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安迪·沃霍尔 余泽民 译

第一部：青春

A：我喜欢你的房子。

B：漂亮是漂亮，但只够一个人住，或两个彼此十分贴心的人。

A：你见过两个彼此贴心的人吗？

我生活中有一个时期，那是五十年代末，我开始感觉到自己也染上了熟人身上的那些病症。我有个朋友毫无希望地爱上一个有夫之妇，另一个隐瞒自己是同性恋；我喜欢的一个女人，露出严重精神分裂的征兆。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病症，因为从未明确认定自己是哪一种，但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朋友们的病症就像种细菌一样传染了我。

我决定像我所有的熟人那样，接受心理治疗。我觉得，与其为朋友们的病症操心，还不如为自己确诊有什么病症——假如我真有什么病症的话。

童年时期，我总共有过三次精神崩溃，每次相隔一年。第一次八岁，第二次九岁，还有一次是在我十岁那年。那几次得的都是舞蹈症，而且全是从暑假第一天开始发作。我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整个夏季，我都是听着收音机在床上度过的，我抱着那个查理·迈卡迪娃娃，床单上枕头下到处乱扔着还没有剪下的纸娃娃。

我爸爸经常去煤矿出差。我很少能够看见他。妈妈带着浓重的捷克斯洛伐克口音，十分认真地为我朗读，而我肯定会在她读完《迪克·特蕾茜》后跟她说：“谢谢妈咪。”即使我一个字也没听懂。每当我为填色画册着完一页色，她会给我一条荷赛尔牌巧克力。

当我回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别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上学时漫长的步行。我和同伴一起穿过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迈克基斯普特的、衣架上晾满头巾和工裤的捷克贫民区。我不是很招人喜欢，不过有几个要好的朋友。我跟谁都不特别亲近，虽然我以为自己想跟人亲近，因为每当我看见其他孩子彼此倾诉时，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没有人跟我说心里话，我不是他们想与之倾诉的对象。我们每天都要走过一座桥，桥下扔有避孕套。我总是大声告诉大家那是什么，他们听后哈哈大笑。

有一个夏日，我在一家商店谋到一职，是替令人尊敬的沃格先生翻阅一些时尚杂志或欧洲时装杂志。他给我的报酬好像是五十美分，我的任务就是找寻“灵感”。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找到过什么靈感。对我来说，沃格先生是一个偶像，因为他从纽约来，光是这点就令人振奋。不过我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去那里。

但是，当我长到十八岁，一个朋友将我塞进克罗格购物中心的购物袋中将我带到纽约。我始终还想与人亲近。我不断更换室友，希望能和他们成为知己，分担彼此的忧虑，但是之后我是总发现，他们只感兴趣于找一个人能跟他们分摊房租。有段时间，我曾在103街一间地下室里跟十七个人一起住过，可这十七个人里没有一个曾跟我分享过心事。他们也都是年轻艺术家，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艺术团体，我料定他们肯定有心事，但是没人跟我说起过。我们经常在厨房里为哪片火腿肠是谁买的而争执，仅此而已。那时我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所以就算他们想跟我倾诉，我也没有时间听，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而难过。

我整日被工作搞得疲于奔命，回到住处通宵作画。这就是我在五十年代的生活：贺卡，水彩画，偶尔去咖啡馆参加一次诗歌沙龙。

除了长长的工作日外，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则是蟑螂。我住过的每套公寓都蟑螂成群。我永远忘不掉那次羞耻，我带了一叠自己的作品去卡梅尔·斯诺在《哈泼》杂志的办公室，刚拉开作品夹的拉链，竟然爬出一只蟑螂，沿着桌腿溜走了。她出于同情，给了我工作。

所以说，我的室友多得不计其数。至今在纽约，我每晚出门几乎都能碰上一个，对方总会千篇一律地跟我的同伴解释：“以前我跟安迪一起住过。”我总是窘得脸色煞白——我是说，比我平时更白。这种事发生了几次之后，我的同伴心里纳闷，不明白我怎么会跟这么多人一起住过，因为现在他们眼中的我，总是形影相吊。那些认为我在六十年代总是带着半打狐朋狗友参加媒体晚会的人，很可能对我自称“孤单”而感到怀疑，总要求我解释这话的原委。在我的生活中，当我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有人缘，并且寻找知己时，我找不到谁会接受我，因此，当我觉得自己最不孤单的时候，我最孤单，而我刚一决定孤单度日，不想听任何人倾诉时，每个萍水相逢者都开始追着我倾诉那些我已决意不听的衷肠。我认定自己是“孤狼”之刻，却是我赢得一群“追随者”之时。

