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彬

1

1979年夏天，我堂姐从200公里以外她插队的水县，返回康城南岸区长江兵工厂自家门前的那棵大桑树下时，她忽然发现，当年同自己一起奔赴广阔天地的那些男女同学们，都有些迫不及待地结婚成家了。

那些十七八岁就离家下乡的孩子们，在经历了十来年的消磨和幻灭以后，重新涌回城里来，忽然就感到了苍老。那苍老催促着他们，找寻婚姻，抢占每一个工作机会，而我的堂姐，在这一场返城的浪潮中，却成了最后的迟到者。

说起来，我姐在他们那一班同学里，其实更早地就接近于一个老人了。她继承了我们家族少白头的基因，刚去往水县的山中时，右边前额上就冒出了令人惊心的白发。加上她热爱读书，从长江厂搬来的那口旧木箱里，总是源源不断冒出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小说名著，除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外，还有《茶花女》、《基度山伯爵》这样的抢手货，甚至还有一本特别稀有的《红楼梦》上册。他们的那个生产队长知道了这些，在用很有深意的眼光观察了她一阵后，就将她任命为村小的民办教师。她无意间成了那个20来人的知青点里的特权人物，不再需要下地挣工分，而是固定享受每天一毛五的津贴，有时候还有学生家长悄悄送来的鸡蛋，咸菜，白面馒头等等。我姐一向是有些懵懂的人，她安然享用着这一切，却忽略了民办教师的身份，让她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招工回城的机会。

1978年的冬天，水县那些剩余下来的知青们，私底下串连，然后相约到县城里去搞了一次起义。他们砸碎了县城唯一那条街道边的可怜的几个橱窗，将县政府门边那间包子铺里所有刚出笼的鲜肉大包哄抢一空，他们最终聚集在县政府的铁门边，要求县领导立刻出来谈判，答应他们回城的所有条件。

那么重要的时刻，知青们竟然都没有通知她。那天，她只是像往常一样，去给村里的三十几孩子上了两节语文课一节算术课。

她成了生产队里的最后一位知青。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她坐在队部的那个场坝边晒太阳。她的身后堆着房子那么高的稻草堆，在暖酥酥的日光下散发出某种动物的气味，就像是她那正在一点点醒过来的身体一样。她的右腿边有一个瘦瘦的男孩儿。那男孩儿像所有的乡村孩子一样肮脏，黢黑，挂着两道浓稠的鼻涕。我姐就是在那个午后忽然感到了窒息。在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动荡后，生产队里的知青点已经像是被一场凶猛的台风刮过后那样变得干干净净，浩劫后的那个春天安静无声，让我姐对自己如何成了这样一个留守者更加产生了疑惑。她觉得自己被这个辽远的村子锁住了。而且，在那个午后，她最终认定，真正锁住自己的，就是身边这个男孩儿紧扣着自己大腿的手臂。

那男孩儿是村里出了名的醉汉刘莽子生下的第五个孩子。刘莽子总是四处找酒喝，喝醉了就随手抓个自己的孩子来往死去打。这个小五比较不幸的是，在刘莽子一次醉后的追打中，被他抄起的一根锄把打断了右腿，没有及时救治，那右腿最终成了条残腿，小五前来我姐的班里上课时，只能一瘸一拐拖在地上走路，这让我姐母爱泛滥，当即决定从此每天清晨就到小五的家中接他，然后背他来教室里听讲。

小五就这样成了我姐身边形影不离的癞皮狗，这让她理所当然将自己滞留这遥远乡村的愤怒，完全发泄在了癞皮狗的身上。而那个孩子，倒真像是一只死心塌地，被盲目热爱冲昏了头的癞皮狗，几乎完全察觉不到那个下午我姐忽然从心中涌起的仇恨，无论上学或是下课，仍然热切地贴拢过来。我姐就领着他去县城里正悄悄复苏的黑市，驮着他奋力挤过那些散发着汗味儿的灰黑的棉袄棉裤，在眼看人潮就要到达尽头的某一处，我姐忽然就气急败坏地将那个瘸腿的孩子撂下，声称要去旁边的公厕小便，让他老实呆着。然后她就在几米外的人丛背后，偷看那个孤零零的小孩。但她计划中的不辞而别却迟迟没能发生，每一次，她在不到十分钟以后，都会重新扑上去，紧搂着那个已有些痴傻的孩儿不放，她内心哭泣的冲动，到头来总让她更加瞧不起自己。

她还会在那些有月光的夜晚，背起那孩子，到黑蒙蒙的山谷里去。她在那些曲折多变又影影绰绰的山路上奔跑，说不清楚那会儿又是谁在追赶自己。那孩儿伏在我姐的后背上，淹没于睡梦之中的那个小东西几乎没有呼吸的声音，每一次奔跑的最后，我姐都会在一片白茫茫的月光前，毫无预兆地停步。那时她激动的喘息，每一次都会提醒我姐，她正在从事的是怎样的一桩罪恶。每一次她都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拔腿往那黑漆漆的村庄里跑。她身后山谷里传说中的野狼，也开始在我姐的幻觉中现身，穷追不舍。

我姐变得易怒。1979年春季开学后的讲台上，面对底下参差错落，最多相差了六七岁的学生们，她不时都会张口结舌，最后在无言的颓丧中，缓缓坐下，挥手让那些已经噤若寒蝉的农村孩子们，在太阳刚刚升到天空最高处的下午两三点钟，就提前放学回家。

村子里关于我姐的猜测渐渐大声起来，那些乡民很快得出结论，说我姐应该是想男人了。他们撺掇那个最先提拔我姐的生产队长，去找我姐谈心。在知青点灶房那个照得见阳光的门边，我姐在长达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沉默不语，她最终在来自生产队长那黄铜烟锅的烟雾里，抬起脸来。我姐那宽如圆盘的脸上，早已泪流满面，她就像是在说梦话一样地说着：“我头痛啊，队长，每天都有一个大铁锤，就像我们冬天修水利敲钢钎那种，在我的脑袋里敲啊敲，如果我再不回康城去看病，我的脑袋会碎成几瓣的……”

队长继续吧嗒着他的旱烟，似乎明白了一切。他眯着那对老鼠眼，也不看我姐，只是含含糊糊地表示：“再等等吧，我明天就向公社汇报，让找个顶班的来，这一教室的娃娃，总不能让他们统统放羊吧。”

谈心之后的大半个月，那传说中的接班人依然不见踪影。那时候春天已到了尾声，知青点背后光秃秃的山坡上，不知从哪儿蹿来了一只野猫。那猫儿到了夜里就会发出婴儿哭一般的惨叫。那惨叫在一整个漫长的春夜里此起彼伏，我姐听着，感觉就像每天夜里，都在她身边死了好几个婴儿一样。她开始着手对付那个野猫，她找来了从前知青点里那些男同学自制的鼠夹。那鼠夹被丢弃在农具房的深处，已经长出了很厚一层的铁锈。

我姐接着找来一小块灰黑的腊肉，绑在鼠夹那铁制的牙齿尖上。当天夜里，那猫儿冒出来，還没叫上两声，就因为那块腊肉的诱惑，被铁齿咬住了右前爪。那右前爪后来在知青点的屋后，拖着那铁家伙原地地打圈，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疼痛彻底击倒了那只发春的小东西，让它再也无法继续从前在那片山坡上如有神助的轻盈跃动了。

我姐这时就像是一个守候多时的猎人，闪身而出，几乎没有加快脚步，就拎起了那只瘦骨伶仃的猫儿。月光下，那猫儿看上去就一团经年未洗的旧棉絮。我姐将那团棉絮尽量地拎到夜空的最高处，她凝视它的时间那么长久，有那么一会儿，让她背后的那个偷窥者误以为，她在那凝视中已经睡着了。而那只猫儿，悬在半空之中，在那过去它如此热爱和自如的空气里，那会儿只剩下了断续的呜咽。

当那呜咽的声波还在夜空里颤动，那个偷窥者突然发现，我姐以一种闪电般的迅疾挥扬起了手臂。那迅疾的出击发生在我姐那个敦实的背影之上，让背后的那个偷窥者一时间有些怀疑，那个动作究竟有没有发生过。但是那个动作又发生了一次。一次又一次，那个偷窥者后来可以肯定了，在肯定的同时，险些发出了惊叫。他看见我姐正沉着地将那看上去没什么重量的肉体，在她脚下的那块形状古怪的石头上摔打。那小小的尖尖的猫头，就直截撞击到那石头的复杂棱角上。它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最近几天来它惯常发出的婴儿般的哭泣，那月光下的屠杀场地里，就只剩下了物体与物体的撞击声。

是的，那默默的偷窥者就是小五。他在第二天白天到来的时候，就远远躲开了我的堂姐。他甚至连前往教室的勇气也失去了，他跑回到那个醉汉父亲的家中，在那张一年四季都挂着深蓝色蚊帐的木板床上，发起了高烧，浑身抽搐不已。

