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霞

读张幼仪，联想到朱安，遂放到一起比一比。

单从个人来说，她们似乎没有可比性。论出身，一个是名门望族的富豪之女，一个勉强算是中上家庭的小家碧玉；论相貌，一个“线条甚美，雅爱淡妆，举止端庄，秀外慧中”，有着代表先进的天足，一个“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略大的嘴，微秃的宽宽的前额”，有的是象征守旧的小脚；论成就，一个是大学教授、银行家、服装界女强人，一个是惨淡一生、孤独终老的悲剧人物。然而，她们又是可比的，是同时代人，又都嫁与向旧思想宣战的风云人物，她们相差22 岁，命运却都令人唏嘘嗟叹。

张幼仪与朱安，她们的人生，着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先是婚姻，同为父母包办。从结婚那天起，她们就都受着丈夫的冷遇，婚姻成了无形的牢狱。当徐志摩提出离婚时，张幼仪选择平静地在离婚文件上签字，“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被抛弃的她把自己比喻为“一把秋天的扇子”。而朱安，虽不曾被抛弃，忍受的却是比抛弃更为不堪的痛苦。鲁迅接受她，是把她看作母亲送予的一件礼物，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空守四十一年，“像一只蜗牛”一样，终其一生，朱安也没有爬到有阳光的墙头上去，最终陪着旧习惯“做了一世的牺牲”。

对夫君的态度，她们是相同的，始终把一份深爱埋藏在心里。晚年的張幼仪在自述中说：“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说不定我最爱他。”甚至，为了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她还出资策划编纂了《徐志摩全集》，对徐志摩，可谓仁至义尽。朱安也说：“嫁做人妇自然夫唱妇随，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并曾对采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坏，彼此没有争吵，如先生所说，我们各有各的人生。”鲁迅去世后，生活困难的朱安宁愿自己清苦也不拿鲁迅的遗作去换钱。温柔而含蓄，宽容而博大，她们，就那样执著地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对夫家的长辈，两人也执行得同样彻底。徐志摩遇难后，张幼仪承担了他身后全部的责任，服侍双亲、抚养儿子、管理产业，包括老人的身后事。朱安就更不用提了，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她自己死后，也永远地葬在婆婆的坟侧，彻底得令人心碎。

再就是情敌。离婚促使张幼仪成长，她坦然承认，一个精明、干练、勇敢而没有诗意的女子，和一个浪漫、天真、热情、毫无心机的诗人，是走不到一起的。徐志摩遇难后，她一直接济陆小曼，并说，照顾陆小曼是我儿子的责任。虽然朱安在才学能力上不及张幼仪之万一，但她同样“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鲁迅去世后，她写信给许广平，愿与其“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大先生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不论张幼仪还是朱安，她们的婚姻都是老旧传统的产物。获得自由后的徐志摩曾为张幼仪写诗曰：“四千年史髅不绝，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鲁迅也说：“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嗟夫，都是旧思想惹的祸！

如果不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只能说是个会理家理财的女强人；同样，如果不是与鲁迅成婚，朱安的名字恐也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淹没。幸与不幸，不论后人怎样评说，对当事人来说，都无关紧要了。

两个生于旧时代的女人，持着再传统不过的婚恋观，把爱情演绎得令现代人汗颜、羞赧。请不要说她们是可怜的，对，她们，是非常非常可敬的。

摘自《八小时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