你一旦放弃什么，就会得到它。我认为这是绝对真理。

我觉得自己染上朋友们的病症，于是去格林威治村看了一位心理医生，向他倾吐了一切，告诉他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失去自己的病症，告诉他我是如何受朋友们的传染。听了之后，他说他将打电话约我再见一次面，到时候可以进一步深谈，但他始终没来电话。现在回想，他的食言有违医生的职业道德。在从心理诊所回家的路上，我顺道去了麦西商场，心血来潮地买了我的第一台电视机，一台RCA牌的十九英寸黑白电视。我把它搬回到位于东75街EI南边的单身公寓，早将心理医生忘到了脑后。一天到晚我都开着电视，尤其在有人向我倾吐心事时，我发现电视正好能转移我的注意力，让别人告诉我的那些烦心事再也烦不了我。真是太奇妙了。

我家住在雪莉酒吧的楼上，麦贝尔·莫塞偶尔到那儿歇闲并唱《你真可爱》。电视让我对生活有了全新的态度。那是座没有电梯的五层公寓楼，开始我住在五楼。后来二层有套房子空了出来，我将其租下，这样一来我在两层都有住所，但是楼层并不连接。自从我买了电视之后，我基本只待在有电视的那层。

我决意当“孤狼”后的那几年，却变得越来越讨人喜欢，并发现朋友也越来越多。从职业上讲，我的业绩不俗，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些员工为我工作，并被允许住在我的工作室里。那时候，一切都很随便，都很随机。工作室里不分昼夜有人来。朋友的朋友。留声机永远播放玛丽亚·卡拉斯的歌，屋里堆满了镜子和铝箔。

波普艺术已经与公众见面，我有很多事要做，很多画要画。我经常从上午十点干到夜里十点，然后回家睡觉，早上再来。当我早上来到工作室时，前晚我离开时在那儿的人仍然还在，并且精神抖擞，始终跟玛丽亚和镜子在一起。

那时我才意识到人们能有多么疯狂。比方说，有个女孩搬进了电梯，直到一周后别人不再给她可乐喝才出来。我不明白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既然由我付工作室的房租，从某种角度讲，这该算是我的聚会，但你别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从来回答不出。

工作室的位置很好，在第47街和第三大道。我们总能看到示威者拥向联合国大楼。有一回教皇驱车穿过第47街前往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赫鲁晓夫也途经过一次。这条大街舒适宽阔，各届名流开始来我的工作室聚会，参加无休无止的派对。我想，有凯鲁亚克 、金斯堡 、芳达与霍珀 、巴奈特·纽曼 、朱迪·贾兰和滚石乐队。1963年在我们一起横穿美国进行混合媒体巡演之前，地下丝绒乐队曾在工作室的一角排练。看上去一切都从那时起步。

反文化、亚文化、波普、超级巨星、毒品、灯光、迪斯科——所有我们认为是年轻时髦的东西——大概都从那时起步。总会有某个地方举行派对：如果地下室没有，屋顶上肯定有；如果地铁里没有，公交车上肯定有；如果船上没有，自由女神像里肯定有。人们无时无地不为派对打扮。《明天所有的派对》是地下丝绒乐队以前常在多姆演出的曲目，那时下东区刚开始改变移民区的面貌，变得时尚，火爆。“那个可怜的女孩该穿上什么，去参加明天所有的派对??”我很喜欢这首歌。地下丝绒乐队表演，由妮可演唱。

在那些日子里，一切都奢靡豪华。你必须有钱才能从“帕拉菲娜利亚”那样档次的精品店或从泰格·莫尔斯那样的设计师手里购买流行时装。泰格会到“克莱恩”和“梅丝”那样的大众店买一件两美金的廉价外套，拆掉上面的绸带和花饰，然后拿到自己的店里卖四百美元。她对配饰也如法炮制。她在购自乌尔沃斯大市场的东西上黏上一个烂玩意儿，然后标价五十美元。她有一种特别的天赋，能一眼辨出哪位光临她商店的客人会买她的东西。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她朝一位衣着得体的美貌女士扫了一眼说：

“对不起，这里没有能卖给你的东西。”

她总能一眼辨出。只要是闪闪发亮的东西她都会买。用内置灯泡从里面照亮女装，就是她的创意。

在六十年代，所有人对所有的人感兴趣。毒品对此也帮了点儿忙。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变得平等起来——名媛与司机，女跑堂与大老板。我有一个来自新泽西州、名叫英格丽的女朋友，编造了一个跟她慢慢走红的表演营生十分相配的新姓氏。她自称“超级巨星英格丽”。我敢肯定这是英格丽的发明。不过我乐意看到有人向我出示，在“英格丽”用了“超级巨星”这个词后我们参加的派对越来越多，她的名字在报上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超级巨星英格丽，“超级巨星”引发了一场媒体战。几周前英格丽打电话给我，最近她当了裁缝。但她的名字仍妇孺皆知。听起来不可思议，对不对？

六十年代，所有人对所有的人感兴趣。

七十年代，所有人开始抛弃所有的人。

六十年代，喧嚣。

七十年代，空虚。

当我购买第一台电视机时，我就已经不太在意是否跟别人关系亲密了。

我曾多次受伤，受伤的程度是那么深，只有当你非常在意时才会感到被伤得那么深。所以我想，我以前确实相当在意，那时还没人听说过“波普艺术”、“地下电影”或“超级巨星”。

