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叔死了。

父亲打电话传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在远离梅村三百多公里外的兵工厂消磨青春时光，正十分空虚地盯住一只空空的炮弹箱，无聊地想象如何才能把自己裝进去，让它变成一口棺材。

父亲说，你赶紧回来吧。你五叔考试作弊，被人从考场赶了出来，他就跑到街上喝酒，然后就死了。你说，他为什么要作弊？他为什么要把自个喝死啊？

我没想到五叔会作弊，更没想到他会死。

五叔走上梅村小学讲台那天，肯定心潮澎湃，觉得自己的人生迈出了崭新的一步，往后就是一堆阳光灿烂的幸福日子。他打开课本的手因紧张而有些颤抖，但心情却十分的美好，美好得像一朵花。

其实，五叔能当上村小的民办教师，就好比天上掉了个馅饼，正好被他无比幸运的嘴巴接住了。虽然他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初中毕业，但我父亲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只是初中肄业，水平只比小学生高出那么一点点，也就指甲盖那么一点点。

父亲如此残忍地敲打五叔的短处，是因为他认为当上教师害了五叔。

五叔刚当上教师那阵，家里人还是挺高兴的，毕竟大家子农民中间出了一个有身份的人。那阵子给五叔提亲的队伍不断壮大，像不断壮大的蚁群，搞得全家人喜笑颜开，天天像过年。但风华正茂的五叔一点都不高兴，对那些姑娘不屑一顾，有时连看都不看人家一眼。家里人急了，问他怎么回事。他的回答很简单，现在我怎么还能娶个农村姑娘做老婆呢。

五叔甚至非常大胆地宣告，他的婚姻别人最好不要管，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一个好姑娘。不能说五叔异想天开，他还没有狂妄到想要娶个城里姑娘，也就是喜欢上了公社农机站那个叫李小娟的女孩，据说是他的初中同学。我猜想五叔读书时就喜欢上她了，因为有一次五叔喝醉了酒，仰天长叹他十四岁就想女人，结果四十多了连女人的手指头都没有摸过。我想他十四岁时想的女人应该就是李小娟。

没当教师前，五叔只能躲在某个阴暗角落偷偷地想李小娟，扮演自得其乐的偷窥者。现在，他认为自己有资格光明正大地追求李小娟了。他的理由很充分，自己已经是民办教师，算是半个公家人，而李小娟同样只是半个公家人，半斤对八两哦。

李小娟没有把五叔挡在千里之外，更没有逃之夭夭。她看到五叔从暗处的拐角走到阳光底下，再走到自己跟前，如同看到一只昂首挺胸的乡下公鸡正在靠拢。她眉头皱了三秒钟，也许是五秒钟，才想起那是自己曾经的同学。当这只公鸡发出“咯咯咯”的求爱声，她惊得差点合不拢嘴，想不明白这家伙怎么敢冒出这样的念头。

她对五叔说，你在那么偏僻的山村小学，而我在公社农机站，相隔那么远，要走到一起是不可能的。五叔像大冬天被人泼了一盆冷水，顿时变成了落汤鸡，身上的每一片羽毛都湿漉漉的，散发着阵阵冷气。但他不甘心，固执地追问到底要怎样才有可能。也许李小娟想尽快脱身，或者不想表现得太冷酷，她说你先调到公社中心校再说吧。

这句很他妈不负责任的话，给了五叔肥皂泡一样的希望。用我父亲的话说，从此他就走上了邪路，从此他就成了十足的傻瓜。

捧着肥皂泡一样的希望，五叔找到公社管文教的领导，要求调到中心校。

领导像是看到一只突然闯进自己领地的癞蛤蟆，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

领导非常震怒，产生了一种想把桌子拍烂的冲动。

领导训斥五叔，你凭什么调到中心校？你知道自己是谁不？你才当了几天教师，别说还一点成绩没有，就连教师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明白，就不安分了？你以为教师这碗饭是白送给你的？你回去好好反省自己，今后决不允许再提这种毫无道理的要求！

碰了一鼻子灰的五叔，转身跑到李小娟跟前诉苦，想得到某种同情或理解。李小娟说这是你自己的事，跟我说一点用都没有，你调不过来就别找我。你调不过来就该老老实实待在梅村教你的书，再找个姑娘结婚生子。