关于我姐屠猫的流言，在那个山村开始变得沸沸扬扬。初夏的连续阴雨接踵而至，那些雨天里，班里的同学们又看见，我姐常常在第一批雨点刚刚降临到教室外那空坝子的尘土里时，就迫不及待冲刺而出。孩儿们后来都听见了那个女人，他们从前端庄有礼的贺老师，在空地里发出的叫声和笑声。即使是后来，当雨水排山倒海地到来，雨声在他们耳朵里为了规模宏大的合唱，我姐的叫声和笑声仍然会断续地冒出来。

生产队还有公社的人于是用一辆解放大卡，将我姐一直护送到了位于康城长江南岸的她的家门口。他们见了我的伯妈，就争相告诫她说，再也耽搁不得了。他们一脸严肃地表示，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这么不可收拾了。

他们下意识地绞着两只手，没有一个人敢去看我伯妈的眼睛。

2

随后的那个漫长夏天，我姐的同学刘曼丽，曾经无数次地数落我姐，骂她屠猫太残忍：“你还真下得去手啊，贺明淑，我从前看你总是闷声不响，哪知道你有一颗这么冷酷的心……”

“我不是跟你说过无数遍了吗，我也是实在找不着出路了，就灵机一动，演这么一出给小五看，吓吓那孩子。再说那野猫夜夜叫得跟哭丧似的，不治治它，我自己早晚也得疯掉。”

那个夏天，她们总是坐在刘曼丽家5楼的后阳台边，隔着纱门，就可以望见一片绵延的荒野，那里是整个长江厂家属区的边界，再远，就是厂里试枪的打靶场。

每天上午，家里人出门上班以后，总是我姐从她家的那棵桑树底下出发，沿着起伏、蜿蜒的山坡路去找寻刘曼丽。刘曼丽是我姐的同班同学，插队也在同一个知青点里，她比我姐早了将近一年返回康城，但却因为一起神秘的怀孕事件，成了在返城知青中间快速蔓延的那场结婚浪潮的剩余者。她跑到相隔了一条长江的西南医院去，自以为很隐秘地打了胎，然后就在那间背离了父母，面对荒野的偏房里，打发茫然的时光。

我姐很快成了她那间偏房里的常客。她几乎有些饥渴地奔向那间即使在正午，也光线幽暗的小屋。她吃着刘曼丽不知从何处搞来的稀奇的食物，或者是收听那些含着舌头，捏着鼻子播音的“敌台”广播。有时候，两个人甚至就只是坐在那里发呆，看着那些营营嗡嗡的苍蝇，在那扇闪亮的纱门上，一次又一次绝望地冲刺。

那一天的午后，她们喝上了冰镇的红糖水。那一块碟子大小的冰砖，正慢慢融化，在那一盆褐色的红糖水中，成了一个漂浮的岛屿。

冰块的提供者，是一个叫郭明浩的青年，也是长江厂的子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和刘曼丽粘在了一起，被旁人理所当然地看作了那个风流女人无数追求者中的一个。这个被大家叫做郭儿的小子，长得黝黑而修长，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一头地道的卷发。他甚至连那沿着两鬓而下，几乎连通了整个下巴的胡须也是卷曲的。厂里的人见了他好多都会忍不住打趣说，也不知你妈到哪里偷了个洋人，才生下你这么个假洋鬼子。

而郭儿即使在那样的时候，仍可以保持他脸上不温不火的表情，打着哈哈，将那些人明显的敌意应付了过去。他几乎要算是一个沉默的人了，青春末期一场突如其来的肝炎，让他成了整个长江厂里寥寥的几个留守者，他在那一夜间变得空荡起来的厂区里出没，找不到同龄的朋友和恋人，很快，厂里的人发现，他消失了，常常是十天半月也看不见这个人瘦长的身影。

这个人的行踪，后来成了传说。传说他和社会上那些流氓阿飞王大姐接上了头，从事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比如将那些偷盗团伙在部队或是工厂大院里洗劫而来的军装和劳保服，成批拿到康城接近朝天门码头的新华路边，那些灰暗的店铺里去。再由铺子里那些神秘的收购者，将那些制服整理打包，发往下川东那片广阔的峡谷地带。

那以后出现在长江厂那些熟人们面前的郭儿，总会显得行色匆匆。他的那张因为长年奔波，变得更加接近钢铁的脸上，无力的病容迟迟不肯消褪。现在，又添了一层淡淡的惊慌。那惊慌呈蓝色，只要在工厂区的那些陡坡上与熟人相遇，那蓝色就会那么明白无误地在他促狭的脸颊上闪现，没等来人看清，就闪电一般，跟随它的主人消逝在浑浊的暮色中了。

所以那个炎热的夏天，郭儿可以源源不断搞来那些珍贵的冰砖，没人会感到惊奇。据说，冰砖就来自长江厂周边的那些医院。医院里的那些尖叫不休的机器，一天24小时地制造它们，用于保存那些更加珍贵的药品，人体组织，甚至那些有需要的死尸。

但是郭儿却拍着胸脯向刘曼丽她们保证，他运来的那些冰砖，绝对干净，与死尸半点关系也没有。他和同伴们用有些发黑的麻布口袋，将冰砖严严实实包裹好几层，然后指挥医院门口的那些力夫，用板车将冰砖拉到厂区里叫卖，用锯子和尖锥切割，分发给那些翘首以盼的孩子们。

送到刘曼丽这儿来的，据郭儿说，总是当天收来的冰砖里最上等的一块。郭儿捧着那团已经被洇湿了的麻布口袋上楼来，当着我姐和刘曼丽的面，將那发黑的破布掀来，然后向刘曼丽讨一块干净的洗脸毛巾，像个擦枪的战士那样，十分精心地将冰砖浑身擦了一遍，直到它露出诱人的蓝色来，然后极力不露声色地，看也不看面前这两个女人说：“好了，我等不及要喝你们的冰水啦。”

显而易见，刘曼丽对这个追求者是另眼相看的。她身边那群人，成天闹嚷嚷的，但她常常会在那些人渐渐忘乎所以的聚会上，给人家脸色看，并且拉起我姐的手就冲进闷热一团的夜色里。那样的回家路途上，她会长时间地和我姐说起郭明浩，说他那些神出鬼没的生意，他消失不见的日子里，又究竟在做些什么，还有他奇异的唱歌才能。

郭儿在那一群的男青年里，凭一手流利的吉它鹤立鸡群。那些聚会上，郭儿的吉它弹唱总是最耀眼的节目。有一次，刘曼丽还摸出一本砖头厚的歌本，在我姐面前炫耀，说那就是郭儿精心抄录的歌曲库，他要命的宝贝，却一口就答应了借给自己。她翻到抄录了那首著名的知青情歌《曼莉》的那一页，用手指划过那些凄凉的歌词说，总有一天，我要让郭儿单独为我唱一遍这首歌。

在两个人的这类私房谈话中，我姐又一次被刘曼丽无限信任地当作了可以包容一切的空气或是泥土。这和当年在知青点里，那些外队的，甚至隔了几重山的男同学，跑来向刘曼丽大献殷勤之后，两人同样热烈的讨论十分接近。我姐总是可以有些木讷地接受发生在刘曼丽身上的那些艳遇，从来没有非分之想，她和刘曼丽几乎同时爆发出来的对那些狼狈追求者的嘲笑，也看不出有丝毫虚伪的成分。

到了七月底，浩淼的洪水跟往年一样，如期造访康城。郭明浩还有刘曼丽他们却突发奇想地找来几只旧轮胎，雄心勃勃地声称要泅渡那汹涌的江水，游到对岸的那片李子林去吃个痛快。

他们在下午那阴沉而有些迷蒙的光线下下了水。我姐发现自己换上那件大红泳衣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了，完全比不上刘曼丽那件粉红麻花的鲜艳夺目。好在那个年月的男生们都很羞怯，眼光也不敢过多在几个女生曲线毕露的身体上停留，大家吆喝着，就那么有些敷衍地下了水。

刘曼丽作为最美丽女人的出格之处是，那天的行动中，她一定要带上她家那只土狗。她几乎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那只狗儿的来历，只是含糊地说是楼道里捡的。她从没有对人说过，捡狗的那个傍晚，正是她从遥远的西南医院打完胎，坐过颠簸的219路公交车，又在河滩上和硌脚的鹅卵石搏斗了半个多小时，趴在抽风一般的柴油渡船上痛哭了一场之后的那个傍晚。

黑暗无人的楼道里，看见那只狗儿两眼闪烁着珠宝那样的幽光之前，刘曼丽本以为自己就要死在爬楼梯的中途了。所以她暗自将那只狗儿看成了一个神秘的使者。她从没想到转世这样的唯心事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当然也没有人知晓，她像是在养育一个失散的女儿那样地，在养育那只丧家之犬。

那狗儿一天天长大，长出又长又松软的黄毛，刘曼丽就给它取名叫黄毛。她甚至会用自己的梳子为那狗儿梳毛，心想着同样的黄毛，也可以长在另一个婴孩儿的头顶上啊。

那天，刘曼丽就当仁不让地同郭儿共用了一只轮胎，接着，她却安排我姐和那黄毛用另一个。一只狗儿却要来占用一个名额，这样的分组多少有些蛮不讲理的，但那些人一向对她忍气吞声，所以也没人站出来反对。