总之，在五十年代末，我跟电视机有过一段恋情，直到现在，我卧室里都经常一下子开着四台电视。我一直沒结婚，直到1964年我得到第一台录音机。它是我的妻子。我跟录音机结婚已经十年。当我说“我们”，指的是我跟我的录音机。许多人对这个不理解。

得到录音机，确实结束了我已经所剩无几了的感情生活，但我很高兴看到它彻底消失。不再有任何病症，因为病症仅意味着一盘录制良好的录音带，当一个有趣的病症变成一盘录制良好的录音带时，病症也就不是病症。这个每个人都明白，并且都为变成录音带而努力。你无法辨别哪些病症是真的，哪些是为变成录音带而夸大其词。更好的是，那些对你诉说病症的人再也无法弄清：自己是否真有这些病症，还是仅仅是逢场作戏？

我想，在六十年代，人们忘掉了什么是情感。所以我不认为人们会回想起它。我认为，你一旦从某个视角看待情感，你就再无法将它视为真实。或多或少，我身上发生的情况就是这种。

说老实话，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过爱的能力，但在六十年代以后，我再也不曾以“爱”这个词来思考问题。

尽管某些人吸引过我。在六十年代，有一个让我着迷的人，我对他着迷的程度超过对我认识的所有人。我所体验到的那种着迷，跟某种爱近似。

第二部：成熟

A：咱们不出去走走？外面的天气那么好。

B：不。

A：OK。

塔克茜来自南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一位惊慌失措的美貌名媛离家出走，来到纽约。她身上有股强烈感人的迷茫、空虚、无助的气质，使她成了一面能让所有人想入非非的镜子。塔克茜能将自己变成你所希望的任何角色——小女孩、妇人、聪颖、傻冒、富有、贫寒——什么都行。这是一种神奇、美妙的空虚。终结一切神秘的神秘。

另外，她是一个无法自控的骗子：不管对什么，她都没法儿说真话。简直是天生的戏子。她想落泪就能落泪。她总有办法让你信她，以此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塔克茜发明了迷你裙。她试图向查尔斯顿的亲友们证明，即使一无所有，她也可以活下去。她去下东区买便宜货，偶然买了一条小女孩裙子，她的腰是那么细，再瘦的裙子也能穿下。五十美分的裙子。她是第一个穿着芭蕾舞长袜、戴一副大耳环上街的人。她是个革新者——出于需要，更出于情趣——领导潮流的时尚杂志立刻盯上了她。她太神了。

在一位共同的朋友介绍下，我们相识，这位朋友因在电视的智力竞赛里推销了一个厨具的新概念而发了笔横财。我一看塔克茜，就知道她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病得不轻。非常美丽，又非常病态。真把我弄得五迷三道。

她的钱快花完了。她仍住在萨顿小区一套漂亮的公寓里，她不时能说服某个有钱的朋友给她一大笔。我刚才说过，她想落泪就能落泪，以此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起初，我不知道塔克茜用了多少毒品。后来随着见面的频繁，我才明白她病得很重。

除了吸毒，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搞货、藏货。她会搭上一辆豪华轿车直奔费城，沿途哭诉她没带安非他命。塔克茜就是这样干，她总有办法搞到货，然后把新搞到的货跟藏在衣物柜里的那些货放到一起。

她有一个有钱的朋友常资助她，并想帮助她杀入时装界，让她搞搞自己的设计。那人直接从一位二流设计师手里买下一家位于第29街的制衣厂，房主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幢公寓楼，迫不及待地想离开纽约。资助人接手制衣厂时，里面还有七位裁缝在踩裁缝机，他叫来塔克茜着手设计。所有的运营模式都是现成的，她只需提供设计图样，主要也就是拷贝她自己平时的穿着。

她给裁缝出难题，成天耍弄前任经营者留下的沿墙堆放的纽扣、珠子和边角料。不用我说，这桩生意自然没做大。塔克茜将大部分时间泡在开在上城的鲁本饭馆，点“名流三明治”（安娜·玛丽亚·阿伯吉蒂、阿瑟·戈佛雷和莫顿·唐纳是她的最爱），然后跑进厕所将手指头伸进喉咙，将所有三明治都吐出来。她想方设法防止发胖。她吃啊吃啊，吐啊吐啊，然后吃几片安眠药，一连四天销声匿迹。她的“朋友们”会不时出现，趁她昏睡的时候“帮她整理手袋”。四天之后，她终于睡醒，根本不承认自己睡過。

起初，我以为塔克茜只是囤毒品。我知道囤物是自私的一种方式，我以为她的这个癖好只针对毒品。我见她求爷爷告奶奶地讨来“一剂”，随后放进一个信封里，标上日期，塞到箱底。但后来我才发现，塔克茜的自私表现在方方面面。

她还在做服装设计时，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去看她。地板上堆满绒布与缎子的碎布料，我朋友想跟她要一小块，能够做一本字典的封面就行。碎布堆得满天满地，多得让我们无地插足，塔克茜居然回答：“最好早上。改天你早上再过来一趟，翻翻门口那几只桶，应该能找到你需要的。”

