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晨

两岸的文化交流，要用前瞻的视野和扬弃政治操作的态度，互信才能由此而生。

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傅高义的新著《邓小平改变中国》顷于台北新书发表，该巨著之所以轰动，不仅在于傅高义本人是研究中国大陆的权威学者，更重要的是，他全貌式地概括邓小平本人的历史定位，倾十年之功完成的本书，完全反映傅高义费尽心力采访关键人物的企图心和史学价值。

这本厚达千余页的中文正体版本中，提及一段李光耀亲口告诉傅高义的秘辛。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知道李不久前曾见到蒋经国，邓托李光耀转达他对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蒋经国的问候和两人见一面的建议。蒋经国和邓小平在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不过，蒋经国对捎来口信的李光耀以“共产党我信不过”为由拒绝了会面之请。

两岸关系与蒋经国、邓小平时代已大不相同，但两岸“信不过”的消除，并没有太大进展。日前国台办主任王毅对“文化部长”龍应台倡议“两岸文化前瞻”论坛，回应说“欢迎来谈，以适当身份谈。”其实，龙应台曾说，两岸制度差异太大，产业谈判有根本困难。王主任的说词正透露两岸现在尚存有未完全消除的“信不过”！

在台湾，民间是文化发展的主体，是主角，政府是搭舞台的“公仆”。和大陆的文化合作，不论是进是退，台湾的民间团体都是自主的、流动的，大陆却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整体。

简单说，高自主性的民间社会是台湾政治运作的重要部分;大陆则是权力高度集中，民间社会自主性低;因为体制差异大而产生的“信不过”，正是两岸文化交流、扩大对接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