当这伙人游到江水的中央，却遭遇了一阵突然的风浪。一个巨浪直接扑向我姐同黄毛的那只轮胎，将他们撞得脱离了轮胎，各奔东西。黄毛虽说有刨水的天赋，但是它不过一岁多的瘦小躯体，漂浮在起伏的江水中，那颗拳头大小的狗头眼看就要湮灭不见了。

事后那些邻近的同伴说，他们亲眼看见刘曼丽将奋力游向我姐的郭儿拖了回来，她大声咒骂着，非让郭儿把激流中挣扎的黄毛抱到他们的轮胎上来。而我姐，她穿着大红泳衣的宽大身体，却如同一只轻快的舢板，在那群混乱的渡江者还没来得及真正腾出手来时，一眨眼就漂得看不见了。

这群人落汤鸡似地爬上了对岸宽阔的石级，倒是那只黄毛趴在下午滚烫的石板上，执意不走。那狗儿那时面对浩荡而下的江水，朝着我姐消失的方向哀鸣不已，呜咽的声音让一旁站立的众人愈发心虚，没人敢说一句话。

还是刘曼丽最终冒起了火来：“愣着干嘛，我们回我们回，那贺明淑命硬着呢，她连猫都敢杀，料那江水也奈何不了她！”

那些人当时有些想不通，那刘曼丽的火气从何而来，也并不知道她同那黄毛之间母女般的情感，所以愈发觉得这个美女有些出格了，他们玩味着她的无情无义，真不知该何去何从了。

他们后来告诉我姐，还是郭儿最先行动。他叫上了最亲近的那几个兄弟，开始沿着江岸搜索那比平时浩大了好几倍的江面。他们在江面上看到了一些动物的头颅，可分不清那是马还是牛，有时候还会突然出现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队伍里包括了居家所用的箱子，柜子，花花绿绿的衣物，还有倒伏的树木。随同的那些人说，郭儿忍不住开始了自言自语的咒骂：“疯了，这样的日子居然想起来下水，这是发哪门子的神经啊。”

他们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类似我姐的影子。黄昏到来的速度像是一场无情的坠落，郭儿他们几个已经沿江走到了那个著名的回水沱，据说从上游漂来的任何物体来到这里，都会因为那巨大的回水滞足不前。那些人说，那时郭儿有些怅然地望着变得灰暗起来的江面，很长时间都不说一句话，当他们后来颓丧地沿江边那徐徐的坡路返回，郭儿似乎也一直在黑暗中摇头叹息。

忽然，他们队伍里最眼尖的那一位尖叫了起来。那时，他们已经来到山坡顶上的街道，两边那些陈旧的店铺和房舍，都点亮了暗黄的灯泡，而那位却指着街边一颗浑圆的大头继续叫着。郭儿他们循声望去，只见那个后脑勺上背着那两条细胳膊似的粗辮子，那头顶之上竟有一团白白的热汽蒸腾而起。

我姐正忘情地吃着一碗小面，对着突然降临到眼前来的郭明浩几个，好长时间都有些反应不过来。她说自己被大浪冲散，最开始还拼命挣扎了几下，却反而呛了几口水以后，就放弃了努力，摊开手脚随波逐流了。她说自己水性一向出色，小学起就跟随她爸下江游泳，所以在对包围着自己的这片大水中，她甚至可以心情宁静地仰望着天空，看那些若隐若现的云朵，如何遮住了太阳。她说，她从来就不知道接近天黑的时候，那些云会不知不觉地融化，那灰乎乎的溶液，又如何一点点淹没了白天的光亮。

还是回水沱附近一艘趸船上的船员，将她捞起来。那两个船员裹挟着她，吃力地游向趸船，船上的人还伸出一只几米长的竹竿来，才将我姐他们拖出了洪流。她忽然想起那附近的岸上，自己有一个亲戚就在临街的灯泡厂上班，就对那些船员说不用管我了，我自己走着就可以回家。

她说那些船员真是好心人，还借了衣服给她。几个人这才注意到我姐身上，披着半长大衣似的一件劳保服。她的脸上又冒出了全新的汗水，就像是一分钟前才又下了一次水。他们注意到，那个郭儿侧过脸去，犹豫了一下，就掏出自己那折得整整齐齐的手绢来，递给了我姐。而接过手绢，我姐居然还打着哈哈：“我就是个汗人儿，身体里有个水龙头关不住……”

他们结伴回家，依次告别，我姐的住处在长江厂家属区最高的坡顶上，郭儿执意要送到底。他甚至去他似乎随处存在的某个兄弟那里，借来一辆自行车，说免得我姐光脚走太远的路。可那车还没骑过一条街就破了后胎，所以最后出现在长江厂家属区那个必经路口的两个人，是推着车在走路，一路还有说有笑的。

谁也不知道，那一路上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只是在那个守在如同失了血的路灯光下的刘曼丽看来，那两个人皮肤都是那种很接近的黧黑，伴随着从夜晚的空气里传递而来的频密絮语，让她有些伤心地发现，原来，他们两个人，才是同一种族的亲人。

最先冲上去的，竟然是那只先前溺水的黄毛。那黄毛毫无原则地扑到我姐光溜溜的大腿上，疯狂地摇头摆尾，将热切的呼吸喷到我姐脸上。

“你这个叛徒。忘恩负义。不要脸的。”刘曼丽紧跟着也扑了上去。她的嘴里胡乱地冒出那些词语，也不知她到底在骂那只狗还是那两个人。她的双手用所有泼妇打架共通的姿势，雨点似地落在我姐的脸上，那件沾满了油污的船工服上。

她的那张美极了的脸，在那一瞬间是那样的迫切。还要等上好几年以后，我姐才会发现，那是一张仿佛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王晓棠再世的脸孔。

3

同一个夏天，我伯母开始在那辽阔的工厂区里，在南岸铜元局当年那些促狭的街道上，找寻我姐的结婚对象。所有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她的焦急，她在长江厂的包装车间上班，每天重复着将制作完成的子弹装进包装纸盒的单调劳作，在工休期间，喝水或是吞咽那些简朴的盒饭时，好不容易才寂静下来的休息室里，总是可以听到她不加克制的叹息声。她甚至会在相隔了一整条街道的时候，发出一声悠长的吆喝，追问马路对面的熟人，上一回探询的结果。

8月里的一个礼拜天，一个女人在她回家的半途拦住了她。和她一样，那女人也拎着一网兜新鲜的菜叶，也许刚才从家属区门边的自由菜市起，就跟踪而来。

那女人一上来就问我伯妈，听说她正四处为女儿相对象是吗，她几乎没有停顿就说出了她弟弟的大名，她说：“我们一大家子人，也为这个老幺儿愁得吃不香睡不着的。”

那女人看上去干瘦得很，穿着件普通的白衬衣，不知为什么，我伯妈从她瘦削的脸颊还有微微前突的嘴型上，看出了一股不饶人的凶狠劲儿，而且还像是随时随地都在觅食一般。

所以她丝毫不理会我伯妈的疑惑，只是指着不远处的那一排平房说：“肖家，想起来没有啊？肖家四姐妹你总听说过吧……”

那一字排开的四姐妹，当她们同时在厂区里出现，总会让沿路的那些人啧啧称奇。我伯妈一点点记起了她们统一的细眯眼儿和咖啡色皮肤。那著名的肖家四姐妹还有个小弟吗？我的伯妈后来不得不前往平房最东头的肖家，去查看那个被遮蔽了的幺弟。她很快就发现了问题，那个肖家幺弟叫肖利，他的右边眉梁骨上有一朵菊花儿形状的伤疤，在那块伤疤以下，甚至他的右眼看上去也变得扭歪起来，和那只深黑动人的左眼比起来，就更像一个苍白肤浅的赝品了。

我的伯妈在肖家匆匆喝了杯茶水，就急着要离开了。那天在路上遇见的女人直盯着她的脸色追了上来。她就是肖利的大姐，叫肖琼，伯妈还没等肖琼在自己右手边停稳脚步，劈头就问那肖利的右眼是怎么回事。而肖琼那天反而格外赔着小心，她低眉顺眼，像个认错的小学生似的讲到了那起事故。在为子弹套壳安装弹头的流水线上，一颗弹头好像突然获得了生命，飞蹦起来，击中了肖利的右眼眉心。肖琼特别强调，那只眼睛只是视力稍微下降了点，一点也不影响观看，而且厂里在这起工伤事故后，破格将这个学徒转了正，每月还多加了5块钱的补贴。

下午两三点的垂直日光下，我伯妈那原本宽大的脸盘这时苦闷地皱缩了起来，那上面激动的红色迟迟不见褪去。两个人不知道对峙了多久，还是肖琼抢先冒起火来，她突然攻击起了我姐的白发。

“我说贺妈，你们也别太骄傲了，你们明淑年纪轻轻就白發苍苍的，像个老太婆了，我们不嫌她老就不错了。”

“那是他们贺家的遗传，不算什么大毛病吧，染染就是了。过两天我再去给她开个偏方，慢慢补补，说不定哪天就转黑了呢。”