还有一回，我俩一起搭出租车，她哭诉自己身无分文，穷得叮当，但当她打开皮包找纸巾时，我偶然瞥见一个透明的塑料钱包，里面塞满了绿票子。当然，我什么也没说。说又有个屁用？不过，我第二天问她：

“你昨天塞满钞票的那个透明钱包呢？”

“昨天晚上在迪斯科被偷走了。”她说。

总之，她在什么事上都没有实话。

塔克茜还囤乳罩。她攒在皮箱里的乳罩多达半百，从各种色调的米色到淡淡的藕荷色，从深粉色、白色到珊瑚色。上面全带着价格标签。她从来不把标签拿掉，包括她穿的衣服。有一次，那个跟她要过碎布的朋友手头拮据，而塔克茜欠她钱，于是她趁塔克茜不注意时，揣走了一副上面挂着班德尔百货公司标签的乳罩去上城退钱。她走进商店的内衣部，说是她来帮一位朋友退乳罩。显然这不是她的尺寸。女售货员消失了十分钟后，手里拿着那副胸罩和一本登记簿说：

“女士，这副胸罩是1956年买的。”

塔克茜真是个囤物癖。

在塔克茜的化妆包和衣柜里存了数目惊人的化妆品：五十副按尺寸大小排列的假睫毛，五十支睫毛膏，二十管阴影霜，她有露华浓品牌有史以来生产过的所有色调（闪光的，普通的，乌的，亮的）的眼影，二十盒密斯佛陀牌胭脂??她要花好几个小时整理她的化妆包，用透明胶带为每样化妆品贴上标签，她为瓶子掸土，擦亮，每件东西看上去都要完美如新。

不过对于脖子以下，她毫不在乎。

她从不洗澡。

我问她：“塔克茜，去洗个澡吧？”我在浴缸里放满水，她拿着化妆包走进浴室，待了一个钟头。我高声问她：“你在浴缸里吗？”“对，我在浴缸里。”水声哗哗。但我听见她踮着脚尖在浴室里走来走去，透过锁眼偷看，她正站在镜子前，往已经画得不像样的脸上抹更厚的胭脂。她从来不把脸泡到水里，只用吸油纸。那种薄如纸巾的纸片可以通过按压去掉脸上的油光，而不会破坏妆容。她就用这个。

几分钟后，我再次趴在锁眼偷窥，不是看到她在誊写她的通讯簿（也许是别人的，这个并不重要），就是看到她拿着黄皮记事本坐在那儿，列出所有跟她上过床的男人，并将他们分成三类：“睡过的”、“干过的”和“抱过的”。万一她在最后一行写错个字母或看上去有些乱，她便会撕掉那张重新写。一个小时后，她会从浴室里出来，我小心地说：“你没有洗澡。”“洗了，洗了，我洗了澡。”

有一次我跟塔克茜睡在一张床上。有个人追她，但她不想跟他睡觉，于是爬进隔壁房间的床上跟我睡。她睡着了，我却忍不住要看她，因为我既着迷，又紧张。她的手不停地蠕动，它们不睡，不愿静止。她不停地抓痒，指甲划进皮肤，留下印痕。三小时后她刚一睁眼，就说自己没有睡着。

自从跟一位摇滚歌手好了之后，塔克茜跟我们逐渐疏远，关于那人，我只能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终极流行巨星”，在大西洋两岸都迅速蹿红，被视为思想者的“猫王”。我思念塔克茜。但是我在心里暗想，也许现在有人照顾她是件好事，也许他比我们更知道该怎么做。

几年前，塔克茜在夏威夷去世，一位企业大亨安葬了她。之前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她了。

第三部：衰老

A：昨天晚上你怎么没来？你最近的情绪有点异样。

B：只是我不想见到新面孔。我太累了。

A：唉，都是些老家伙，可你没来。你不该关在屋里看那么多电视。

B：哦，我知道。

A：那是一个女人模型？

B：什么做的？

A：最让人兴奋的是：不做爱。如果你爱上一个人，而不做爱，那才让人兴奋呢。

恋爱这东西，如果过分投入，结果反而得不到它。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还是觉得值得投入，那么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跟对方一样多。换句话说，“如果你付出，我也付出”。

人们在恋爱这件事上有那么多问题，总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维尼托大道或永不塌陷的蛋奶酥。应该在小学一年级开一门关于爱的课程。讲美，讲爱，讲性。爱应该是最重要的课程。我一向这样想，应该向孩子们展示该如何做爱；展示并且告诉他们：这件事其实是那么空洞。但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爱和性是门生意。

但是反过来想想，如果没有人带你走出黑暗也没什么不好，你要是早就知道了整件事的因果起始，那么你这辈子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想象或思考，你很可能会因为无事好想而发疯的，尤其是人的寿命越来越长，青春期后还留下好多时间用来做爱。