五叔垂头丧气回到家里，把自己狠狠地摔倒在床上，惩罚性地把自己饿了两顿，并望着蚊帐上的一个破洞反省。五叔反省到了骨头深处，还是发现爱情的魔力大如天，于是下定决心要继续努力。

但他的调动申请注定只能是自弹自唱，就像夏天的知了傻乎乎地跟自个聒噪。直到农机站的李小娟都结婚嫁人了，他还木桩似地插在村里的小学校，无助地望着学校屋檐下悬挂着的那口破钟，痛苦地想象李小娟的婚礼。

家里人劝五叔，你已经得不到李小娟了，用不着再拼死拼活往中心校调了，就在村里找个姑娘算了吧。这相当于在五叔的伤口上撒了把盐，甚至是在他身上重新划了一刀，他在愤怒中把手里的碗都砸了，瞪着全家人忿忿地说，我为什么要找个村里的姑娘？我为什么不调过去？现在我更要调过去，我要让李小娟看看我到底是谁！说完摔门而出，把梅村的空气弄出一个很深的洞。

五叔像头倔犟的蜗牛，朝着中心校顽固地爬动。但公社都改成乡了，他还没能跨出村小半步。这期间，李小娟当上母亲了，李小娟的女儿上学了，李小娟的女儿小学毕业了。一连串发生在李小娟身上的事件，五叔不可能无动于衷，我相信一到夜里他就会望着蚊帐上的破洞哀声苦叹，接着是一番赌咒发誓。

我考上大学这件事，在五叔看来无疑意义重大，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希望。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五叔显得格外激动，好像考上大学的是他，而不是我。他忘乎所以地敲响了村小的破钟，还朝着天空大声叫嚷：考上了考上了，狗日的考上了——

他异乎寻常的举动吸引了无数双眼睛，其中包括十几条狗和一群鸡。他把通知书当布告一样向围观的人群宣读，有后来者没听到，他就不厌其烦地再次朗诵。最后，他环顾了一下四周，问了一个自以为很深刻的问题：你们知道西安是什么地方吗？西安就是长安，是古代的京城，就像今天的北京。我的乡亲们一下子就把目光拉到了天边，好像已经看到了长安，看到了北京。

那天夜里，五叔在没人劝酒的情况下喝醉了，还不由得流了一场眼泪。他说这是激动的泪水，是幸福的泪水，到最后他嘴里就剩一句话：老子有希望了。如果不是强行把他按倒在床上，他会把这句莫明其妙的话重复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酒醒后的五叔拍打着自己可能还有些生疼的脑门，要我跟他到乡里去一趟。我不明白到乡里干什么，就拿眼睛看我父亲。父亲咬了咬嘴唇才说，你就跟你五叔走一趟吧。当时父亲的表情有些古怪。

跟在五叔后面，我没根没据地想象西安和大学的样子，像沉溺在梦中，自得其乐。偶尔抬头看一眼五叔的后背，发现比以前挺拔了许多。后来就碰到一个熟人，当然是五叔的熟人。他硬是把別人拦下，指着我说这是我侄儿，是我过去的学生，现在考上了西安的大学。别人就一脸的羡慕，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还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接着恭维五叔，你能教出一个大学生真不简单啦。五叔眼里顿时飞出一群蜜蜂，有些神采飞扬了，踌躇满志了，斜斜地望着别人头顶上方说，其实教出一个大学生也算不了什么。

路上一共碰到九个熟人，五叔像个老练的戏子，把这段剧情重复了九遍，连一个细节都不曾改变。我就像一件道具，譬如他手里的一把扇子，需要时就把我打开摇晃几下；或者我是他裤兜里的一枚勋章，时不时就把我掏出来炫耀。这令我十分难受，求他别这样。他立刻把眼睛瞪成一对牛眼，你说什么？难道我的学生考上大学我不可以对别人讲吗？难道我没有这个荣幸吗？我还没有向全世界宣布呢。

我只能无奈地把头低下，随时准备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五叔领着我一路招摇着到了街口，他的腰板挺得更直了，眼睛却东张西望，不知道他想看到什么。走进一家店铺，五叔很豪迈地买了一包红梅烟。店老板显然认识五叔，他说梅老师，听说你侄儿考上大学了？五叔指着我说就是他，也是我过去的学生。屋里的人就把我当猴子一样打量，说梅老师你教书教得那么好，应该调到中心校来才是，来教我儿子吧。五叔望着货架上的某件商品说，难啦。接着还摇头，还叹气。别人就不吭声了，看来他们很清楚五叔过往的事情。