“那我们肖利又有什么啊，厂子里说连最低级别的伤残都定不起。再说了，现在你们到哪里去找这么乖巧听话的小伙子哟。”

两个人一来二往，就这么把事情给定下了。

又过了大约半个多月，听说长江厂要新招一批大集体职工，我伯母立刻就跑去了厂长办公室要名额。

厂长姓汪，戴着一副圆圆的浅色玳瑁眼镜，厂子里的人私底下都叫他汪翻译，因为他和当时那些抗战电影里的日本翻译实在太像了。这汪翻译却是一个古板的人，听明了我伯妈的来意，他立刻换上一副正经的面孔说，厂里招人的名单还远远没有敲定。他让我的伯母去找人事科的同志，详细了解一下厂里招人的政策，只要符合条件，那就一定没有问题的。

我伯母却迫不及待打断了他：“得了吧老汪，打什么官腔啊，我今天下决心来找你，就是要要个准信儿。”她滔滔不绝讲起了家中的那酒鬼，我的伯父，她说我姐同一批的那些返城知青，都按政策解决完了，我姐本来就是一个不幸的迟到者，都二十六七了，却连一个对象也没能，“人家小伙子怎么可能找个待业女青年当老婆呢？你总不忍心眼看着一个女青年的前途，毁在你这个当叔的手上吧？”

她甚至说起了我奶奶，那个同样在三四十岁就白发苍苍了的女人，现在只能每天睡在里屋那张雕花老床上叹息。那老太婆每天最远的行程，就是下床走到床边角落里的那只痰盂上，完成必须的几次排泄。

汪厂长的那个周秘书，后来成了厂里那片沸沸扬扬传言的主讲人。他告诉长江厂那些兴致勃勃的听众说，一开始，他进门去为汪厂长和我伯妈换水，还没看出什么异样。惟一特别的是，我伯母过去常常泛着红光的脸庞，那会儿却苍白而虚脱，看上去像是突然染上了严重的热病。他说大约十来分钟以后，他就听见了汪厂长在办公室里的喊叫：“周秘书，请你将她带出去吧，越说越不像话了……”他那时看见我伯母的脸上那时青一块紫一块的，正说着汪厂长当年被打倒看守仓库时，她和女工们怎样偷偷送他煮鸡蛋，而她对面的汪厂长却大叫着让我伯妈住嘴，否则就派民兵来把她拖出去。

每一次，周秘书讲到这里，都会刻意停顿几秒，他那一对斗鸡眼儿每一次都要诡异地眨巴两下，他会反问那些听众：“你们绝对猜不到，一个女人真正发了狂，会是什么模样吧？”他说那就像是闪电的来临，我的伯妈突然挣脱了她身后那些劝阻的人手，疯牛似地朝办公桌背后的汪厂长扑去。一屋子的人发出了高低不同的怪叫，却仍然没有一个人反应快到足以捉住那个疯女人。

周秘书还特意对听众们描述了一下我伯妈冲上前去时的眼神，他说那个女人的眼里闪动着一种奇怪的红光，她的两个黑色的眼仁忽然不见了，就像是作为我伯妈的那个女人，忽然被一团歇斯底里的迷雾淹没了。

出乎当时在场所有人的意料，我伯妈并没有袭击汪厂长，而是绕开那个目标，跃上了他身后那个泛着那一天青白日光的窗口。那个窗口正最大限度地敞开着，而我的伯母居然以一个运动员的身姿，毫无阻碍地跃窗而出。

厂长办公室修建在长江厂那一片山地的最低洼处，据说解放前是国民党某个情报机构的办公地，只有两层的灰砖房。而那一天照看楼下苗圃的师傅，恰好将那块板结的泥土刨松了，还为连续烈日曝晒下那些蔫耷耷的矮小花木补了几桶水，所以我伯母那壮大的身躯滚落在那片泥土上，只是发出了棉花一样的闷声。她的身旁，连理所当然的尘土也几乎没有溅起。当时路过的几个人呆了一会儿，就看见我的伯母扭歪着从那泥土里爬了起来。

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个女人的行走变得一瘸一拐。她的右脚十分明显的崴了，已经使不上力。

那一年的9月底，我姐接到了一张长江厂的招工体检表，当我伯妈将那表递到我姐眼前时，我姐真看见了伯妈眼里那传说中的红光。她感到了红光里那烈士一般的意志，所以当我伯妈接着自作主张地将肖利安排给她，作为那次前往西南医院体检的陪同时，她也只好颓丧地低下头，乖乖上路了。

两个人从南岸出发，坐轮渡过江，然后在牛角沱踏上了康城那班最漫长的219路公交车，在9月里已经清凉下来的空气里，向医院所在的远郊摇摆而去。那可以说是我姐和肖利的第一次正式约会，沿途我姐只是装模作样地看着那条线路两边的梧桐叶子，而肖利先是挨着她站着，做出一副守护的姿势，车到化龙桥，她身旁空出一个位置，就在她左边不到半米的地方坐下，动作轻得就像是一声叹息。

她很感激那一天从头至尾，他都对我伯妈的跳窗事件只字未提。他表现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应该做的一切，排队，等候，领着她在那迷宫似的各个科室间穿梭，他都做得那么有条不紊，细致，而且一脸的任劳任怨的表情。她不可能不去注意他那一对特别的眼睛，除了那只右眼略显呆滞和暗淡以外，另外的那只眼睛，竟然孩童一般清亮，乌黑，这也让我姐愈发的好奇起来。有时候，那个男人默默前往某一个等待的窗口，他体贴地让我姐就坐在走廊边的长椅上，我姐忍不住盯着他后脑的那一团头发一直看，那团头发颜色淡黄，看着又软又细，生命力不足的样子，想着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要成为自己的丈夫，我姐的心情又一次陷入了阴郁之中。

我姐到底进入了长江厂，她开始每天坐在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操作台边，将那些红色的子弹擦得闪闪发亮，再等待下道工序的姐妹兄弟打盒包装。

许多时候，比如工间休息或者午间聚餐，他们也会热烈讨论起那些子弹的去处。他们搞不懂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并没有听说正在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那为什么这些子弹的需求仍然源源不断呢。总有那么几个消息灵通的人士，比如那个肤白如明月的猴儿，不知从哪儿打听来某一批子弹的销售信息，然后就会用他尖利的嗓音，无比快乐地向大家宣布。

在那一片嘈杂中间，我姐总是沉默着。她总是将那颗硕大的脑壳埋下去，埋到从家里带来的那只铝皮饭盒上，仿佛吃进那饭盒里的食物也需要用尽所有力气。她的头顶上，从前零星的白发愈发繁密了，望过去的同事已经可以看见头心里半个巴掌大小的一块，而且很有扩张的趋势。我姐就那这么顶着那块白发吞咽着食物，在同事的欢声笑语中，她忽然抬起脸来提问：“我们一天到晚地制造这么多的子弹，你们说最后会杀死多少人呐？”

她从此有了一个绰号，老妹儿。后来在长江厂里，无论比她年长多少的人也这么叫她，他们这样招呼她的时候，还总是会带上康城本地那种特别夸张的儿化音。

上下班的人丛中，有时她还是会遇见那个人的眼睛。准确地说，是那一只健康的左眼。那只又大又幽深的眼睛，会越过人群灰蒙蒙的影子直视而来，然后一直追随着她。那眼睛让它的主人看上去依旧是学生的模样，她说不准也暗暗期待着那个畏缩不前的“学生”挤开左右的行人，来到自己面前，然后追问她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去找他。

但是那个人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前来。

我的伯母当然已经知道，这一次做媒已经彻底失败，但又不清楚女儿和肖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甚至主动跑去问肖琼，哪知对方也是一头雾水，只说这段时间肖利回家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直到同屋的四妹夜里叫着要睡觉了才开门。肖琼说：“我看我们肖利是害了相思病了，这孩子从小没爹，跟着我们这一堆女人的屁股后面长大，胆子比老鼠还小，还要拜托贺妈提醒你们明淑主动点啊。”

可我伯妈回家去，每一次对大姐说起肖利，却只能换来大姐没有止境的沉默。我姐宽大的脸庞那时会立刻换上木然的表情，然后摇身一变，成了任劳任怨的家务劳作者，去清理我奶奶有时大小便失禁的床铺，主动收拾饭桌，将待洗的碗筷码得像一座小山似的，她甚至宁愿将家中卧床底下那些已经被灰尘淹没的布鞋、胶鞋都翻出来，让它们排得像一支小型的军队，然后挨着刷洗它们，也不愿意回答身后那个焦虑的母亲一句话。

在这场同母亲的战争中，她似乎是成了一个胜利者。这时候厂子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老妹儿，“老妹儿不好惹哟，”他们传说着她的倔强，传说着她与身俱来的深沉，还有她读过的那些他们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的书。当她顶着那一头属于我们这個家族标志的、触目的白发，在厂区里走过，或者只是安安静静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始终不和身旁的人搭话，她的身后，那些人会按捺不住地指指点点：“那就是老妹儿，你看她你们看她，啧啧……”他们在我姐背后的闲言碎语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往往会陷入失措的茫然中。他们找不到语言来表达，但心里明白，那女人拥有一份他们永无法触及的神秘。

