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

“‘文革结束时，中国处于书荒状态。”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候不管印什么书，读者都是疯抢，比现在抢iPad还要疯。”

当时顾青还是上海的一名中学生，在新华书店通宵排队，第二天才买到一本再版的小说《林海雪原》。

思想逐渐解冻，老百姓却没书可看。“文革”前的一些经典著作率先再版。按照顾青的说法，“任何一本书都有无数的人来读，简直如饥似渴。”

1980年代逐渐开始的文化热为中华书局的重生铺设了道路，但是很少有人能够预见，19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迅速席卷而来。中华书局也未能幸免。

被疯抢的《管锥编》

“钱锺书的《管锥编》出版时，没多少人看得懂，但是读者依然是疯抢，一下子几万册就售罄。”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管锥编》是钱锺书在1960至1970年代用文言文所写的学术笔记，同其《谈艺录》《槐聚诗存》一样，几乎很难归类到任何一种学术体例。1975年的一天，钱锺书和好友周振甫吃饭，饭毕前者将书稿交给后者看。彼时，周振甫是中华书局的编辑，看完书稿后很快推荐给书局。次年，周振甫提交了审读报告，并附有长达38页的修改意见，钱锺书回复各意见并重新修改，如此至1979年8月中华书局才出版了《管锥编》，四册计百万字。

《管锥编》的出版，两人的交往在文坛被传为佳话，钱锺书在序言中对周振甫赞赏有佳：“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瑞。”

《管锥编》成为“文革”后第一部重磅学术书。即便是如此的名家成熟著作，从审稿、编辑到出版，也历经四年才面世，这成为中华书局严格编辑的典范。

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对于钱锺书《管锥编》的高深，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算是雅俗共赏。”

1979年5月的一天，时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的傅璇琮收到画家黄苗子的一封信：“美国纽约纽普兹州立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这部书的英文原版曾于197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傅璇琮读罢书稿，很快给出审稿意见，认为这简直是一本奇书，写法和观点与国内同类的历史书大相径庭。而“文革”刚刚结束，诸多禁忌并未打破，尤其很难出版海外华人的作品。

中华书局内部，有人建议傅璇琮将该书“婉拒”。而时任总编辑赵守俨大胆力挺，在发稿单签名，计划出版该书并担当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

但又一个更现实的困难出现了。黄仁宇离开中国30年，很少使用中文写作，他自己翻译的中文稿遣词造句很难让人读懂，甚至有语法不规范之处。傅璇琮专门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沈玉成对《万历十五年》的文字润色，并和远在美国的黄仁宇通过书信反复核对。

1982年5月，该书出版时引起轰动，近3万册的首印被抢购一空。更为惊奇的是，黄仁宇坚决不收取中华书局的稿费，把稿费的三分之一交由功不可没的沈玉成，而沈也执意不收。中华书局便把部分稿费折合成样书，寄了200多本给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为黄仁宇最为特殊的著作，包括1997年三联书店版《万历十五年》的责任编辑潘振平也说：“仔细比较黄仁宇先生的著作可以发现，《万历十五年》的文字很典雅，与黄仁宇先生其他著作的文字很不一样，中华书局在这本书的编辑上下了很大工夫。”

文化热退潮

对于重磅学术著作，中华书局毫不疏忽，周振甫和傅璇琮均是中华书局的学者型老编辑。而改革开放后，编辑人员大量不足，总编辑赵守俨和副总编李侃也大胆启用新人。

现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冯宝志，是1977年高考恢复时第一届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班有19个人，1982年本科毕业时有8人被分配到中华书局。”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和北大对接合作了古典文献专业，在文革时停止招生，高考恢复后该专业也得以恢复，学生毕业后大都乐意去往书局，被称为“学有所用”。

冯宝志1984年研究生毕业时留校任教一年，次年到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做编辑。他回忆，“1985年刚到《文史知识》工作时，杂志的单期销量有十几万册，在此之前的几年销量更高。”

