推断。种种证据表明，信息披露可以降低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此出现了大量研究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之间相关性的成果。

夏立军(2005)认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是影响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两大因素，同时分别影响其财务报告中盈余管理的程度及其信息披露的质量［6］。他们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上市公司可能通过降低信息披露质量来配合其盈余管理。随后，杨德明(2005)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出发，通过一个委托-代理模型分析预测信息的披露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他认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披露的预测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管理层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且管理层故意错误地披露预测信息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管理层披露预测信息将有利于减少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并用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结论。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我们认为管理层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并从中受益。黄新建，张宗益(2004)发现上市公司为了取得股权再融资的资格，在配股以前存在强烈向上的盈余管理动机［7］。而在宣布配股后第2年和第3年，配股企业没有进行盈余管理。也有研究相关公司治理机制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成果。陈小林(2008)通过分析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对盈余管理、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发现，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进行扭亏盈余管理的行为显著要低，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显著要高［8］。

三、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盈余管理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缺少交流的平台，而且这种不完善机制无法通过改变契约消除。先前研究表明，信息披露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业绩预告作为一种前瞻性财务信息，投资者通常据此作为评价公司经济发展前景并作出投资决策的途径。而且，从1998年到2005年业绩预告制度的变迁过程来看，我国监督部门要求发布业绩预告的目标非常明确:降低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前释放业绩风险，增加投资者收益，并保障投资者利益不受侵犯。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1:业绩预告披露与否会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产生影响。

在监管机构对达到披露标准的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做出强制披露要求的同时，一些未达到披露要求的上市公司选择资源披露业绩预告。强制披露信息行为强调的是信息相关性，出发点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自愿披露业绩预告在一定程度上市管理层的一种自觉行为，管理层的出发点是维护自身形象和社会责任，更强调的是信息的可靠性。我们认为，自愿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更加可靠。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2:强制性披露的业绩预告对盈余管理水平产生影响。

发生“变脸”的业绩预告，来源于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我国监管部门规定，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以后，当发现现有迹象表明实际业绩与预告的内容有很大不同时，应该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修正公告必须在定期报告之前对外披露。当修正公告与首次预告的内容的盈利状况相反时，我们就认为业绩预告发生“变脸”。有一句谚语，叫做“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这句话可以形象的表明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当首次业绩预告以后，投资者已经对股票有预期，并选择了适当的投资决策。如果之后，投资者投资的股票发生业绩预告“变脸”，这一现象对投资者有两方面影响:一是调整投资策略;二是调整对股票预期，包括对此上市公司管理层能力和公司形象的预期。这就导致上市公司的声誉以及潜在的融资受到影响。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上市公司管理层会相对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

假设3:与发生“变脸”的业绩预告公司相比，没有发生“变脸”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业绩预告期间是指，业绩预告的公告日期与定期报告日之间的天数。预告期间越长，业绩预告越及时。随着业绩预告制度的发展，业绩预告由原来的只预告年度经营状况到年度季度全部预告。如果每一季度预告时间期限之内，上市公司预期本年利润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亏损、增加或减少，年度的业绩预告也会在季度的业绩预告中出现。但是一般在年度前三季度之内发布的年度预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一般的研究都集中于每年的9月份之后发布的预告。发布业绩预告越及时的公司，离定期报告的时间越长，业绩预告的准确性越差，但是管理层为了保持自身业绩预告准确的形象，定期报告更倾向于迎合业绩预告。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4:

假设4:发布业绩预告越及时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按照业绩预告的精确度(precision)分类，可以分为点值预测、范围值预测、上下限预测、以及定性预测。其中点值预测的精确度最高，定性预测的精确度最低。由于业绩预告的性质，其对准确性的要求较高。上市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形象，以免影响公司的潜在投资者，会基于自身的经营状况发布不同精确度的业绩预告。业绩预告精确度越高的公司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有动力利用盈余管理迎合较高精确度的业绩预告。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5:

假设5:预告精确度越高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与上面的推理相似，上市公司为了保持较小的预告偏差，从而赢得投资者的信任，会选择利用盈余管理来迎合业绩预告。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6:

假设6:预告偏差越小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选择

笔者选取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年到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剔除变量缺失公司、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的观察值、无法或不确定的预告。

公司的行业分类参照了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索引》，其中制造业由于公司数量众多，取两位代码分类(制造业中代码为C2的公司只有3家，将其归入其他制造业C9中)，其他行业取一位代码分类。业绩预告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上市公司其他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经过统计整理，最终得到4341个研究样本。其中2243个样本发布了业绩预告，1520个可以计算出预测中值，即预测值。数据处理采用EXCEL2003和STATA11.0。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1)被解释变量

研究发现，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出的操纵性应计利润能够有效的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操纵性应计利润。采用截面的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绝对值(|DA|)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具体的，我们用如下模型计算，用等式(1)进行分年度分行业回归，然后将估计出来的回归系数带入等式(2)。从而估计出操控性应计项目DA。

其中，TA为总应计项目，它等于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Asset为资产总额;REV为销售收入的增长额;REC为应收账款的增长额;PPE为固定资产原价。