张文军这样的话语，说得我姐和郭明浩两个人不禁面面相觑。这个人的确算得上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外来客，他的自我表演多少缓解了这四个人相对时产生的难堪，他穿着一条很随便的军裤，上身的那件羊毛衫，却让他一下子超越了那时节家家都自织毛衣的风尚，他同样戴着一块电子表，那表和刘曼丽的那块一样，跳动的数字仿佛在静静地呼吸，他告诉我姐他们：“这叫情侣表，我舅说，人家国外年轻人，一对一对都戴一样的情侣表，穿一样的情侣衫，就是永不分开的意思。”

这个神秘来客最后居然被楼后那片种植辣椒、韭菜之类的自留地吸引住了，“哇，你们厂里的人还自己种菜啊，家里的油锅烧辣了，就下楼到自己地里掐把韭菜上去，这个好这个好……”他说着就一步跨进了不知是哪家的自留地里，掐了几个青色和红色的小尖椒，顺便还扯了两根已经干巴了的老丝瓜。他那过于高大的身躯不得不佝偻了下去采摘，那颗四方脑袋也埋进了那些并不茂密的庄稼的枝叶间，在他身后的这几个人就看见他尖尖的屁股拱到了半空中，被那天下午已经衰弱下去了的日光照得灰白灰白的。

“那是个疯子，刘曼丽跟了他，不会有好结果的……”在随后的某一次散步中，郭明浩不自觉地跟我姐说起了他。

我姐无声地摇着头，又点了点头说：“我也说不好，只觉得他是和我们多么不相同的人啊。他们，他那样的人究竟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啊？”

5

他们没想到在接下去的某个星期六傍晚，他们就有机会跑到十几公里外的七医大去，见识了张文军口中吹嘘的小沙龙。就在他们筹划聚会的前一周，刘曼丽看上去十分热切，她甚至特意上门来找了我姐两趟。这两个昔日的闺密，就在我姐他们三楼的那后阳台上碰头。那棵高大桑树的枝条，已经可以伸展到了她们的面前，只不过在那一段时间里越来越凛冽的寒风里，那些不久前还硕大、繁盛的桑树叶子，一下子颓丧、低垂了下来，一点点接近那种陈旧的黄色了。

刘曼丽穿着一件高领的火红色的毛衣，她的头发有些随意地在脑后盘了一个髻，我姐就想，这不知是不是从张文军那边学来的新式发型呢，那时那个髻生在那张美丽的脸孔后方，的确罕有的高贵，我姐的头脑里冒出了她曾经教授给那些乡下孩子的一个成语：超凡脱俗。可那个超凡脱俗的刘曼丽现在却打着寒颤，嘴里发出夸张的哆嗦声，她说：“你摸摸我摸摸我，比冰棍儿还凉啊。”阴暗的天光里，我姐的眼中一下子涌出了一层泪水，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一年前的那个夏天，她们两个剩余的老姑娘，在刘曼丽那个面朝荒野的偏屋里发呆的那些下午。那种让人上瘾的亲密无间，仿佛又在两个老同学中间复苏了。她很想问问刘曼丽，你真的不再记恨我了吗？她还想说，其实，我和郭儿真还一点儿也说不准呢，其实我还真看不出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呢。她想起最近她妈总在饭桌上，在身后那个套房的每一个拐角对自己咆哮，无非是“你莫非真要打一辈子光棍吗”，“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不识好歹不争气的东西哟”之类的话语，那些话语此刻又在一点点升腾而起的夜雾中浮现出来。

“我们真是一点点老了，真不知接下去该怎么办？”长时间的静默后，我姐的叹息听上去有些哽咽。

“得了，你比我还小呢，充什么老。”刘曼丽完全掉开了脸去，冲着渐渐显得幽深起来的路灯下的人行道，一口一口地长吐着烟气。那会儿风忽然住了，所以刘曼丽口中的烟气可以走出很远，几乎要到达楼下不时走过的某一个孤零零行人的头顶。

“真不明白你在那里干着急个什么劲。我呢，就完全无所谓，那张文军不是说嘛，一个全新的时代正朝我们这一代走来啦，等着吧，还有大把的好日子等着我们呐，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好听的，都在向我们招手呢，我们凭什么不把这些都享受个遍？凭什么要窝在这厂子里，陪着我们的父母唉声叹气？”她说着说着就愤怒了起来，将手中的那半截香烟很潇洒地那么一弹，直接弹进了夜色中。

我姐后来还是记起了她边说边朝自己转过来的那张脸，可惜在那时，我姐还并不能读懂那张忽然变尖了的脸上，那些有些扭歪的五官背后，已经发生了可怕的变故。

张文军的家是一幢两层的小别墅，就坐落在七医大家属区靠西的边缘，郭儿和我姐后来才知道，可以住进这么豪华的小楼的，都是医学院里的一级教授。那小楼被刷成了淡淡的奶黄色，楼的背后紧挨着作为大院边界的围墙，围墙以外，是一面六七米高的陡壁，然后就是一大片参差、凌乱的农田，种植着这些近郊的农家普遍选择的各式蔬菜，再远，是一条蜿蜒的铁路，时常可以看见运煤的车皮经过，有时候那车顶上堆积如山的煤炭，就在日照下闪着七彩的光。

有些奇怪的是，那天下午，临近出发，刘曼丽却带信来说，自己没有办法前往了，她说她突然患上了痢疾，上吐下泄的，現在腿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剩下的那两个人在从南岸前往七医大的漫长公交车上，忍不住说起她，我姐说：“我觉得最近刘曼丽有些怪怪的。”郭儿的手里一直耍弄着一把新式的弹簧刀，这是他从那些下川东的生意伙伴那里搞来的，他已经接连几天都痴迷其中，所以说话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我不是早说过吗，那张文军不是善辈……”“哎，那你说，他们之间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吵架了？没道理啊，之前她那么热切地促成这次聚会，这会儿又临阵脱逃……”“那我们也回家得了，不是你吵着要听什么邓丽君，我才不会去张大公子那儿凑热闹呢。”“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想说感觉那刘曼丽有什么东西快要撑不住了，她已经走到了什么事儿的边缘，但愿她不会出什么事儿。”

后来，两个人还是站在幽暗的黄昏里，对那小黄楼赞叹了一会儿，我姐还特意转过脸去探究了一下郭明浩的脸色，见他那会儿也是一脸呆呆的不可思议，就笑了，扯了一把他的衣袖，让他赶快上楼去。

那晚的主题是酒，一瓶纯白的高瓶子里装着伏特加，那会儿正放在二楼上一个小茶几的中央，泛着来自寒带的金属闪光。那是张文军一个朋友特地从北京搞来的，地道的苏联玩意儿，传说高达72度。这一天的晚上，张文军的那个教授老爸到外地讲学，家里只剩下了老妈和一个小保姆，一看就知道她们都有些骄纵也有些惧怕这个浪荡子。他妈见陆陆续续的客人到来，那张满是病容的灰暗脸庞，只是在门边闪了几下，就缩回了自己的房间再不见动静，倒是那个小保姆笑盈盈地跑上跑下，用明显的康城周边区县的口音，应答着张文军要求端碗、倒水的指令。

有人带来了几大包烧腊，就包在茶色的纸中，已经浸出油来了。紧挨着的是一口大号的铝锅，搁在煤油炉上，锅里白菜和午餐肉正在缓慢地翻滚着。那十来个人散落在没几个家具的、空敞的书房兼过厅里，男人们还有少数几个女人都吸着烟，有人去那书架上取下砖头厚的医学书籍，对书里血肉淋淋的画片发出惊呼，还有的人趴到面朝后墙的窗户上呼吸，不时地回过头问张文军，那株高大的槐花树开起花儿来的时候，这里是不是一屋子的香气。

郭明浩和我姐很快在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中，听出了一个恐怖故事。那个刀客最近在这个军医大学的大院里出没，带来了一片恐慌。据说那个刀客专门躲藏在男厕所里，就是那种在那个年代十分普遍的独立厕所，当无人的午夜到来，刀客就对那些独自一人的如厕人下手。那段时间，大院里时不时地传说，谁谁谁的生殖器又被割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尿道，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仅止于传说，那些被阉割的人似乎都躲了起来，张文军他们那伙人忍不住前往传说中发生了惨案的公厕里去查看，他们想当然地扑向那结了黄灿灿尿垢的小便池，找寻那应该无人拾捡的阴茎。即使已经是寒风萧瑟的时节了，小便池里的氨气味儿仍然刺得他们直流眼泪，泪眼朦胧中，他们草率地认定了便池里的一根条状物，就是最近的那个肢解物，然后在迅速的撤离途中止不住地感叹，一根过去雄壮的阴茎被切割以后居然那么的可怜啊，就像是冬眠后醒来的蛇褪下的一截蛇皮那么不值一提啊。

