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立力

最近，湖南永州的“唐慧案”勾起了人们对八年前孙志刚事件的回忆，以至于腾讯网在“今日话题”栏目中打出“唐慧能否成为第二个孙志刚？”的标题。其实，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早已提上议事日程。2005年，“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调研、试点工作正在开展。参与起草工作的同志表示，未来“劳动教养”将被“违法行为矫治”取代，其中广受诟病的“管制程度高”、“程序缺失”、“期限过长”等问题都将有深刻而全面的改革。然而，据有关新闻媒体报道，各方围绕劳教改革又确有一些纠结。在主张改革暂缓者看来，很难找到有效的替代制度。这种观点值得思考。面向“后劳教时代”，我们在组织社会管理的思路上，尤其是对管理目标设定、管理權力运用以及管理方式选择的调整，似乎越来越紧迫。

首先，社会管理目标要更合乎民心。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离不开政府引导，这是我们的优势，但也造成公权力过多介入私人生活，公私利益空间拿捏失当的顽疾难免存在；而与之对应的是，在积极、持续的法治宣传下，群众的权利意识显著提升。套用一句时髦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当前频频出现的针对公权力部门的维权行为存在结构性原因。维权行为可能以不和谐的方式呈现，但根本上还是源于群众对政府解决问题能力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民心最直接的存在方式和最直观的衡量指标。唐慧案始于“不恰当”的维权行为——闹访。因为不少基层政府认为，稳定对于经济发展十分必要，上访则必须被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