(2)解释变量

对于总样本公司，引入虚拟变量dum来衡量业绩预告披露。如果公司披露业绩预告，该变量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对于披露业绩预告的样本公司，引入虚拟变量force来衡量业绩预告披露方式，当公司强制披露业绩预告时，该变量取值为1，反之为0。引入虚拟变量Change来衡量业绩预告是否发生“变脸”，当公司业绩预告发生“变脸”时，该变量取值为1，反之为0。引入yugaoqijian来衡量业绩预告日与实际报告报出日之间的天数。引入变量precision来衡量业绩预告的精确程度，我们引用先前研究业绩预告精确度的方法，即赋值的方法。当披露方式为点值预测时，赋值为3;当为范围值预测时，赋值为2;当预测是上限(下限)预测时，赋值为1;当预测为定性预测时，赋值为0［9］。最后我们引入Tdeviation来衡量实际盈余与业绩预告值是否一致，计算方法如下:Tdeviation=(AE-PDA-FE)/|FE|，其中AE标示公司财务报告对外披露的盈余;PDA表示未去规模化的随意性应计利润;FE为业绩预告值［10］。

(3)控制变量

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如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公司规模。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三)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模型(1)检验业绩预告的披露与否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样本为总样本，包括发布与不发布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采用模型(2)检验业绩预告特征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和表3分别为对全体样本和发布业绩预告的样本公司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程度(DA)的标准差均较大，说明盈余管理程度差异性较大，且具有普遍性。表3中预告期间(yugaoqijian)的标准差较大，说明公司之间预告期间有很大的差异。从DA的均值来看，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DA的均值大于全样本的公司，说明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比全样本要高，间接说明发布业绩预告会加强盈余管理行为。从预告误差Tdeviation的均值-90.26911来看，说明大多数公司预测值偏向于稳健性和悲观性，以免财务报告报出时产生较差的市场反应。

表2 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发布业绩预告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均值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描述性统计说明的结果，我们对全样本以及发布业绩预告的样本进行均值的差异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发布业绩预告的DA均值大于未发布业绩预告的样本公司，T值为2.9380，说明这一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说明发布业绩预告的样本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大于未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

表4 盈余管理程度均值检验

(三)回归分析

为检验业绩预告的发布以及业绩预告的特征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性，我们首先按模型(1)进行回归处理，检验业绩预告发布与否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性，回归结果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业绩预告的发布与盈余管理程度是正相关的，而且是显著的。说明业绩预告作为一种预测性信息，目的是提前释放股票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提高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减弱了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业绩预告的发布没有降低盈余管理行为，反而加强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然后，我们按照模型(2)进行回归处理，采取逐步增加变量的方法，考察业绩预告强制性与否、是否变脸、预告期间、预告精确度、预告的误差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6。从回归结果来看，业绩预告的预告期间(yugaoqijian)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说明预告越及时，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接受假设4;预告的精确度(precisio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精确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接受了假设5;预告的误差(Tdeviation)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预告误差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误差越小，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接受假设6。但是业绩预告的强制性变量与“变脸”与否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从全体业绩预告样本来说，强制性与否与“变脸”情况与盈余管理没有普遍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检验业绩预告的强制性与否以及业绩预告变脸与否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我们分组进行回归，分别检查不同消息类型(好消息或坏消息)的特征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7和表8。从表7可以看出，业绩预告“变脸”，即从坏消息变为好消息时，盈余管理会降低，支持了假设3。由利空消息变为利好消息，我们认为管理层基于两个考虑:首先，好消息的发布距离财务报告披露日较近，消息相对比较准确，没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必要;其次，为挽回“变脸”造成的信誉损失，管理层会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强制性披露系数force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当好消息的发布为强制性时，管理层没有提高盈余管理活动的动机。

从表8可以看出，“变脸”与否change的系数为正，并且是显著的。说明当业绩预告由好消息变为坏消息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提高。这时，上市公司的信誉受损，而且管理层为掩饰更大的损失，进行了更大程度的盈余管理。强制性force系数为负，且是显著的，说明自愿坏消息的披露的质量是较高的。

表5 业绩预告发布与否与盈余管理相关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检验了业绩预告披露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总体以及分组回归检验以及均值差异性检验，我们得出业绩预告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了所有假设。控制变量在所有回归中结果显著。

六、结论

本文以2007至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整理业绩预告特征变量，包括预告精确度、预告误差以及预告期间等，考察了业绩预告披露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总体上，发布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没有从整体上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程度，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反而提高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动机;管理层为迎合业绩预告内容，避免预告不准确等因素造成自身声誉受损，进行了盈余管理;研究发现预测精确度以及预告期间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预告误差与盈

余管理水平负相关;研究还发现预告为好消息时，强制性预告对盈余管理没有影响，但是坏消息时，强制性预测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提高了财务报告质量，说明强制性预测坏消息起到了保护投资者的作用;从业绩预告是否“变脸”来看，当由坏消息变为好消息时，“变脸”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当好消息变为坏消息时，“变脸”提高了盈余管理水平。

表6 业绩预告特征与盈余管理

表7 好消息组样本预告特征与盈余管理

表8 坏消息组样本预告特征与盈余管理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业绩预告制度制定者、监管部门、证券分析师以及投资者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政策性意义在于:我们应该加强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实施的监管和约束，提高预测性信息的质量，改变业绩预告披露与盈余管理“恶性补充”的作用。监管部门还应该鼓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预测信息，加强披露的监督，并结合财务报告质量，提高会计信息的总体质量，改善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现状，保护投资者利益。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

第一，通过本文研究结论，证券分析师以及潜在投资者应加强对业绩预告特征的分析，结合财务报告质量总体评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第二，由于业绩预告数据获得以及整理过程的困难性，我们仅选取了2007至2009三年的业绩预告的年度数据，虽然统计数量足够，但是具有不完整性。

第三，虽然本文研究业绩预告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其中提及到对公司声誉的影响，但是没有深入检验业绩预告披露特征对以后年度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加大研究样本观测值，同时考察业绩预告对上市公司以后年度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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