那天夜里，那些男孩子们就边喝着那奇怪的酒液，一边吃吃笑着议论着这些。他们的脸孔几乎一律涨得通红，这让坐在外圈的我姐暗暗有些生气，不知一根让人恶心的阴茎，何至于让他们如此兴奋。他们继续说着那刀客，说他为什么会对男人的那玩意儿有那么大的仇恨呢，也许他本人就是一个可怜的太监吧，嫉妒，让他希望更多的男人来陪自己。但是这时张文军却大叫起来，不不不，这并不是惟一的解释，要是那个刀客是个女人呢，那些坏男人伤透了她的心，她就开始向所有的男人实施报复了呢。

多年过去了，我姐回想起那个她生命里的第一个沙龙之夜，她仍然可以清晰地回忆起灰暗灯光下那些泛着银光的脸孔。年轻的脸孔，他们夸夸其谈的话题，除了那个惊悚的割屌刀客，还有政治，他们搬出了他们阅读过的马恩列毛原著，有那么一会儿甚至争论起了中国究竟应该何去何从的话题。他们还说起了北方的那些地下诗人，有一个矮个子（至少在我姐的記忆里是他）掏出了随身携带的胶皮小本儿，低声诵读起了他们的诗作。他们大多是那家军医学院和医大附属医院的子弟，还有个别人来自相邻的解放军通信学院。这些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们，当然是和我姐还有郭儿他们这些工人的后代格外不同的存在，他们和外面的世界，拥有更灵通的获知渠道，可以更早感知北方还有南方正在风起云涌的变革，甚至连他们的外貌也同我姐他们那样不同，他们有一种更接近于鸟儿的长相，尖尖的，总是前倾着，似乎在嗅闻着前方的神秘讯号，他们的脸色也格外苍白，即使现在因为酒精涌起了阵阵潮红，但仍然一眼就可以看出某种统一的病容。或者用那些大院以外的同龄人们有时候不得不感叹的话说，那是某种超脱于市俗之气的贵族气质。

那天夜里，我姐和郭明浩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插不上话，只是当话题来到一本叫做《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小说时，我姐才觉得属于自己的机会到来了，这时她终于从之前不得不远观的后仰姿势里欠起了身，对那本小说里的女主角南珊侃侃而谈，让身边正握着她手的郭明浩也瞪大了眼睛。

烟雾和喧哗中，那个女人朝他们走来了，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毛衣，很紧身地箍在她前胸的那两只巨型馒头上。之前我姐看见她同张文军咬耳朵，还有眉来眼去地浪笑，就曾经冲郭明浩使了个眼色。那女人却很重视他们的样子，看他们大部分时间没法加入到那些部队子弟们的高谈阔论中，就扭着规模同样惊人的肥臀，绕过来陪他们一起喝酒，还撇着嘴说：“别理他们，这些空谈家，游手好闲的一群人罢了，你们可别见外，来了就要尽兴哟……”她以女主人自居的态度让我姐又冲郭明浩递了一个眼色。

他们就按着那女主人的招呼老老实实喝了下去，那时，那奇怪的伏特加已经喝光，张文军又拿出几瓶白酒让大家继续。那天夜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股魔力，推动着这一屋子的人都有了一醉方休的意思，我姐记得那个醉意将要到来的时分，有人将房间里的那个后窗开到了底，那时候忽然倒灌进屋子里来的寒风，让大家都群起咒骂起那个开窗的人。那时，我姐和郭明浩已经相拥在了一起，他们一路打着冷颤转移到了可以躲避众人视线的某个角落，那个时候，从郭明浩的嘴里喷出了那种甜丝丝的类似烂水果的酒气，但我姐却反而仰起了脸，一点儿也不回避地迎了上去。

在她那已经有些模糊了的意识里，她又一次感到了郭明浩那紧紧抵上了自己肚腹的髋骨。那髋骨依然尖尖的，一株树苗那样柔弱，却充满了渴望地刺着她的皮肉。有些超量的酒精让那过去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拥抱，散发出全新的光亮，他们仍然没有接吻，仍然只是拥抱着，但我姐后来却无数地回到记忆里去追寻那一瞬间，那个拥抱带给自己的直至身体最深处的电击。她恍惚中想起了那些死鱼，她有一次跟随那些男同学，将水库边电杆上的电线绞断，然后拖着那半截通电的电线，直插水中的那一瞬间，那些鱼儿如何像一团升腾而起的云似的，从水底翻滚而上，她回想着在男生们狂浪笑声里，自己如何被不间断的寒噤控制，仿佛自己就是那积水深处被通电燃烧了起来的鱼儿。那天夜里，在郭明浩灼热的怀抱中，那种简直无法收场的颤栗又一次控制住了她，但是那一次她却很有些豁出去了的想法，她想着即使真的成了那些彻底被击昏了的鱼儿，然后就躺在这个人的怀抱里，跟随着那茫然的水流，漂向不知道会是哪里的远方，又怎么样呢。

敲门的声音是不是就在那时响起的呢？

起先只是试探性的，仿佛是爬到那门上的小动物，然后，很快，那敲门声急促起来，张家那个胖胖的小保姆慌里慌张地跑上了楼来，她跳着脚，两只手相互乱拍着。连张文军的脸色也刷地煞白了，他对那个保姆耳语几句，只见那保姆又咚咚跑下了楼去，后来，那个保姆刻意压低的耳语声就传了上来，那些人只听她说着：“公安，大盖帽，我看见公安的大盖帽了，好几个呢。”

那个时候敲门的声音已经变得有些不耐烦了，在已经可以称作捶击的声音间隙，还可以听见门外几个人闷闷的议论声音。屋里的十来个人，不知是谁已经闪电一般灭了电灯，他们自觉使用了过去电影里看见的那些地下党员在遭遇国民党搜捕时的应急策略，无声地排成了一条长队，从狭窄的楼道鱼贯而下，张文军引导着他们，在底楼的那个后窗，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跃窗而出了。

还是有人发出了声响，我姐记得，刚才那个同张文军亲密无间的胖女人，那时忽然蹲倒在地，她低低地呻吟着，说她的肚子里那时忽然多了一台搅拌机，正狠命搅拌着她的肠胃。张文军却只是死命地要把她拉起来：“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小柯，你来扶着明华吧。”而那个被叫做小柯的矮子，那时却凑上去对张文军很好奇地耳语说：“我说文军，你妈呢，让她出去把那些公安打发走吧。”我姐只听见那小子的后脑勺上发出了一记清脆的掌掴声，然后他们最后这几个人，像几个装满了土豆的麻袋一样，胡乱地，不知是被谁的手扔出了那后窗。

我姐和郭明浩也许是最后逃出来的两个人。面对后窗外那片杂草丛生，乱石遍布的空地，他们发了会儿呆，那时，他们好像是听见张文军家的房门打开了，那几个陌生的男人正和张文军对话，似乎是要强行挤进张家的大门。那个时候，郭明浩还没等我姐反应过来，就做出了一件让他后悔终身的蠢事，他竟然绕到了那后墙的边上，想去查明那前门的动静。他那颗尖尖的脑袋终于被在门边站岗的那个大盖帽发现，一声喝斥惊雷般炸响，然后紧随而来。

他们已经无路可逃，眼前的那片荒地一直延伸到那排别墅的尽头，但是对任何一个绕到后墙这边来的追捕者而言，却是一览无遗，根本无处遁形。他们只有转向那道横亘在眼前的围墙。我姐从小就拥有攀爬的天赋，几乎没费多余的力气，就骑坐到了那浑圆的墙头上，而平时机灵、捣蛋的郭儿那时却仍在墙底下有些无力地扒拉着，他的悬在身体下面的双腿，那时就像是一只翻倒的蜈蚣的腿一样，在那儿绝望地挠动着。

不知是不是身后那白衣公安的喊声和脚步声，给了他神奇的推力，他到底翻上了墙头，却完全没有看清墙脚下面六七米高的绝壁，直接像一只毫无意志的包裹那样坠落而下。我姐呢，倒是顺着墙头一根粗壮的树枝，摸索着，隐入了黑暗的树丛。在枝叶的掩护下，她那时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十来分钟以前，自己还准备跟随他去浪迹天涯的男人，被黑夜里看上去有些疯狂的蒿草吞没了。

那两三个公安，看見他们的白帽子来到了墙边，浮动着，那帽子的底下飘来了几句唾骂，然后又不得不悻悻地漂走了。在几乎立刻降临的沉寂中，我姐悬空在那株刚才还被人赞美的槐树的树顶，感觉一切都像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幻梦。而且那幻梦那时在她的头脑中，还带着一点不由分说的野蛮，它不由分说地闯进了她的生活，然后将什么东西劫掠走了。

我姐接下去的记忆于是也变得亦真亦幻，她有些想不通，她后来在一笼竹子的旁边，将那个右腿已经摔断的郭儿扶起来后，怎么还可以飞奔。真的是飞奔，他们两个人飞奔过一大片红薯秧，那片地边，农民们刨出来的红薯堆积成了小山丘，即使那些小山丘也没能阻挡住他们。他们接着又穿过了一片包谷地，那些已经被掰光了苞谷的光秆儿，在夜色之中只剩下一大片灰扑扑的迎风招展的手臂，他们不得不用力扫开那些阻挡的手臂继续奔逃。他们涉河而过，秋天里已经冰冷刺脚的河水，也没有成为这两个轻盈的逃跑者障碍。他们像两只技艺娴熟的鸭子那样，疾速地涉水而过了。他们来到了那条闪亮的铁轨之上了。那通往远方的铁轨带给他们希望，他们像那些平滑地飞驰而过的列车一样，在那铁轨上掠过，在我姐那时已经相当不可靠的记忆里，他们两个人竟然连任何的一声喘息也没有留下。