从店里出来，五叔还在张望。根据他前面的举动，我想当然地认为他想看到李小娟，那样他就可以把我隆重推出，表演一段扬眉吐气的小品。但一直走到街的另一头，也没看到李小娟的身影。我问五叔我们还要干什么？他说当然是去乡政府。我才明白他的真正目的是跑来找乡领导的。

找到管文教的副乡长，五叔一边递烟一边介绍我，并特别指出我是他的学生。副乡长很热情，还起身跟我握手，可能因为我是那年乡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他说你是我们全乡的骄傲啊，到了大学要继续努力学习，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材。趁着副乡长的热乎劲，五叔赶紧说，乡长啊，您看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调到中心校了啊？

副乡长明显有些意外，愣怔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按说你的学生能考上大学，说明你在小学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证明你是有能力的，要求调到中心校并不过分。但问题是你只是个民办教师，这就相当困难了。如果你是公办教师，凭你教过的学生能考上大学这点，再难我也会想法给你把事情办了。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安心教书，为你们村子多教出几个大学生，多教出几个大学生也许就有希望了。

我看到五叔充满期待的目光一下子飘散开来，还散落到地上，像一地鸡毛。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乡已经变成镇了。

五叔要我到镇上找领导说说他调动的事。他以为我大学毕业就是个人物了，到镇上一亮相，镇长就会给我面子。可我清楚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家兵工厂的普通职工，说的话不比一只苍蝇的叫声更有分量。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委婉地拒绝。五叔暴跳起来，说我不给他面子，是在摆臭架子。为了不使误会更深，我无比痛苦地描述了一番自己糟糕的境况，几乎把自己贬成一堆臭不可闻的大粪。他很吃惊，说没想到你的大学白念了，我还一直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呢。我惭愧得不敢再看他，像犯了天大的罪。

有一阵子，镇里的教师要在中心校集资建房，五叔很高兴，认为自己调不到中心校，但还是可以住到镇上去的。他一高兴就跑到镇上给我打电话。我却认为他在村里教书，跑到镇上住没有必要，甚至有些可笑。我刚把这层意思说出来，他就在电话里吵开了。他说他们不调我到中心校，难道我自己住到镇上也不可以吗？我愿意每天从镇上到村里教书，别人管得着吗？

我只能装聋作哑。

五叔发泄一通后，才说我打电话是想跟你商量，到时集资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我心头咯噔一下，因为我是个穷光蛋，最听不得的就是钱。我继续沉默，但五叔却要我开口，他固执地追问我到底借不借。我知道逃不掉，差点把嘴唇咬破，才发狠说借，当然借，就是把我身上的肉卖了也要借钱给您。五叔很满意地挂了电话。我却很不满意，打了自己一个嘴巴，然后就望着天花板发呆，想象自己挂在肉摊的模样。

但半年过去了，五叔却再没有来过电话。

那个春节回家，我问五叔还要钱不。他只淡淡看了我一眼，说你的钱没用。我不明白他的话，问他难道我的钱不是钱？他狠狠地把烟头扔到地上，谁说你的钱不是钱了？我说过你的钱不是钱了吗？我只说你的钱没用了，就是没用了。有钱他们也不给我房子住。

原来住集资房是有条件的，像五叔这种民办教师根本没有资格，何况他还是个单身。我不知道这种规定是否合理，也不知道怎样安慰五叔，就打着哈哈说住在村里其实挺好的。五叔盯住我看了足足半分钟，才重新开口说话，那你怎么不回到村里住？不等我回答，他接着又说我就是觉得镇上比村里好，我就是要到镇上去住。我要能转成公办教师，我就能住到镇上去了。

我说现在民办教师不是可以转公办了吗？

五叔说那是要通过考试的。他说他都考好几次了，但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你说，我是不是运气很差？我装着没听见，因为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春节期间，五叔让我帮他辅导一下初中的数学，我却发现他的书本上写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民办教师<公办教师”“公办教师=中心校”“公办教师=集资房”“我为什么不能到镇上”“我一定要到镇上”“我一定要成为公办教师”“一定要坚持到底”“坚持就是胜利”“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我暗暗吐了口气，并偷偷打量五叔，发现他已经隐隐有了几根白头发。