《文史知识》创刊于1981年1月，主编由李侃担任。据顾青介绍，该刊在80年代时最高销量达到单期20多万册，读者群主要针对大学生、中学教师及历史爱好者。顾青是冯宝志的师弟，1987年从北大古典文献毕业时最初分配在文学工作室任编辑。

1984年时，应读者要求《文史知识》加印了前三年过刊，次年《北京晚报》开展的“最佳杂志大家评”活动，《文史知识》被读者选为最佳杂志。

但这样的好景不长，80年代末杂志的销量逐步回落，冯宝志分析：“随着相近性质的刊物越办越多，读者也被分流。”《文史知识》虽然不断地探索创新，并集中就学术话题、朝代、地方出专号，1988年还与台湾《国文天地》杂志合办了“台湾专号”，但依然不能在市场上保持创刊时的辉煌。

改革开放之后，图书出版逐渐有了市场化思维，竞争也更激烈。读者的狂欢式购书很快退去，不仅杂志的销量下滑，中华书局在图书市场也备受冲击，1990年书局的实际盈利下滑到历史最低点，仅87万元。

冯宝志说：“在市场化道路上，我们涉足比较晚，在激烈的竞争中压力比较大。发行系统也有所变革，曾经的新华书店一家发行，但90年代开始各种民营书店也纷纷加入。”《文史知识》从90年代逐步回落到单期3万册的销量。

“大家都下海经商去了，我们还在坚守着传统文化这块阵地。”顾青调侃地对记者说起，大学留不住人，出版社也是清水衙门，当时有句俗话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文化热瞬间全面退潮。在1990年代的转型期，中华书局成为了一个尴尬的标签。

“离开中华书局时，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那个年代，从未经历过市场历练，甚至从未考虑过“市场”的中华书局接连面对残酷现实。曾经顶着巨大风险出版并取得良好效益的《万历十五年》，1997年时，三联书店推出新版，成为真正的畅销书，势头压过了中华书局版。据两方出版社透露，三联版在十年间销售近50万册，而中华书局版在二十年间仅卖出8万册。

2004年，中华书局与黄仁宇的合同到期又续签，并在2006年出版增订本，经过“惨痛”总结，对封面设计改进，内页增加彩图。据中华书局相关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增订本至今已卖出21万册，增订纪念本——即精装版已卖出15万册。但总量上依然超不过三联版。

自家创出的品牌书却卖不过别家出版社，这种情况也出现在《管锥编》，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中华书局仅出版单本，并未同时将作者的著作出版系列或全集。

中华书局的经营惨淡，在员工的收入上体现明显。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回忆起90年代末的凄凉，“那时我们才是真正的月光族。”

据中华书局的内部资料显示，至2003年，书局的年盈利总额再次跌至96万元。而改革开放之初，中华书局的年盈利达100万至200万。多年之后，物价和书价已经翻了几番，但盈利在数额上大不如前。据顾青介绍，2003年，他本人的年薪只有3万左右。

顾青还记得，1997年，中华书局85周年庆，季羡林给书局赠写了一副对联，上联赞美“一生正气”，下联却是很写实的“两袖清风”。很难想象，这个出版社在民国时还专门为国民政府印刷钞票，如今却到了没钱可发的地步。

此时，中华书局更换领导班子，试图改革，把出版投向中小学教辅，这期间出版了诸如《小学生古诗词背诵80篇》《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步辅导》系列、《2001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集粹》。顾青回忆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收效甚微。”这种改革举措在书局内部也曾引起争议，“我们的作者都是钱锺书、顾颉刚、季羡林，做的都是学术书，现在却堕落到做中小学教辅书。”外界也评说，中华书局简直是在砸自己的招牌。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几年间，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流失40多人，其中主任与副编审级别的就占30多人。“离开中华书局时，大家都是眼泪汪汪。”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本人在2002年时也选择离开，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学者，2003年领导班子再次更替时，他又回到中华书局担任大众读物编辑室主任。

新的阅读热潮接连不断，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根基不能轻易改变，但也必须面对市场检验，这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虽然也做市场化的普及读物，但我们没有放弃古籍整理这一块，招牌还在。”顾青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