我姐实在是搞不明白，自己的记忆为什么要对那次绝望的，艰苦卓绝的逃离，做出那样的歪曲。

那样的逃离中，那似乎是永无尽头的黑夜里，那两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变成了两个丧失了重量的人。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姐也越来越愿意去相信那一场飞翔一般的逃离，是真实存在过的。

6

郭明浩住进了厂医院，他右腿胫骨骨折，不得不打起石膏卧床休息。从最初的那些天开始，我姐就前往医院全心全意地陪护。她的陪护开始于每天的下班时分，那些工友们就会看见这个白头发的老妹儿，从工厂的大门起开始她急切的奔跑，她脸上的表情就像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去奔赴一场命中注定的牺牲，当然，也许还有一层欣悦的光亮。

连和郭儿同病房的刘叔也被我姐的投入感动，他看见我姐如何耐心地将端到床头来的饭食，一粒不剩地喂进郭明浩的嘴中，她为他擦脸时的那种一丝不苟，决不放过那张脸上的任何一个旮旯，甚至她扶着那个瘸腿的男人前往走廊尽头的公厕小便，也很坦然的样子，虽然会及时别过脸去，但手上搀扶的力量却沉稳地没有减少分毫。那刘叔是起来打早点，下楼梯时摔断了左手手肘的，那时就用同样打了石膏的手肘撞着郭儿说：“你这老妈可真年轻啊，对你也真够将就的啊。”郭儿听了只有苦笑，他其实已经早就没了妈妈，他的妈妈在他三岁那年投了长江，现在就剩一个畏畏缩缩的眼镜老爸陪他，那断肘大叔是前几年才调来厂里的，所以并不知晓那起当年轰动一时的自杀事件。

我姐的献身行为就这么持续到了第4天，那些天，她往往要午夜之后才折返回家，有时索性就趴在郭儿的床边睡死了过去。就在那第5天的早晨，我姐从她那段时间里始终泥潭一样的睡眠中惊醒，却被一张迫近的脸孔吓了一大跳。那脸孔当然就是我伯母的脸孔，方方正正，就像是一块正在老去的石头，看她睁开了眼来，那块只相距了不到二三十公分的石头左右摇摆了起来，她的叹息甚至喷到了我姐的皮肤上，然后我姐就听到了下面这些字句接连喷了过来：“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呢，我看你是完全疯了，你都不知道厂里人都在怎么说你。我怎么就生下你这么个东西呢。”我伯母很快就在自己的呢喃中变得泪水涟涟，她叹息着离开了我姐的床头，在我姐出门的时候，又装着不露声色地正告我姐，你给我听着，晚上下了班就给我准时回家哦。

同样的叹息，在郭儿的病床边，也追随着我姐。那是来自郭儿的那个技术员老爸，他看着我姐任劳任怨履行一个妻子的义务，脸上反而布满了愁云，他的那张向里凹陷的尖脸，始终保持在几米以外遥望着我姐在那里实施着陪护的一切，像个巫师那样看透了随后那个暗淡的结局。

相反郭儿倒显得平静，他那时候的面色看上去就像一小片平静的潭水，张文军倒是来看过他一次，带来了据说是部队里特供的奶粉。他坐在郭儿的床边很快又变得滔滔不絕起来，他摇晃着他那双扇子一样的大手，说起了刚刚看过的一部叫《彩云飞》的台湾电影，那里面有一首邓丽君的插曲叫《千言万语》，“你们不知有多好听啊，”他的五官又因为那一刻燃烧的表情，舞动起来，仿佛那天夜里的搜查从未发生。

刘曼丽却不辞而别了。那天，我姐和郭儿两个人当着张文军的面也不好追问，我姐最后还是不露声色地提到了刘曼丽，问张文军最近见她了吗，没想到那张文军竟咬牙切齿地嘟哝了一句：“那个死泼妇。”他的兴致似乎一下子因为这个泼妇而遭遇了寒霜，只应付了几句，就匆匆告辞了。我姐却禁不住接下去分析刘曼丽可能的“作案动机”（那会儿她正入迷于那本外国小说《希腊棺材之谜》），她对郭儿说：“你注意到没有，在那场沙龙之前，刘曼丽是那么热心地邀约我们，生怕我们爽约，而她自己却临阵脱逃，你不觉得可疑吗？而那个胖护士又和张文军打得那么火热，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大胆假设，她是因为张的变心才策划了一场复仇的行动呢？会不会就是她通知那些公安深夜查户口呢？而且，还一箭双雕地捎上了我们两个……这，也太吓人了吧！”

而那时郭儿躺在床上，听着我姐越来越激动的推理，他那平躺的脸上仍然死水一样，只是最后才浮上了一层淡淡的笑容，比一丝涟漪都还要清淡。

又过去了几天，上午十点左右，我姐正埋首于工作台前，背后忽然响起了一声惊呼：“老妹儿，不，贺明淑贺明淑，你妈上树了，你快去看看啊。”她放下手中的活计，就朝家属区的那片高高的坡顶上跑去，一路上还忍不住去想：“我就知道那天早上的警告不会烟散云散，我怎么乐观到以为她会就此善罢甘休了呢。”

我姐他们的那幢4层灰砖楼房，就坐落在整个长江厂的制高点上，楼前的那棵桑树已经悄悄生长得高大参天，它巨大的树冠已经横垮了家属区里那一条三合土路，并且早已超越了我姐家3楼上的那个阳台。谁也不知道我伯妈是怎么攀上那独木桥一样的粗枝的。那根树直通我姐卧室的窗口，估计伯妈就是从那里起步，然后踮着脚尖来到了那繁茂的树木中心的。最早发现她的，是同她一样头天上了中班、在家轮休的某一个同事，那是个胆小怕事的女人，她就呆在那树底下不敢出声，只是傻傻望着我伯妈那“平衡木”上的表演，她那死人一样的脸色最终引来了更多的围观者。后来的那些围观者对我姐说，我伯妈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一副痴迷的表情，似乎那忽然附体的树枝上行走的能力，让她欣喜不已，她沉浸在一个人的行走中，眼睛只盯着脚丫前方四五米的半空，仿佛在接受来自于那个虚无之处的指令。

我姐赶到的时候，只是看见了那场表演的尾声。在她撕扯心肺的急促呼吸中，她看见自己的母亲只穿着深蓝色已经泛白的破旧单衣（那其实就是她的睡衣），在那一根树枝中间扭摆着屁股找寻平衡。她甚至连鞋子都没穿，就光着那只我姐无比熟悉的39码的大脚，正一毫米一毫米地挪动，我姐仿佛已经看见，那脚丫因为无比的紧张，已经收缩得像一只耗子了。我姐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那些人把她推到了最前列，一边高喊着：“贺妈贺妈快下来嘛，莫玩儿啦，你女儿来了，有什么话就对她说吧。”而另外的一些人，仍然忍不住在那里此起彼伏地打趣：“贺妈贺妈，收收脚吧，你那里应该是看得到长江了哟，就帮我们打个望，看看那江水涨了没涨？”

在那树枝的中央，我伯妈果真停驻了下来。她似乎是听进去了树底下那些纷乱的喊叫，她迟疑的脸色似乎显示她开始了思考，她没看我姐，也许她其实根本就不敢朝树下看一眼，她的逐渐失去了血色的脸孔，透露出她内心里忽然涌上来的恐慌，不知过去了几分钟，她的颤抖的声音终于从人们的头顶飘下来了：“告诉她，再也不要去看那个瘸子，再也不许跟着那些坏人乱来了。”她的语气听着像是我姐并没在现场，也并没有在她的身子底下默默地哭泣。那些群众却不管这些，只是一个劲推搡着我姐说：“答应她吧，这就答应，这可开不得玩笑啊。”他们没有想到，我姐的嚎哭会在所有人的嘈杂声中异军突起，她满心的委屈，劳累，苦闷，凄凉，如同无法抑制的呕吐物，全都倾泄在了那粗暴的哭声里。

就在那不断间的哭声里，我姐好歹被人拉回了家。树底下的众人听着她雄壮的中低音进入楼道，一步步上楼，最后被关闭在了家门之后，都静默了下来，而我伯妈却完全没有了重返她出发的那个窗台的勇气，她骑坐在那条悬空的树枝中间，直等到铜元局街上的消防队开来了云梯，才嘴唇发青，哆嗦着倒在了那位前来解救她的消防兵怀里。

我姐再也没去郭明浩那里，她带着一副垂死的面具上班下班的过程中，又听说郭儿因为肝炎复发，已经从厂医院转去了阳县的那座传染病院，而那天下了白班，我姐回到里屋，就反锁了房门，开始了她的绝食。