我对青春期的记忆留下的不多。我由于病病怏怏，老是跟查理·迈卡迪娃娃躺在床上，错过了大部分的青春期，就像错过了《白雪公主》。我直到四十五岁才看了《白雪公主》，我是跟罗曼·波兰斯基一起到林肯中心去看的。这么久的期待，也许是件好事，否则当时我不可能看得那么兴奋。这件事让我又萌生出一个念头，与其很早教给孩子性爱的技巧和空虚的本质，还不如等到他们四十岁时再突然、准确地告诉他们详情。你可以跟一个刚满四十岁的朋友走在街上，跟他聊男女之事，等着他因“什么进到什么里去”的惊诧平息之后，再跟他们娓娓讲述其余的事。刹那间，为他们四十岁的人生赋予了新意。既然现在越来越长寿，那么我们的婴儿期也应该相应延长一些。

正因生命漫长，旧的价值和用途逐渐生效。以前的人十五岁懂得性爱、四十五岁死掉，我想他们遇到的问题肯定要比现在那些八岁左右就懂得性爱、然后活到八十岁的人要少得多。今天的人在这同一件事上消磨的时间实在太多。在这件无趣的事上。

父母们若是真疼爱子女，希望他们尽可能减少生活中无趣、乏味的比例，或许应该尽可能推迟让子女外出约会的年龄，好让孩子们更长久地享有对未来的期待。

实际上，性爱在电影里在书页里，都比在床上刺激得多。幻想的性爱远远胜过真实的性爱。永远不做，是非常刺激的。最刺激的诱惑来自从不相遇的两极。

我热爱所有的解放运动，因为在解放之后，那些一直神秘的事物变得可以理解而无趣，再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被弃置局外，哪怕他们不属于当下的弄潮儿。比方说，寻妻觅夫的单身男女以前常被弃置局外，因为以前婚姻的形象非常美好。簡·怀特和罗伯特·杨，尼克与诺拉·查尔斯，艾瑟尔和弗莱德·梅尔茨，达邬德和布朗黛 。

婚姻生活看起来如此美好，以至于你若没有娶妻嫁夫的幸运，这辈子似乎就活不下去。对孤男寡女来说，婚姻显得美妙异常，陷阱也显得充满诱惑，与之相关的性爱自然显得惊天动地。从来没有谁能找到恰当的词汇来形容它，因为你只有“亲身体验”，才可能领悟它的美好。这简直像是已婚者们的集体阴谋，他们拒不承认婚姻和性爱并非必不可少和美妙无比；然而，他们要是能够实话实说，可以帮多少单身男女释解重负。

另外还有一个人们守口如瓶的秘密：你一旦结婚，床上再没有你足够的地方，而且早上要闻另一个人的口臭。

关于爱情的歌曲多得要命。然而几天前当有人寄给我一首歌词时，我还是感到一阵兴奋，这首歌讲的是他多么不在乎一切，多么不在乎我。写得非常棒。成功表达出他确实不在乎我的想法。

我并不觉得自己单身有什么不好。我喜欢这样。人们对爱情小题大做。本来不必这样。生活也一样，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私人生活和私人情感，是东方式哲人不予思考的两件事。

到底有没有可能将爱情永远维系下去？如果你已经结了三十年婚，在为“你心爱的人”做早餐，他走进来时，他真会感到心跳加速吗？我是说，如果那只是个平常的早晨。我想，即使在用早餐时心跳加速，那也不赖。有人给你做早餐，这不也是件挺好的事。

为爱情付出的最大的代价是，总有人待在你身边，你无法独处，独处的感觉要好得多。当然，还有个坏处就是床上的空间不够用。就连宠物都会在床上占一块地方。

我信奉长期的订婚关系。而且越长越好。

爱与性可以相配，不爱与性可以相配，爱与不做爱也可以相配。但是，与个体相系的爱和与个体相系的性则不是好事。

你对一个地方、一个物件的忠诚度就跟你对人一样。一个地方真的能让你的心脏激动得狂跳，尤其是在你要乘飞机才能抵达的情况下。

妈妈总是说我，别为爱担心，只要确保结婚就可以了。但是我始终知道自己永远不会结婚，因为我不想要孩子。我不希望他们有跟我一样的问题。我不认为有谁该受这罪。

我经常对那些本不该有任何问题的人感到纳闷，他们结婚，活着，然后死亡，一切都该很美好。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哪怕仅仅是马桶的水箱坏了。

我理想中的妻子是有很多钞票，所有的钞票都带回家，此外还有一个电视频道。

看老的战争片时，这样的场景总让我心动：电影里的女郎们通过传话员在电话里出嫁，远在海峡对岸的丈夫们会说：“我听见你了，亲爱的！”我心里暗想，要是总能维持那样的方式该多简单，他们会有多快乐啊。我敢肯定，她们想要的是每个月的汇款。

