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

作语言与文化比较研究，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自我和非我的关系，这事关研究者的基本取向。对于汉语语言文化的学者来说，既要坚持汉语话语本位观，又要坚持多元化的语言文化观，汉语语言文化研究才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积极健康发展。

自我和非我的关系

要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世界，必须通过辨别对比“非我”才能实现。斯宾诺莎提出这样一条定理：“任何个别事物，即任何限定和有条件存在的事物，除非有自身之外的原因使其存在和行动，便不可能存在或在一定条件下行动。”[1]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由自身确定，必须依靠他者来确定，事物的性质只有在与他者的对比关联中方能清晰显现出来。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讲到：“如果我们谈到非我，那么非我的事物必然是不同的，‘非我和‘不同乃是同物而异名。”[1]哲学中非我的概念，也可以解释异我文化概念，代表不同于自我价值观念的东西。非我的他者的存在是实在的，并不是自我可以杜撰、虚拟出来的。

西方对中国有两种全然不同的认识，理想化的中国和丑化的中国[1]。17世纪欧洲刮起了所谓的中国风，把中国当成道德完美的理性国家。法国的蒙田把中国看成“欧洲的典范”，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明可以为欧洲许多道德、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天下最合理的帝国”。而稍后18世纪的欧洲则又表现出另外一派全然不同的景象。狄福通过笔下的克鲁梭表达对中国的厌恶，说中国人是“野蛮的异教徒”，中国政府是“绝对的专制”。……