恰恰在那天吃晚饭的时候，肖利端着一搪瓷盅的红烧鸡，出现在了我姐的家门外。那男人面对前来开门的我的伯妈，两只眼睛包括那只一向清亮的左眼也转向了别处，他面对我伯妈招呼他进门的惊喜叫声，反而有些想要逃跑，他递上来的那一盅美食，也好像是不知从哪里偷来的，他的双唇往里回收着说：“我姐让我一定过来看看，还杀了鸡，我烧的，不知你们吃不吃得惯。”他在我伯妈接过那搪瓷盅的一瞬就如释重负、一脸放松地慢慢下楼去了。

我姐和我的伯妈都没有想到，肖利的送食行动后来会成为晚饭时间固定上演的节目。今天红烧鸡，明天烧排骨，后天干煸鳝鱼，所有这些，都是那年月并不常见的好东西，我姐躺在里屋的那张床上，已经越来越虚弱，她在每一个黑夜来临的傍晚，就会如期听见我伯妈那一惊一咋的呼叫，而那个男人含糊的话语，在我姐一天比一天吃力的听觉中，也成了定时播放的咒语，即使没有看到那个记忆里有些凹陷的瘦脸，她也可以感知那张脸背后主人的偏执。那其实是一种最阴沉的坚持，我姐知道，就像那个时分正在来到的黑夜，是任谁也阻止不了的。

最后的那一天，那个门外的送食人送来了一盆鱼，据说那是肖利跟随那些捕鱼人，守候了一个通宵才得来的。那是一条4斤多的大花鲢，肖利声称自己是第一次下网，所以连那些鱼儿也欺生，旁边的捕鱼人见他的网里一直没动静，就劝他放弃，很豪爽地要将自己的收获匀给他一点，但肖利却死活不肯，直到那一天的曦光被透亮的冬日暖阳取代，那只慈悲的花鲢才投入了他的网中。全靠花鲢发善心，他就是那么说的，那天肖利双手发抖地将那盆麻辣鱼递上，我伯妈看见了他满手的冻疮，当即就哽咽了。

待肖利人走，她端起那盆鱼就来到了我姐的屋门边，我姐听见她带着哭音喊着：“明淑啊，快来吃鱼啊，人家肖利的一片心意啊，人家为了抓条鱼，手都长冻疮了啊。”她拖长的声调让我姐在奄奄一息中回想起了每到年节，我伯母在饭桌边对那些亡祖的呼唤，那呼喊让她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死人。那声音接着又喊来了她弟，她叫他和自己一起喊我姐出来吃鱼，可小弟还没有开口就先哭开了，这段时间那些美食几乎全进了这小子的肚腹，他有些搞不懂为什么这个晚上就必须要在那鱼盆儿的旁边，给他姐下跪，就满心疑惑地哭开了。

我伯父也加入了进来，他之前照例是在喝着他餐餐都离不开的那一盅老白干儿，白干儿下肚，那个阴沉不语的影子也开始了咆哮：“造孽呀造孽呀，你们两个给一个活人下跪，是在求她快死吗？”

里屋的那张床上，我姐知道她的反抗已经土崩瓦解，她的泪水仿佛是突然醒过来的小动物一样，从那宽大的因为绝食而变得浮肿起来的脸庞边滑落，她知道自己这具垂死的躯体，已经没有了别的出路。

我姐的婚礼后来在一个下雨的星期天举行。那一天出奇的寒冷，雨落下来，迅速就凝结成了介乎于雨和雪之间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些细细软软的银针，一根一根刺向前来的那些宾客的头顶和肩头。

喜棚就搭在肖利他们那排平房前的空坝里，用的是双层的编织袋当棚顶，倒也严严实实把雨雪挡在了外面，但顶下空空的支架却挡不住风，不时偷袭而来的寒风，让围坐在席桌前的那些亲友不时像被击中了似的抽搐那么幾下。端上桌来的热菜，升腾的热汽也很快就变得奄奄一息，而康城人喜欢的蒸烧白，回锅肉，眨眼之间就变成了肉冻。

厨师的班底是肖利找来的，他对烹饪有很大的热情，还通过一个同学认识一大帮厨师朋友。所以他自认为那一天的席桌菜，远远优于之前那些粗糙而应付的喜宴，所以那会儿就很有几分得意地朝我姐看去，而我姐呢，已经决定了要像一个死去的人那样，去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所以那张方脸那一会儿看着就像一块冷铁，还泛着青光。他们相跟着挨桌去敬酒，席桌上那些长辈见了，就忍不住用耳语提醒我姐：“你该笑笑啊，场面上至少要过得去，别惹急了你妈她又乱来啊。”我姐却没有答理那些长辈一句话，只是像一个落寞的孩子那样，看向了别处掉开了脸去。

没想到我奶奶却喊叫了起来。她坐在最高的席位上，突然举起手中的那根核桃木拐杖，击打桌上那些堆积的碗碟。我姐立即撇下肖利，像一只突然醒来的小兽那样，扑向了我奶。她扶起我奶仍然在空中狂舞的双臂，眼泪就下来了，她说：“婆啊，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啊，婆啊，你可不能毁了这大喜的日子啊。”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一大家子中间，就我姐和我奶最亲，那老人看着我姐一身水红的棉袄，也一把一把抹起了老泪，她抱住了我姐像个任性的孩子那样说：“明淑，你不要走啊，我不让你去那肖家受苦啊……”这时，肖家的那4个姐姐早就围拢过来，听着我奶一点也不回避她们的恶语，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那肖琼本欲当场发作，最终却只是有些夸张地咽了口气说：“明淑，快别让你婆在那儿捣乱了，我看最好让她回床上好好呆着去，免得这凄风冷雨的，她老人家不知还要抽什么风呢。”她说着递了一个眼色，两个精壮的男工立马上前，将我奶抬离了席位。那老人那天不知哪来的疯劲，在两个小伙儿的臂膀挟持下仍然将手中的拐杖舞着圆圈儿，她的咒骂，即使在抬出去了十来米开外后，仍然铿锵地飘来：“明淑啊，我说的就是她们啊，这群恶人，你哪里是她们的对手啊，我们明淑要去受苦了，要去受苦了……”

肖琼那时已经沉不住气了，客人们看着她在席间喝斥那些帮工，也喝斥肖利。她还指着那个游魂一样在众人中间主动干杯的我伯父说：“看看看，再喝死一个，我们今天干脆婚礼变丧礼算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丧礼那个词，都有些想抽身离去，而那肖利那时只好过去搀扶已经喝傻了的我伯父，他最终傻笑着将一团秽物狂泄到肖利一身簇新的制服上。

7

康城主城开往阳县的早班长途车上，这一天上来了一个女人。她宽大的身躯我们似曾相识，只是在那个阴雨的冬日早晨，那女人用一条巨大的围巾将自己头和大半边脸完全包裹了起来，这让我们又有些不敢确定了。

女人上车后，拣了靠后排的一个单独的座位坐下，然后目不斜视地盯着车行的最前方。那辆早班车上，也没有几个乘客，多半是一些同那女人类似装扮的城里人，都很怕冷的样子，有些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家人，母亲或者父亲，带着他们的孩子，那些人也和女人一样，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一对圆鼓鼓的眼睛像刚擦拭过的镜子，直视前方。

两个多小时以后，班车在阳县那段著名的古城墙边进了站，车上这几个灰黑的乘客络绎步出车门。他们互相不大理会，连看也不相互看一眼，只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散散落落前行。那个未来的目标，成为了他们脸上那一层相同的庄严神色。

他们目的地，就是那座康城最大的传染病院。他们在接待处统一办理探试手续，有些人的表情已经缓和下来，尤其是女人们，甚至可以微笑地看向身边这些和自己相同命运的人了，但是那个女人却仍然十分愁闷的样子，在这样一个墙壁、房门都刷得雪白无瑕的，远离俗世的处所，总是飘荡着这样或那样的悲伤，那些一旁的女人看了，也不好再多问什么了。她们都看见那个一脸严肃的女人，这时好歹解开了裹头的围巾，她竟然灰白的头发，让她们惊异了一下。

你没有猜错，她就是我姐贺明淑。

我姐后来进了郭明浩的病房。郭明浩似乎是提前接到过通知，所以倒没有过多的惊奇，他一身蓝条的病号服外，特意套了件深灰色的夹克，极力显出活泼和随和的表情来。

从那间单人病房开敞的阔大后窗望出去，就是那条嘉陵江的支流阳河。河边照例是陡峭的山梁，在他们的视线之内，那条青碧的江水正拐出一道无与伦比的曲线。有一座化工厂，那些粗黑笨重的反应塔远看像是一座奇怪的森林，而迷宫一样交错的管道，有一些就直接伸进了江水中。

“你看，这里就这么奇怪，传染病院建在化工厂边，他们说是以毒攻毒呢。”郭明浩打趣道，而我姐看着他那一头依然卷曲的头发，嘴角那里不经意挂出来的讥诮的笑容，陶土色的皮肤，还有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动时那有些晃荡的姿势，所有这些她曾经那些熟悉的地方，这会儿汇集起来，却只是要提醒她，他们现在都不能触及的那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