那是最后一次转公办的考试，考场一如既往设在县中。五叔在头天傍晚就赶到县城，并在县中附近找了家旅馆，打算吃过晚饭好好睡上一觉，养足精神迎接第二天的考试。由于神经过于紧张，他根本睡不着，也许是他上床太早了，才八点多钟。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出了旅馆大门。

五叔很少上县城，所以县城永远都那么新鲜。走在街上，他像个地道的乡下人，眼睛不够用。县城的夜晚灯红酒绿，花枝招展，像个赤裸裸的女人。县城的夜生活像电影镜头一样在他眼前闪动，他的内心就泛起重重波浪、无数浪花，觉得这才是人待的地方，这才叫生活。他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几十年来过的简直是猪一样的日子，比较出这样的结果是令人痛苦的，叫人生气的，他开始在心头诅咒。

诅咒是一种力量，诅咒最后变成了誓言。五叔望着街头的一盏路灯发誓，老子一定要通过考试，一定要成为公办教师，一定要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事实上，即便到这个时候，五叔也没有奢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城里人，他的目标还锁定在镇上，想成为镇上的人。镇上比不过城里，但比村里强多了。从这点可以看出，五叔其实不能算是好高骛远的人，几乎称得上脚踏实地。

五叔转悠到了县城中心广场，很意外地碰到了李小娟。李小娟是到城里看女儿的，她女儿初中毕业上了卫校，卫校毕业留在县医院当了护士，现在母女俩手牵手出来散步。如果是在镇上，五叔和李小娟可以假装不认识，最多对望一眼。但这是在城里，在陌生的人群中间，他们要装着不认识就显得做作、矫情，而且可笑。更何况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曾经沧海桑田了，能够很好地把握自己的情绪了。

五叔没能忘掉李小娟是肯定的。李小娟是不是已经把五叔忘得一干二净呢？也许她从来没有喜欢过五叔，但她肯定记得五叔曾深深地爱过自己，甚至到现在还爱着，就凭这点，作为一个女人，她不可能面对五叔的惊喜样子做到熟视无睹，更不可能不屑一顾，除非她的每一滴血都是冷的，放在冰箱里冻过。

五叔的惊喜不仅仅是碰到了李小娟，还因为他发现李小娟身边的女孩简直就是李小娟当年的翻版。五叔的心脏肯定像乒乓球一样很不规则地跳了几下，然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李小娟身上。李小娟让女儿叫梅叔叔，没让女儿叫梅老师。在五叔听来，“叔叔”这个词比“老师”亲切一百倍，温暖一百倍，像一枚刚出锅的荷包蛋，从他的喉咙一直滚落到心底，让他内心瞬间冒出一团热气。

李小娟问五叔到城里干什么。

五叔说考试。转公办的考试。

李小娟就不说话了，脸上飘过些许的尴尬，还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酸涩，显然她很清楚五叔的过去和现在，明白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她想过要安慰五叔几句，或者劝他几句，但那些话怎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只说了一句，我相信这次你肯定能通过考试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睛是盯着五叔的，似乎这样就能给五叔信心和力量，就能弥补些什么。

李小娟和女儿都已经没影了，五叔还站在原地。他觉得自己还有好多话没说，心头很有些遗憾。不过李小娟那句鼓励的话，还是让他感到一丝安慰。他在心里把这话当成天籁之音咀嚼了半天，才转身往旅馆方向走。我相信李小娟这句不痛不痒的话，在第二天的考试中成了五叔的一句咒语。

往回走的路上，五叔的心情是相当愉快的，并相当奢侈地花十块钱买了包红塔山香烟。如果不是想到第二天要考试，他肯定会钻进某个酒馆好好喝两杯。回到旅馆抽掉三根红塔山，倒在床上却没能很快进入睡眠状态，碰到李小娟的情景还在他脑袋里不停地闪动，像一群乱窜的耗子。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天是蓝的，阳光也很美好，一副世界充满希望的样子。但好天气没能给五叔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他明显睡眠不足，脸有些灰，头有点痛，心里莫明其妙地发虚。但他必须走向考场。