我有一位电话情侣。我们谈过一段至今已有六年之久的电话恋爱。我住在上城，她住在下城。这个安排十分巧妙：谁也不用闻对方清晨的口臭，又能像别的幸福夫妻一样每日共享愉悦的早餐。我在上城沏我的薄荷茶，往一块烤得干而不焦的英国松饼上抹果酱，而她在下城等着咖啡店送去牛奶咖啡、奶油、蜂蜜烤圆面包（涂上奶油和蜜蜂再稍稍烘烤）和果仁。我们将话筒夹在下巴和肩膀中间，用聊天消磨整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可以一边聊一边溜达，如果想下楼，也可以随时撂下电话。我们不用为孩子担心，只需担心电话线够不够长。我们之间相互理解。十二年前她嫁给了一个搞装饰的“易装王后”，从那之后就等着有朝一日婚姻结束。有人问起，她总是说他死了，被一场泥石流埋掉了。

爱情的病症，就是在你体内发生了某些化学反应。所以说在爱情里肯定有些什么，因为化学的过程对此作出了证明。

年轻的时候，我几次三番地想理解爱情。由于学校里不教这个，所以我转向电影求教，试图弄清到底什么是爱情，应该怎么对待爱情。在那个年代，你确实能从电影里学到某种单一的爱情，但是很难成功地将它付诸实践。我是说，有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观看1961年出品、约翰·伽文和苏珊·海瓦德主演的《后街》，从开始到剧终我都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说他们一起度过的珍贵时刻是如何如何美妙，因而每一个珍贵时刻都成了每一刻珍贵时光的表白。

然而，我始终认为电影本可以更多地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事情，藉此可以帮助那些没有经验的人知道该做些什么，都有什么选择。

在我的早期影片中，我试图表现两个人应该怎么会面，彼此能做什么事，能说什么话。我全部想法就是这个：两个人开始彼此相处。看完这部片子，你会看到这很简单，你会意识到，它讲的是什么。这些电影表现的是一个人如何跟别的人做什么，如何回应。它们就像社会学案例，就像纪录片。如果你觉得它对你适用，它就是一桩案例，如果对你不适用，它就是一部纪录片，至少可以适用于你的某个熟人，能够澄清你与他们关系中的某些问题。

比如在《澡盆女孩》里，女孩们必须跟别人一起在澡盆里洗澡，并且学会了如何跟别人一起在澡盆里洗澡。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拍《澡盆女孩》的过程中。她们在澡盆里见面。然后，这个女孩必须带着澡盆到下一个要跟她一起洗澡的人那里，她将澡盆夹在胳肢窝下，手臂带动着澡盆??我们用的是一个透明的塑料澡盆。

我从没有特别想拍纯粹性爱的电影。假设我真想拍一部性爱电影，我会拍一朵花开出另一朵花。而最好的爱情故事是两只相思鸟待在一个笼子里。

最好的爱情是那种“不去想”的爱情。有一类人有本事让自己在性交中腾空大脑然后用性填满；另一类人永远没本事腾空自己的大脑然后用性填满，在性交的时候他们只会想：这真的是我吗？我真的在干这个吗？这很奇怪。五分钟前我没干这个，过一会儿我也不会干这个。我妈妈回头会怎么说？一个人怎么会想起来干这种事？因此，第一类人——那些有本事让自己在性交中腾空大脑然后用性填满的人——因为性爱更加快活。而另一类人则需找些别的事来放松自己，沉浸到其中。对我来说，那件“别的事”，就是幽默。

我只对风趣的人感兴趣，如果一个人不风趣，我会立即厌烦。但是，如果你周围交往的人对你的最大吸引力都是风趣的话，你会遇到一个麻烦，因为一旦风趣，肯定就不性感，因此最终当关键时刻临近时，你并不会真的被吸引，你没办法真“干那个”。

与其说“干那个”，我不如在床上大笑，钻进被窝里说笑话，我想这是最好的方法。“我怎么样？”“太棒了，非常风趣。”“噢，你今晚真的很风趣。”

假如我去找一个女郎过夜，大概我之所以付钱，是要她给我说笑话。

有的时候，性爱不会褪色。我见过有的情侣之间，性爱经过许多年都没有减弱。

一对情侣在一起生活久了，他们确实会变得越来越相像，因为你喜欢另一个人，所以会学他们的言行举止和一些好的小习惯。而且同吃一种菜肴。

每个人对爱情的看法都各不相同。我认识的一个女孩说：“他不射在我的嘴里时，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用了许多年时间，我对爱情的处理要比对嫉妒的处理更成功。我经常间歇性地嫉妒大发作。我想我是全世界最好嫉妒的人之一。假如我的左手画出美丽的图画，我的右手就会嫉妒。假如我的左腿跳出漂亮的舞步，我的右脚就会嫉妒。假如我的嘴的右一半吃得很香，我嘴的左边一半就就会嫉妒。用晚餐时，假如别人点的菜肴比我的好，我会嫉妒。假如别人用傻瓜相机拍了一张焦距模糊的照片，而我用宝丽来相机拍了一张清晰的照片，即使拍的是同一个场景，我也会嫉妒。从根本上说，如果我不能在绝对的每件事上做出第一选择，我就会发疯。许多次，我之所以做一些我根本不想做的事，只由于我的嫉妒一触即发，担心别人去做而不是我。事实上，我一直努力收购物品收买人手，以防别人在我之前买下它们，之后发现确实不错。这是我生活中最常发生的故事之一。我只上过几次电视，而我对主持人的嫉妒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张嘴结舌。只要电视节目一开始播放，我心里只会想一件事：“我要有一个自己的节目??我要有一个自己的节目。”

我一想到有人爱上我时，就会变得精神紧张。每次遇到“罗曼司”，我都会紧张地带上我的全班人马。一般还至少五六个人。他们先来接我，然后我们一起去接她。你要爱我，就爱我的全班人马吧。

每个人都把她弄糊涂了，不知道在道晚安的时候应该吻谁。如果他们有约会，我也会陪他们去，以回报他们对我的陪送。他们中有一两个人喜欢利用这项服务，因为他们也跟我很像，不希望发生任何事。由于我在，什么都不会发生。每次我去，我都能看出，谁会因我的出现而感到高兴，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任何事都别发生。尤其当他们困在意大利时，你知道，意大利人是多么希望发生什么。显然我是解药。

人们应该闭上眼睛坠入情网。闭上你的眼睛。不要看。

我有几个熟人，他们花费很多时间幻想新的诱惑。以前，我认为只有那些不工作的人才有时间想那类事情，后来我明白了，许多人利用别人的时间幻想新的诱惑。在我的同事当中，大多数人一边领着薪水，一边幻想新的诱惑。

我偏爱朦胧的光线和变形的魔镜。每个人都采用他们所需的灯光。另外，假如你像我刚才建议的那样，到了四十岁才了解性爱，那么你最好偏爱朦胧的光线和变形的魔镜。

爱情是可以买卖之物。有一位年纪较大的超级巨星，每当她被所爱之人踢出门去，总是难过地哭泣，我对她说：“不要担心。等到有一天你成名了，你就可以买下他。”后来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现在她非常幸福。

碧姬·芭铎是第一批真正的摩登女性之一，她们把男人作为玩物，买下他们，然后遗弃他们。我喜欢她这样。

如今城里最时髦的女郎是午夜女郎。她们穿最时尚的衣服。在此之前她们总是落伍，看上去很土，而如今她们第一个穿着新潮衣裳招摇过市。她们变聪明了。午夜女郎有了些头脑。更加开放自由。不过她们总还背着那些难看的挎包。

性爱与怀旧，这个念头非常有趣。我散步在西边四十几街附近，在红灯区一带，看着摆放在门口的那些20×50厘米的女郎照片。其中一个橱窗里有一张照片，让人联想到五十年代的时尚风格，只是没有因为岁月或别的什么原因泛黄变旧，因此我不能確定照片上的女郎们当时是否在屋内，也许那只是一张无意中留下来的旧照片，屋里的女郎并不是玛米·冯·朵伦那样的类型，而是一些神色疲乏的老嬉皮。也许这家店专门服务那些对五十年代有怀旧情结的顾客，他们在那个时代曾经追求过。

现在，一切全都瞬息万变，你刚做好准备，机会已经不再。你不可能完好无损地找到幻想的影像。那些幻想女朋友穿着丝绸衬裙、戴着漂亮的蕾丝乳罩的小男孩该怎么办？他们无法找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企盼之事，除非女孩碰巧逛了一趟当地的二手服装店，但那要比没去更糟糕。

幻想与服装通常形影相伴，但是时光和品行又迫使它们分离。当制衣商用上好的布料做出上好的衣服的时候，一位市井男人不假思索地买一套西装或一件衬衫，只用考虑尺码是否合身，他肯定是穿着一套布料上好、做工精细、潇洒帅气的西服走出店门。

但是工价越来越高，由于钱的问题，厂家做出的衣服一年比一年更次，可是没人抱怨，于是偷工减料——他们始终都在偷工减料，直到极限——直到人们忍无可忍地问：“这哪儿还是衬衫？”现如今，制衣商以不菲的价格向顾客出售垃圾。他们不仅粗制滥造——针脚稀疏，没有衬里，不做衣褶，也不锁边——而且还用化纤布料，从第一次穿到最后一次穿，从来就没有好看过（我认为尼龙是唯一不错的化纤布料）。

现在，每个人买东西都要小心谨慎，否则一不留神，就会买回垃圾。更不要说，还为它花了一大笔钱。这也表明，现在你要看到一个人衣着很好，你就会知道，他在服装和外表上花了许多心思。当然，这也不是好事，因为你根本就不该花那么多心思在自己的外表上。女孩也是这样，不过没那么严重——她们可以对自己的外表在乎多一点，而不会成为讨人嫌的自恋狂，因为她们天生丽质。但是一个在乎自己外表的男人，总是想方设法地让自己有魅力，而这样的男人根本就无魅力可言。