参加考试的人一次比一次减少，因为每次都有一些人通过了考试，他们是一些聪明的幸运的鱼，顺利地逃出了考试这张大网。像五叔这条很不优秀的鱼，到了最后还在网里苦苦挣扎。那时他肯定还没想到，到头来鱼死了，网却没破。

上午考语文。试卷发下来，五叔先闻了闻新鲜的墨香，接下来看考题。第一道题是“汉字注拼音”，每次考试好像都是这种套路。第一个词是“饕餮”，五叔的目光刚碰到这两个字，脑袋就嗡地一声，像当头挨了一棒。他感觉自己从来没见过它们，更别说注拼音了。他试图从记忆中找出这两个字，但根本找不到，怎么看它们都是那么陌生，而且丑陋无比。他甚至怀疑汉语里压根就不存在这两个字，觉得出考题的人有毛病。产生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他有了怨恨，有了烦躁，也有了惊慌。

按说，五叔经历了那么多次考试，应该很有经验了，应该冷静下来，跳过这个难关，把注意力转移到后面去。但他竟然不可思议地没有那么做，而是足足在这两个字上停留了十分钟，像是被鬼缠住了。他想抽烟，于是掏出一根塞到嘴里，但刚打燃打火机，就被监考老师给制止了。这样一来，他的情绪更糟了，接着做下面的题时，发现许多原本熟悉的内容，就是写不出来。出现这种情况，真的让他大吃一惊，脑袋不听使唤了，像有一群狗在打架、嚎叫。他很想上厕所，并举起了手。监考老师有些惊讶，有些怀疑，因为考试才过了半个小时，但最终还是勉强答应了。

五叔蹲在厕所点上一根烟，望着前面的尿槽想了很多，当然也想起了李小娟鼓励的话。他命令自己一定要冷静下来，还用拳头猛砸了两下自己的脑袋。回到考场，他强迫自己往下答题，但经过刚才那番折腾，他的思维和记忆明显受到了损害，把卷子写得一塌糊涂。这个情形令他十分痛苦，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他闭上眼睛，想使自己变得清醒些，但想到的却是这次考试失败一切就完了这种很不合适宜的问题，这无疑加重了他的紧张与慌乱。

不过，他睁开眼时，却有了意外的发现。他看到邻桌有半张已经做过的卷子从桌边耷拉下来，像是看到一根救命的稻草。没有丝毫犹豫，他抓住这根稻草就不放手，不管不顾地抄了起来。那一刻他肯定忘了自己是在考场参加考试，因为他的举动是那么自然，身体很自然地倾斜，脑袋很自然地来回转动，他沉浸在意外的收获之中。我坚持认为，从一开始五叔就处在梦游状态，因为监考老师的一声断喝，没有使他惊慌失措，他表现出的是傻愣愣没有睡醒的样子，好像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卷子当然被没收了，还被告知下午不用再参加考试了。

五叔一片茫然地走出考场，走出县中，走到街上钻进一家酒馆。

那时还是半上午，酒馆里空空荡荡，冷清得像坟场。

两杯酒下肚，五叔才清醒地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正是这种清醒把他推向了深渊。起先店老板没注意，但过了不到半个小时，猛然发现五叔面前的白酒瓶子已经见了底，不禁大吃一惊，心頭害怕起来，赶紧要他走人。

走出店门的那一刻，五叔已是泪如泉涌。

悲伤的五叔摇摇晃晃地走出十几步远，便一头栽倒在地，没人来得及扶他一把。他就像梅村小学的那口破钟，被风吹落到县城的街头。虽然随后他被送到了县医院，但他在栽倒时其实就已经死了。

家里人是在那天晚上得到消息的。

父亲说五叔的眼睛一直大睁着，一副很不死心的样子，好像这个世界还欠着他什么。

父亲还说，是李小娟打电话通知家里的，那天她正好在县医院她女儿那里，如果不是她，城里根本没人认识你五叔。

敬东 男，本名周敬东，曾用笔名九段。1968年生于重庆长寿，现居重庆。早年写诗，长期为自由撰稿人。著有《恶搞的历史》、《盛世版图》等系列历史文化书籍。认为小说即为熟悉的普通人立碑作传。

[责任编辑 蒲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