所以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街上散步，看上去很像你青少年时代的梦中情人，也许这人并不是你的梦中情人，而是别人的，只是那人跟你有同样的幻想，很有可能这不是你的梦想，这人决定将自己变成他所选择的模样，而不是做自己。因此，他走进一家商店，买下你们两个都喜欢的这套衣服。算了吧。

你只要想想所有的詹姆斯·狄恩，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

有一回杜鲁门·卡波特跟我说，性爱是某种怀旧的全面彻底的表白。我认为他说得很对。在另一种性爱里含有不同程度的怀旧，由少到多，我敢肯定，在所有形式的性爱里都包含着对某种事物的怀旧。

性爱是对你过去想做的事情的怀旧。

性爱是对性爱的怀旧。

有人觉得暴力很性感。这我始终不能理解。

在妈妈解梦的书里，“爱”总是吉利数字。小的时候，妈妈经常买幸运彩票，我记得，妈妈有一本解梦的书，她查看她所做的梦，从而得知那是好梦，还是坏梦，书里有数字，她用这些数字玩彩票。“爱”总是吉利数字。

当你很想成为某种东西，那说明你真的喜爱它。当你很想成为一块石头时，你真的很喜爱那块石头。我很喜爱塑料娃娃。

有着可爱微笑的人非常迷人。你会想，是什么让他们笑得如此可爱。

一个人在裸妆的时候最诱人亲吻。玛丽莲·梦露的嘴唇不是诱人亲吻的那种，却很适合摄影。

我的一部电影《反叛女性》，本来的片名是《性》，现在我忘了当时为什么要改片名。影片里三个角色由三位易装的男人扮演——康迪·达凌，杰克·柯蒂斯，霍利·伍德罗恩。他们扮演不同水平、不同程度的“反叛女性”。

在诸多证据之中，易装男子是活生生的证据，是过去女人想要成为的样子，现在也有一些女人想成为那样。易装者是理想影星女性气质急救档案馆。他们提供档案服务，将光彩照人的形象在生活中珍存，供人做并不苛刻的观摩。

以前你要想住进单人病房，必须非常有钱，现在，如果你是易装者，便可以住进单人病房。他们想把你跟其他患者病患隔开，但也可能，如今他们可以住满全科的病房。

那些肯花毕生的时间将自己完全变成女孩的男孩十分动人，他们必须非常努力——付出双倍的时间——才能除却那些泄露秘密的男性特征，并且演绎女性特征。我不说他们这样做对，也不说这是个好主意，不说他们这样不算是自我迷失或自我摧毁，也不说他们所作的不算是一个男人在自己生命中可能做到的最荒谬的事。我想说的是，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这一点毋庸争议。将自己变成与自己天生的样子完全相反的样子，成为一个原本也是梦中女人的女人，这很难很难。当电影明星被塞进厨房，他们不再是明星——跟你跟我没什么两样。易装者则提醒我们，明星们还是不同于你我。

有段时间，我们找来许多易装者在我们的电影里扮演角色，因为真正的女孩们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易装者对一切都兴趣盎然。但是后来，女孩们似乎又找回了她们的能量，所以近来我们又和女孩们一起拍戏。

在《反叛女性》中，杰克·柯蒂斯作为女人扮演一位来自新泽西州拜永市的女老师，被强迫给美国先生口交。可怜的杰克，当他终于停下，拍好这段戏后，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不可能是无数女孩被男友抛弃后自杀的原因??”杰克顺口说出了他困惑的想法，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性爱跟其他的苦差一样辛苦。

人们的问题来自幻想。你要没有幻想就不会有问题，因为你会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当然，这样你也不会有罗曼司，因为罗曼司不是别的，正是你在一个人身上找到了你的幻想之物，其实在这人身上并不存在。我的朋友们总说：“女人们在我身上的那个男人，而那个男人并不是我。”

你跟热恋中的人讲话很容易失礼，因为他对一切都太敏感。我记得，在一次晚宴上，我和一对看上去在一起很幸福的情侣交谈，我说：“你们是我见到的最幸福的一对。”这句话还说得过去，但是我又说了一句，使得失礼升级。“这肯定是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故事。我一看就知，你们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刹那间，他们俩的脸都拉长了，转身离去，之后整晚都不再看我的脸。我后来才得知，他们为了能在一起，抛弃丈夫，抛弃妻子，抛弃了各自的家。

跟别人谈论他们的爱情生活时，要格外小心。恋爱中的人们，会使他们问题的比例变得古怪，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说错什么话。

想想你认识的人遇到的爱情问题，真的很怪，因为他们的爱情问题跟他们的生活问题迥然不同。

我有一位喜欢易装的熟人，等待被一位真正的男人爱上。

我经常遇到女强人，她们寻找柔弱的男人来主宰她們。

我不认识哪个人没有幻想。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幻想。

我有一位搞电影制片的朋友说过一句精辟的话，他说：“其实最能干的是正经男人。”他说的很对：他们不仅能干，而且付诸行动。

责任编辑 韩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